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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眼’，以及其他不知道名字的头领们。部落中杰出的人没有一个能幸免，该部落几乎被会歼……科罗拉多的士兵们再次为自己增添荣誉。”
基文顿上校认为他的部队十分勇猛。“这天黎明，我攻击了一座有130多间棚屋的夏安人村庄，那儿有近900～1000名斗士。我们杀死了‘黑水壶’，‘白羊羚’与‘小长袍’……”事实上，这个村庄有八九十个棚屋，不足500人，他们三分之二是妇女与儿童，“白羚羊”被杀，“黑水壶”与“小长袍”幸存。
在“冷酷的第三堡垒”进入城镇后没多久，在阿波罗剧院舞台上演了另一场极其残忍的表演：100张夏安人的头皮被展出。海伦·亨特·杰克逊（那晚他没有出席阿波罗剧院）声称，观众们“狂喜地鼓掌欢呼”。
这些用绳子穿的头皮被挂在舞台上是十分可能的。然而，当这些头皮出场上演时，没有一个人——无论杰克逊夫人，还是其他什么人——存留下有关这返祖现象的舞台造型场面的详节，如日期，特显节目等；也没人记录下一则可能由基文顿或他的“冷酷的第三堡垒”提供的评述。当然，对这个场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参观阿波罗剧场展览的大量观众中，他们亲朋的头皮都曾经在这些土著人的剥头皮刀下失去。要是这些观众们确实热烈地拍手称快的话，它也确实证实了一位前来观展的英国人的评论：美国人可能是历史上唯一这样的民族：从一个原始状态，滑入一个从来不懂文明的衰落时期。
1936年，伊丽莎白·塔尔曼在接受《科罗拉多专刊》记者采访时说：
基文顿出发向沙湾进发时，我在丹佛市。约翰·M·塔尔曼（后成了我的丈夫）属第三军团，该兵团仅有部分人参加了这场战斗。我有一些用白人头发做的戒指，它们是从印第安人的尸体上取到的。要是你们那时也像我们那样生活，如同我们那样一直处于惊恐焦虑之中，几乎每天可以看见被印第安人杀死的朋友或熟人们的尸体时，你也就不会从内心对基文顿的行为进行指责了。
C·P·邓恩是一位19世纪有见识的学者，他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政府政策的文章，他声称基文顿疯狂突然的袭击，被证明是正当的。他的这一评述必定引起了置疑，或至少引起争论。邓恩撰写并沉思的那个时代，正进行着一场有关红种野蛮人是否有灵魂的学术性争论。
蒙大拿国会议员詹姆斯·卡范奥对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民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除非我所看见的是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
在聆听了科曼契人首领“银胸章”说他自己是善良的印第安人后，谢立丹将军对此做了归纳，他说：“我所见到的善良的印第安人都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而美国英语集合词逐渐无意识地把树立丹的评述简化为一句驰名的警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和拿破仑一样，谢立丹是位非凡的人物——仅五英尺五英寸高。据说，他有一个十分笨重的大脑壳，以至于没有一顶帽子能与它相配。有人断言，纵使像片也难以改变这一事实。他那双乌黑的杏仁眼睛，飘浮在下巴的小胡子使他的模样更像古蒙古皇帝的画像。然而，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他是一个“体格结实的普通爱尔兰人”，如同纽约街头讲演者那样，他在前额梳下一绺头发。历史学者斯蒂芬·安布罗斯把他刻画成一个固执的小矮子，说他“个性强烈，喜慷慨激昂；战争时间，狂热地渴求战斗；性急易怒，善苟评指责他人，但又不大能原谅别人，有暴发性活力，要求他的士兵永远是无所不能的人”。
卡斯特比他高出半个头，女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很性感的人。与谢立丹不同的是，他很少怀有妒忌之情，要不然的话，他两人必定是很相像的一对了。卡斯特可能是个火爆子脾气，即刻便可爆发，他喜好战斗，易于毫不容情地谴责他人，他只能反而激之，而不能顺而揉之，两个所见略同的人自然能够彼此相互理解了。谢立丹看出了他与这位年轻而鲁莽的骑兵的一种精神共鸣——一个人愿意使军队得以锻炼的话，他会认为，处置这些危险的红种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制服他们！
利特尔·菲尔·谢立丹得到他的上司威廉·特库姆施·谢尔曼的支持。谢尔曼将军本人也是个不畏强暴的人。10月15日，他给谢立丹写信说是该让印第安人自己决定是否要被灭绝的时候了。
作为这个政府的勇敢的人们与战士（这个政府已为和平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在履行一个最令人不愉快的义务，接受由我们的敌人所挑起从而使他们自取灭亡的战争。要是这场战争是以这些印第安人全歼为终结的话，那么也就是他们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充耳不闻，并负隅顽抗的结果。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碍于我们军队备战的工作的事。我也不允许那些用含糊不清的残忍啦，非人道啦的指责，来束缚你们的手脚。我要行使委任于我的根本解决问题的权利，要使这些印第安人，这些我们民族与文明的敌人将不再以任何借口、以他们所选择的理由为辩解，来制造野蛮的战争……你尽可按你的方式干吧，我要尽我的一切权力所在做你的坚强后盾，并顶住那些在你背后干扰你并想阻止你的军队行动的一切尝试！
沙湾事件应当足以使“狂马”或“坐牛”引以为鉴，然而，由于短缺如同谢尔曼、谢立丹与卡斯特这样的职业斗士，或者可能出自全人类的人文主义观念，使得“黑水壶”坚持他的天真幼稚，并继续坚信，红种人与白种人应当以同等的地位分享土地。于是，1868年秋天，利特尔·菲尔在安排结束由科罗拉多说教者开始行动的事件的同时，要求在砂岩总部的“黑水壶”参加同另一位白人首领W·B·黑曾将军的会谈。
一位名叫克拉拉·布莱尼的白人妇女同他的幼子威利被夏安人和阿拉伯霍人捉走，虽然部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被夏安人与阿拉伯霍人抓走，还是被邻近的基瓦奥人逮去，但大体知道他们还活着。这些印第安人提出要用赎金释放她们母子，黑曾将军想通过同他们谈判使她们母子得以释放。而谢立丹则压制这种想法：“在她丈夫与朋友被残杀之后，她自己遭受了也许是所有部落的可怕的兽性般凌辱，而后他们又要求用五匹矮种马的酬金做赎金，这纯属对仁慈的嘲弄。”
布莱尼对局势看法却不同。在第七骑兵团开始袭击的三周前，一个密使带来了克拉拉带给“仁慈朋友”的一封信，信中有些改动，但每一个陈述似乎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位女子的姓大都拼写为布里尼。没关系！不难理解她万分焦急的心情。
不管您是谁，只要你愿意用几匹矮种马，或任何东西把我们母子从印第安人手中赎回，并允许我在同我的朋友写信联系上之前，能和您呆在一起，我的朋友必定会重谢您的；我会为您做事，并尽我的一切报效您！
要是您住的离这儿不太远，并可抵达该村，而且，您又不害怕来的话，我求您试试吧。
这些印第安人用尽可能让我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期待着要把我赎出的商人到来，并把我卖给这些商人。您能被这个带信人认出吗？能告诉我他们是白种人吗？如果他们是墨西哥人的话，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卖到墨西哥，使我们沦为奴隶的。
要是您不能救助我，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吧，请代我写封信吧！代我给堪萨斯富兰克林镇奥塔瓦的W·T·哈里顿写封信，他是我的父亲。告诉他我们正同奥基瓦人或更安人在一起，他们说，在白人给他们安宁以后，我们即可回家。
请把愿赎我的人告诉我，并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知堪萨斯州长，给他们安宁吧。请把这些告诉州长吧！
我们是10月9号在阿肯色的莱昂堡南部被逮住的。我是克拉拉·布莱尼夫人，我的小儿子威利·布莱尼2岁了。
尽您的一切可能救救我吧，给“和平委员”们写封信，要他们今年秋天停战吧。为了我们的缘故，尽您的一切吧。上帝会为您所做的一切赐福的。
要是您能够让我听到您的答复的话，告诉您的想法吧。给我父亲写信吧！”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再见！
R·T·布莱尼夫N
又及：
我也是一个被期待之人，被我的儿子期待着。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小威利，他已经十分虚弱了。啊，上帝！救救他吧！救救他，仁慈的朋友！即使你不能救助我。下次再见！
要是卡斯特听到这些令人激动而发狂的恳求的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触动。他只是一名听从命令的士兵，不用怀疑他希望去救助这位妇女，但他是策略性地考虑这件事，他要摧毁敌人的大本营！单靠显示实力是不足以吓唬住那些人的，他的决心是彻底粉碎他们！一个月前，巴尼兹上尉给詹妮写信说不会给予宽仁的！一名落入敌人手中的骑兵，只有期待折磨与死亡；一名被第七骑兵团逮住的红种印第安人也休想活得太长。
卡斯特决定把这个兵团分兵几路，去包围“黑水壶”的村庄，这同8年之后，他在蒙大拿的方式十分相同。
一大群各种狗从营地跟随他们而来。但在开始发动袭击半个小时之前，他命令把它们杀了，以防止他们可能会嚎叫或狂吠，把印第安人惊醒。这些该死的家伙中，有一只名叫鲍勃，是条杂种狗。霍安军士把他称作是无恶意的小猫咪。多数狗都是用一个绳子套把嘴套住，然后勒死或刺死，可有人却把一根尖桩打进鲍勃的头，几天之后，鲍勃重新加入了这个兵团。听起来好似不大可能，但雷安说，就是这样。鲍勃又活了两年，可能遭受了恐怖的头痛。当第七骑兵团接受命令到南方去威胁三K党时，他们乘坐快车，从海斯堡出发前往堪萨斯城。途中，它自杀了。一名士兵知道的情况是“电报员史密斯”喝醉了，开始乱骂人，使可怜的鲍勃从窗子跳出去，“……这样结束了它的生涯”。雷安军士这样说，可任何一只头部打入尖桩还能逃生的狗，也应当从火车跳出去而照样大难不死。
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的这个命令意味着杀死了他自己的两只或更多的狗，但至少有一只幸免，那是最得宠的名叫布鲁契尔的猎鹿狗。
部队绝无声息而隐秘地出发了。谈话不得超过耳语，不准四处走动，不准跺脚取暖。卡斯特的骑兵们等待着黎明。突然从一块深雾中闪现出一颗晨星，伴随着十分明亮的火焰般的光升向天空。起先，这些吃惊的人们把它误认为是一枚火箭。只是由于你不会把印第安人同火箭连在一起你才会觉得很难理解罢了。他们怎么会把一颗恒星误认为是火箭？但他们确实那样认为。
苏人发明了夜晚用箭只发信号的方式。他们把潮湿的黑色火药涂在箭头上点燃。然后按照飞射的时间来表达它的含义——一个鲜明的轮廓，形成一种摩尔斯电码。沿华什地一带的印第安人是夏安人，但想到苏人发明的烟火弹信号的事，就不难理解士兵会把晨星想成火箭。
要不就是某些骑兵想到了夏安人的烟火信号弹。夏安人曾在堪萨斯制造了一种爆炸箭，是在箭头刃上装一个雷管，然后，把它们装在一个装有黑色火药的棉花包裹。碰击箭刃就会引爆雷管，它又会点燃炸药，便会产生一个小火花。虽然它们不是常常能发挥效力的，但这些夏安人确实用这个小发明烧毁了大量的兵站仓库。
再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夏安人从商人手中购买了火箭。
虽然，这些误解可以被解释，但卡斯特的士兵、军官以及他自己全惊呆了：“它缓缓地威严壮丽地继续朝那坐山顶升去。最初，它像一个火焰般耀眼的小小的明亮的球，但继续升高之后，好似球体逐渐变大，移动得更加缓慢，而当它迅速地从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颜色时，依次展现出灿烂夺目的七色光彩。无疑，我们似乎就要全部暴露。”
那天，要是夏安人的哨兵“双狼”是脚趾踩地，而不是背着地的话，他们十分可能早已被发觉了，然而，这天夜晚，天气特别冷，再说，这些穿蓝制服的人们还离得远着呢。“双狼”就撤回到他暖和舒服的棚屋里倒头睡着了。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因为当天下午有两名基奥瓦人曾经呆在村里，并带来消息说，他们发现了明显的装有蹄铁的马蹄印。夏安人对这一消息放声大笑，他们难以相信，在这样寒冷恶劣的气候情况下，军队会来尾随他们。一名基奥瓦人十分焦虑，他要独自动身离开，但他的同伴却要留他住宿，因为夏安人在这天晚上要跳舞。所以，这两名基奥瓦人留下参加跳舞，而卡斯特的人们则悄悄地走近了。“双狼”被冻僵后，便去打盹。
伊丽莎白在她的《紧随队旗》中，用最大的情趣唤起这个寒冷的夜晚，“兴奋与激动驱散了情绪热烈与激昂的士兵的寒意，当乐手们把冰冷的嘴唇贴在那更加冰冷的金属上时，欢乐的《加利欧文》曲子被吹奏出来，士兵们的心中顿时充满了由即将去完成无上光荣使命而唤发出来的热情与欢乐。”20世纪愤世嫉俗的参战士兵们，几乎是不会有如同伊丽莎白笔下的这样的情感的，但那时，似乎确实是真实的，当乐队开始以卡斯特的主题歌演奏时，他被冻得发麻的军队，立刻被激活了。也许甚至是激情奔涌地朝这个村庄冲去，用他们最快的神速朝那一座座高高的白色棚屋猛烈开火，安全地呆在家里的伊丽莎白可能是想像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场景。或者是重述了她所被告知的场景；可是，弗兰西斯·吉本森中尉亲临战场，他也描述了这充满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鼓舞人心的旋律终于喷发出来，在寒冷的清晨，那令人亢奋悦耳的声音响彻云天……”这些心潮澎湃的骑马队伍，如拉开闸的潮水从四面八方突然涌出，“山姆大叔”骑兵的密集队形渴望光荣……”
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袭击，使卡斯特赢得了一个新名字，从那天起，他被叫作（在众多的其它绰号中）“爬行的豹子”。
在达科他准州生活五年之后，阿里克洛人命名他“晨星之子”。至少他大概是这样接受了这个名字的。但也可能是叫做“晨星之子”的“乌鸦”侦察员“白人追他”把自己的名字授于了卡斯特。不管是李人还是“乌鸦”人先这么称呼他，“晨星之子”自身象征达科他准州的儿子，意为在黎明时明亮柔和的金光下降生。不管他怎样获取了这个名字，他喜欢被叫作“晨星之子”。骑兵们送给他许多绰号：“强驴”，“铁屁股”“长卷发”，可他最喜欢“晨星之子”。
在这次袭击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孙子，路易斯·汉密尔顿上尉的心脏被子弹击中，他可能是被斗士“歪倒人”的来复枪击中的。大多数记述完全认定，汉密尔顿是独自一人跑在连队的前头被击中的。而在《我的一生》中，卡斯特暗示了他同这位上尉并肩乘骑。然而他给汉密尔顿的母亲写信说，他们刚刚分开一会儿。据一名目睹事情经过的军官说，汉密尔顿在马上痉挛地抽搐了一阵，“僵硬地躺在马蹬上，尸体被拖了好几码远，然后才从马上掉下……”他24岁，是正规军队里最年轻的上尉。据说，他是一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他精神饱满，很有才干，大家都爱戴他。
他的紧身短上衣后来由他弟弟帮助陈列在俄克拉荷马历史协会，衣服上面有一个子弹洞，不是在胸部，而是在后背右肿骨上方。鉴于这一奇怪的事实，据认为，一位骑兵想要射死卡斯特，但却误伤了汉密尔顿。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推测。正确的解释可能是汉密尔顿骑马时，紧身服是解开的，子弹可能穿过身体飞出时，穿过了外衣。据乔治·本说，杀死他的印第安人斗士没有骑马，这是“红胫”与“巫人麋嗓子”告诉他的，说是“歪倒人”从他的帐篷里冲出，射死了一名军官，后来被认出是汉密尔顿。所以，事实应当是子弹从左乳头下约5英寸进入，从右肩胛骨的内角处飞出。
汉密尔顿很喜欢素描，显然也很有造诣；俄克拉荷马“历史协会”有他的一幅笔墨画，画的是一些政治家与政治代理人，戴着一顶高高的大礼帽，这幅画使人联想到无情冷酷的杜米埃的漫画艺术。他喜欢为他第七团的战友们做临摹画，但当每个人对他的杰作报之哈哈大笑之后，他也就把它们撕掉。伊丽莎白说：“就这样，去掉心中的刺痛，却产生出持续不断的漫画视域来。”
在汉考克远征期间，汉密尔顿结识了记者西奥多·戴维斯。戴维斯返回东方之后，他们继续保持通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