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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草草了结使人有些难以理解，但查理·贝茨上校做了最好的解释。他记述道，对卡斯特来说，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把那张牌打到本廷手中：“兵团的荣誉和自豪感远远胜于个人的荣誉和自豪感，他不会做任何有损团体荣誉的事，在把他的军官们召集来时，他可能当即使性子发了火，并进行了威吓（事实并没有唬住谁），但最后，他还是自我克制镇定了下来。”要么就是他可能感到对埃利奥特少校之死有责任，因此他既不能在军官们面前承认，也不能举起他的生牛皮短辫鞭子。
就本廷个人来说，这件事并未了结，他围追了记者凯姆，想在得到一个证言后再做定论。要是他的意图成功的话，到时候这位将军将“畏缩得像只被鞭打的劣种狗。”
凯姆对谢立丹讲述了那件事，谢立丹同那位火焰般气盛的年轻将军作了一次交谈。
要是这般令人讨厌的情节以卡斯特被本廷狠狠地刺痛而了结的话，那末，1876年的那出剧就缺乏戏剧性了。对本廷要了结这场纠纷有一点怀疑。不管他个人人品有什么样的缺点，但从未有人指责过他的坦率，那用生牛皮辫式短鞭的抽打应当是拉下幕布的铃声了，卡斯特对那次挑战的躲闪，说明他对这个挑战理解到了何等恰当的程度。
除埃利奥特事件外，又出现了布莱尼妇人和她儿子的问题。她曾经和丈夫一道乘车前往太平洋海岸，途中他们的运货列车被围困了三天，直到莱昂堡的士兵赶来，才赶跑了这些印第安人。尽管谢立丹相信她的丈夫和朋友被杀了，但事实上他们都安然无恙，她和儿子又怎样被劫持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印第安人竟能把她们母子劫走，而那次列车上有17名士兵护送，其中10名甚至没有受一点伤。
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是这位妇女和她儿子的尸体是在“黑水壶”的村子里呢，还是在华什他河下游。堪萨斯第19志愿兵团的乔治·詹尼斯上尉，把她们的尸体安置在非常靠近“黑水壶”被杀的河岸边。到后来才发现她们尸体的谢立丹和卡斯特坚持认为，是在离被遗弃的基奥瓦人宿营地5英里处找到的。科曼契与基奥瓦人的代理人A·G·布恩说，他们至少是在离那儿10英里外找到的。在验明她是位年轻的白人女人后，那个孩子身上也发现有“暴烈行为的痕迹。”
W·B·汉森将军坚持认为基奥瓦人没有杀害布莱尼夫人。他对卡斯特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十分恼怒，于是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驳斥。“在这场战斗发生前后，有关这位不幸的女人和她小儿子的故事我已听过10多次了，都是从许多不同的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每一次讲的事情都是为了证实另一些事。我的着眼点是指救助她以及在战斗发生时涉及她的事。”汉森的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战争结束数年之后，“色旦他”的女儿也告诉W·S·奈，在发生战斗的那天，基奥瓦人的营地驻扎在华什他河下游50英里外的地方，从而使“色旦他”获得了声誉。”因为谢立丹与卡斯特两人都说是基奥瓦人犯的罪，“色旦他”是基奥瓦人的首领。而实际上是伊革人打碎的那个女人的脑壳。
4年前，回到白人中的范妮·凯利毫不犹豫地充当了见证人，并用她的笔写道：“在听到吵闹和枪声时，布莱尼夫人的心必定是剧烈跳动起来，当看到美国士兵在袭击挟持她的人们，她跳起来激动地狂喊‘威利，威利，我们总算得救了！’但这些话还没有说出口呢，‘色旦他’的石斧就已经砍进了她的脑袋，同时，可怜的威利也被捏在了魔鬼手中……”
布莱尼夫人并未受石斧的砍剁，她头上有两处来复枪伤口，由于距离太近，脸都被烧焦了。发现她尸体的特遣队员们在她怀里发现了一片玉米面包，像是在打算逃跑时被击毙的。威利的尸体上没有“大量的残暴痕迹”，只是面颊青肿，这个可怜的男孩怎样死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被一脚踢到树上撞死的。
还有谣传说布莱尼夫人是被一名士兵误杀的。据说，1869年二月，杰西·利文沃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证实她是在朝军队奔去时被击中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而另一位代理人以布莱尼夫人的头皮被揭进行反驳。利文沃斯也许坚信自己的见解，亦或试图为基奥瓦人开脱，因为他是他们的监护人。
另一种传说涉及所谓野蛮的印第安人挖取白人幼童内脏的问题。第七骑兵T·P·莱昂说及了此事，他可能是凯姆的一个资料提供者。这是一则惊人的暴民施暴的神话：“战斗期间，子弹如同阵雨般落下，一个恶魔般狂怒的印第安妇女，手握一把尖刀，寻找着目标以补偿这天的损失。刀子落在一个天真可爱的被捕获的孩子身上，她切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取出了孩子的肚肠，那冒着热气的内脏被抛在冻结的雪地上……”
侦察员本·克拉克也讲述了这件事，但他讲得十分清楚，就像本廷描述的有关列兵奥尼尔讲述的小比格奥逃跑的惨痛经过那样，是件令人信服的重要事件。他说，那时有一些印第安人藏在靠近河边一条泥土路的桥桩旁，士兵们不断地向他们开枪射击，除一位妇女和她的一个孩子外，其余人都被打死了。“我看见一个夏安母亲极度绝望的情景。一个印第安妇女从栅栏后走出来，一只手举着一个一臂长的婴孩，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长刀。狙击手们把那孩子当成了那个被捉去的白人小孩，便都大声叫喊：‘打死那个印第安人，她在杀害白人小孩呢！’子弹还未射出，那母亲已经一刀剜出了婴儿的肚肠，然后把刀全部插入自己的胸膛，死了。一个骑兵从堤岸上抽出卡宾枪，打穿了她的脑袋，但那只是不必要的残忍行为了。”
如果克拉克的说法属实——它听起来不像凯姆的故事那么可怖，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土著人对白人极端的恐惧。他们宁愿死也不作白人的俘虏。一位名叫“黑麋”的奥格拉拉人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在他还是孩子时，他妈妈总是在他淘气时吓唬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白人就来把你抓走。”
卡斯特扫荡了“黑水壶”的村庄，同往常一样，那些牺牲者也用他们自己的某种方式复了仇。在此情况下，西尔堡的外科医生记录了1869年元月与二月间，第七骑兵团的许多军官都在用山靛治性病。在那些前往诊所就医的人中，据说有卡斯特和他的弟弟汤姆。这是有可能的，然而没有证据。1977年，D·贝克曼医生研究了一些可行性记录，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卡斯特兄弟感染性病的迹象。伊丽莎白和卡斯特一直希望有个孩子，但却未能如愿。这可能被解释为是卡斯特把淋病传给了她。
而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卡斯特曾关注过那些在袭击中幸存的印第安妇女，其中一个是位17岁的小姑娘，叫米奥蒂斯，有时也被叫做莫纳西特，她是被杀的“小石头”的女儿。卡斯特形容她：“出落得极其标致……一张十分俊秀的脸庞，长长的乌黑闪亮的浓发，十分柔软光滑，披散下来时，如同一泻瀑布重落到腰间”
他把她的名字译成：“春日发芽的嫩草。”
她告诉他自己曾与一个富裕的印第安勇士结婚，那人向“小石头”支付了11匹矮种马，至少是普通有吸引力女子的三倍身价，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大量的赠品。米奥蒂斯却不喜欢她的丈夫，她难以做到他所期待的娇柔贤慧，难以做一个卑下的妻子。时间也不能改变她执拗的心，有一天，她终于朝丈夫的膝盖开了一枪，使他成了残废，接着便与他离了婚。“小石头”把马归还了他，这个难以驯服的姑娘又回到了娘家。
不用怀疑她把这些都如实地讲给了卡斯特，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会在战斗结束不久，不知不觉地成为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和他系在一起了，而“黑水壶”首领的妹妹宣布，他所得到的是一种赐福：“我，以我的愚昧无知……想起印第安人曾是怎样的敏感与疑虑啊！在我的方面任何对他们外表上的疏忽和不敬重都可能被误解，在这奇妙的客套礼节中，我处于被动的参与者的地位，而不是扮演角色。”
卡斯特的士兵刚刚杀死了这姑娘的父亲和该部落100多个成员。而眼下，“黑水壶”的妹妹却送给他一个可爱的礼物。到底为什么呢？在战斗发生之前，如果一方感到了威胁，他们可能会把首领的女儿嫁出，以免使双方发生灾难性冲突。眼下，事态已发展成这样，再大的损失，也不过就这样了，没有理由再去抚慰这个敌人。
如同料想到的那样，本廷对此事的态度是不会同这位将军合拍的。28年后，他给前列兵狄奥多尔·戈迪写信道：
你自然听说了卡斯特为能满足军官们役使那些被捕获的印第安女人的欲望，而非正式地走访了关押她们的畜栏，并进行了挑选！（？）卡斯特先做了挑选，并在1968年冬到1969年春同她住在一起。
为使结婚（？）圆满，这位印第安女子在现在的西尔堡“生小牛了”。可问题是生下的是个货真价实的夏安人男孩，种子是在我们到达华什他她们的羊圈之前种下的。那个丈夫也曾出没在同一个帐篷里，但“卡斯特的女人”以最好的状态给了他铁石般的大理石心。
她是一个有两个星章大头目的高等级的妻子（礼物），在棚屋里失去的大量的……在外边的机动车上充分地……
“滚开吧，你这裹着毯子的可怜的印第安人！你应该和某个年长的印第安婆娘去交易，使你的棚屋烟火不灭，为你暖脚。卡斯特的恩慈如喷涌的泉水！”
人们总是指责本廷在进行恶意歪曲，但米奥蒂斯在1869年元月初生下婴儿已是业已证实的事。那些夏安人后来也坚持说卡斯特是那孩子的父亲，虽然照本廷纠正的陈述这是不可能的，卡斯特第一次见到米奥蒂斯是在1868年11月。伊丽莎白也看见过那孩子，说他长得不像自己的丈夫：“……他是个可爱的棕色天鹅绒小包裹，露出一双同他们一样的明亮的小眼睛。”
米奥蒂斯于1869年早产了第二个孩子，从而带来了另一些说法。那是卡斯特的孩子，乳脂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被取名“黄鸟”或“黄燕子”。这名字并不特殊，凯利夫人在同奥格拉拉人一起生活的5个月中，见过不少浅肤色的孩子——“要塞婚姻的后代”。握太华首领的一个女儿就叫“黄鸟”。
卡斯特喜欢米奥蒂斯，而且非常喜欢她。这一事实从未遭到否认，但他是否有过那种情感是个秘密。汤姆·卡斯特用那些日子的特色，把这个用手枪逼着丈夫卷铺盖离婚的夏安女人，说成是又一个萨利·安娜，并说她是被“整个军队宠爱的重要人物”。本廷直率地对这段易被曲解的话说出了他的轻蔑，说这位将军“对给他戴绿帽子的小弟弟佯作不知”。他还补充说，这就解除了这位将军掩盖丑事的义务了。他在1896年的圣·瓦伦丁节①给戈迪的信中，重述了那来自“补给站”的流言蜚语，大意说，兵站的外科医生曾监视了卡斯特和米奥蒂斯私通。
①圣·瓦伦丁节2月14日，情人节。
这恶毒的传说如同沼泽的臭气持久不散，也十分新奇，因为在大草原的各部落中，夏安人是显要的——至少印第安人自己这样认为，而夏安的妇女也是高雅的。此外，米奥蒂斯是特权阶层的人——她的父亲是重要的首领，其地位仅次干“黑水壶”。
无论怎样，米奥蒂斯与另两位印第安妇女被派，随同卡斯特执行俄克拉荷马一带的武力威吓任务。谢立丹的意愿是：不管用劝说还是子弹，都应把所有的夏安人、阿拉伯霍、基奥瓦和科曼契人制服。卡斯特带她们一同出征，是由于她们熟悉地形，那两名年长的女人倒确是做了这项工作，而米奥蒂斯只有17岁，她是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的。
由奥沙吉和科瓦人侦察兵引路，或是直接由那些夏安人妇女带路，卡斯特在寻找两个邻近村庄的营地。这两个村子的首领是“魔箭”和“小长袍”。卡斯特没有在《加利欧文》的乐曲中袭击这两个村子，而是同他的号手与翻译罗密欧径直朝村中走去。从近期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无异于送死，但卡斯特仍然出发了。之后，“魔箭”邀他参加一个协商会议。卡斯特带着他的副官W·W·库克中尉，逍遥自在地骑着马穿过了这个仇恨白人的土著人村庄。
在“魔箭”的棚屋里，人们递给卡斯特的一个烟斗。
在适当的抽烟仪式结束之后（一个不愉快的仪式——卡斯特没抽烟），他向两位首领保证：他不是来向他们开战的（显然是用手语）。可“魔箭”根本不相信，他认为卡斯特是个奸诈的人，并说，要是卡斯特再次食言袭击夏安人的话，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将被彻底消灭。为了强调这一决心，他把烟斗里的烟灰都磕在了卡斯特的靴子上。
戴维·汉弗斯·米勒认为是“勇敢熊”磕的烟灰，因为“勇敢熊”自己曾说过：“他把烟斗里熄灭了的烟灰，倒在这位士兵首领的靴子上……”
乔治·本和“黑水壶”的侄女莫海巴薇结了婚。莫海巴蔽对他讲述的这些也许是可靠的，她说，烟灰是“石头前额”倒的，而“石头前额”是“魔箭”的另一个名字。不管这位首领当时用了哪个名字，在协商会议开始之前，他还在棚子里安放了四只神圣的夏安人的箭。
值得一提的是，那四只精心制作的石箭是夏安人的传家宝，是一种神灵，用英语说就是“文化神灵”。它们是这个部落两个最有力的符咒之一，另一个是一顶神圣的有边的野牛皮帽子，通常，这顶帽子存放在北方部落中。
“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是北方夏安人，他对石头箭不大了解，但对那顶牛皮帽子却很熟悉。他曾多次在保存主人的棚子里见过它，悬挂在床上方的几根柳棍上，柳棍被染成红色，白色和黑色。多少年来，装帽子的捆包一直装在一个野牛皮袋子里，此外还有些意义不大的东西。“森林中的约翰·斯坦茨”没有细说它，实际上，它里边还有五张仇人部落的头皮：“乌鸦”、“犹他、肖松尼、帕尼和“黑脚”人的。和神圣的石箭一样，这个捆包很少被解开。斯坦茨说，1934年为讨休·斯科特将军的欢喜，曾被打开过一次；1959年，由于一些人对存有者表示怀疑，它再次被打开，而到1959年6月12日它被打开时，已有14位见证人了。里边的五张头皮仍完好无损，帽子也完好，“它和斯科特将军照的那张照片一样，上面有一条镶珠子的带子和一些角制饰物”。
这些南方部落的神圣箭包裹，并没有因卡斯特的恩惠而打开，它们仍用从郊狼背上割下的一条毛皮紧紧地缠着，其中两支箭的箭杆被染成红色，代表食物的采集；另两支被染成黑色，代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卡斯特或许注意到了，但也许没有注意到，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这些。它们挂在一根叉棍上，卡斯特被安排坐在它下面，暗示他在接受审判，然而卡斯特自己认为那是个受尊敬的光荣位置，因为是在首领们的右侧，而事实上，那是个耻辱的位子。
在卡斯特吸烟仪式中，一个印第安人握着烟管柄，此人被说成是“巫人”，是这个棚子里有尊严的二头领。但据本说，是“石头前额”自己握着烟管柄。他警告了卡斯特，并在吸烟仪式后，用一根棍把烟灰挖出来，倒在将军的脚尖上，使他晦气。
卡斯特没有提过此事，他自然有可能对这种侮辱不予理睬。也许根本就未发生过这件事，正如斯图尔特教授说的那样，这个故事是在八年后由夏安巫人们捏造出来的，并把它当作是蒙大拿奇迹般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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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安人的让步，事态缓和了下来，第七骑兵团返回了堪萨斯，在海斯堡附近度过了1869年的夏天。虽然不时会有一支中队去附近侦察动静，但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态。卡斯特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弗雷法丽卡·惠特尔认为一分为二中国古代的一种辩证思想。隋杨上善撰注《黄
在田园般的堪萨斯，除了款待那些新到的贵人们之外，他几乎无事可做。这些新手们大多是想来捕猎一头野牛，这就得组织许多打猎活动，解答没完没了的有关问题根本矛盾即“基本矛盾”。①，哥伦布，狄奥弗拉斯塔等。
①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的政治家。
十月，第七骑兵团回到利文沃斯堡的冬季营地。在那儿卡斯特更无特殊事可做。当初，他曾用笔名为一家体育杂志撰写系列文章，这时他又开始动笔了。
《赛马》12期上刊登了他的《田野与农场》，其中，《平原追猎》描述了“9个狂热的打猎迷”。这些打猎迷们乘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