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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12期上刊登了他的《田野与农场》，其中，《平原追猎》描述了“9个狂热的打猎迷”。这些打猎迷们乘一列普尔门式客车，从底特律前往海斯堡的第七骑兵团营地。“他们由Hon·K·C·伯克带领，包括受人爱戴且和蔼可亲的密执安农业协会会长，Hon·W·G贝克威将军，R·L·霍华德将军……”等等。
卡斯特用他那带启发性而又伤感的诗句作了结尾。他的狗梅伊达被一个士兵打死了。
可怜的梅伊达，我生活中最坚定的朋友，
最热情的迎候，最忠实的卫护
你的忠诚，依旧占据着你主人的心田，
仅有你的陪伴才使他奋进、战斗上活与呼吸，
谁将来占据这空缺的心？
新的友谊会抹掉你的形象，
别了，最可爱的。
疯狂的行为使你被击倒在地，
这颗心将悔恨无已。
那位犯罪者为何作出这狂暴的事，卡斯特并未泄露。然而，他热爱动物，包括被他杀死制成标本的动物，但他最喜欢马和狗，那些狗也对他的慈爱作了回报。伊丽莎白记述他休息的时候，那些狗便尽可能地挨近他躺下。“我看到它们伸展身子贴着他的后背躺着，或是蜷缩在他头边，有一只狗甚至把鼻子和爪子搭在他的胸脯上”。
属于人类的活生生的东西也许没有卡斯特不喜欢的；至少，他能容忍它们。一次，他抓住一只田鼠养在书桌的空墨水池里，那只田鼠便会匆匆忙忙地顺着他的手臂爬上他双肩，然后又沿着他出名的卷发蜿蜒而上，攀到他的头顶。伊丽莎白恨透了这只田鼠，它竟然蹲踞在她爱慕的那头卷发上，必定使她难以容忍。为了安慰伊丽莎白，卡斯特最后把田鼠带到外面放掉，可那家伙却不肯离去。
在卡斯特这段懒散的生活期间，要是按本廷的话说，人人都应知道他“在同一个有夫之妇私通”，那是驻在利文沃斯堡的一个军官的妻子。不但如此，上尉还公开宣称，卡斯特将军在妓女们惠顾的酒馆周围游荡并坚持要击败杰霍克·詹妮逊的玩牌戏法。“这些卡斯特夫人都知道，要是她还有情感的话（？），这个心碎了的女人！就我所了解的，她是我从未见过的冷血女人，在这一点上，她和卡斯特真是天生的一对”。
1870年12月，华盛顿来命令，调卡斯特回去，这可能使他感到最大的解脱，因为这支军队正在重新组编。
他再次想摆脱军队，他刚满30岁，风华正茂，完全可以去开创新的生活。
在等待政府的安排并为自己的前程做打算期间，他访问了纽约，并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情意绵绵而又冗长不堪的信，罗列了一大堆琐事：
当一个大胖子的腰肥得只能用吊带提住裤子时，你将会做何想……我买了些乐曲集：Chanpagne Charlie，Letter Song，艾米的Perichole和Lni D，以及普尔斯吉尼的La Gramde Dnches。……茧绸太阳伞很时髦，有的还镶着彩色，褶边。没有多少人梳发髻，流行的发式是早上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下午卷起来，发梢弄成个小卷儿。
他尾随街道上漂亮的少女寻开心，并写信给伊丽莎白，说有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曾几次从他住的旅馆前走过，显然是在勾引他的注意。他也跟了她两回，她回过头盯他。他谢绝了这主动的表示，脑子里却想着要让自己显出有意的样子，还查出了她的住址。“就在贝尔蒙特先生家对面”，他看着她走进房间，然后在她窗前走来走去，直到她出现在窗前。
卡斯特把被压抑的激情都用在了给伊丽莎白的每封信的每页纸上。“托伯特将军邀我去了他的特拉华家”，他说“他要甩掉我的缰绳，然后把我撵进一个桃园里任我寻欢作乐”。
1871年9月3日，卡斯特被委派到肯塔基的伊丽莎白镇，担任那儿两支驻军军哨的指挥官，镇子距路易斯威尔城南几英里。在妻子未到之前，他在一间毫无生气的房间里过着无聊的生活，所有的夫人小姐们都焦急地围着他转，希望能陪他去参观当地的奇观——猛犸洞，但没有伊丽莎白在身边，卡斯特是不肯去的。
他的士兵除了去“骚扰”那些非法酿酒的人和三K党之外，也无所事事。卡斯特再一次感到了无聊，伊丽莎白也发现他们的新家成了令人十分厌倦的“最平静最无聊的地方。”一整天死气沉沉，只有法院里偶尔传来开始诉讼时的叫喊：“你们，听着！”她给伊丽莎白·萨宾姑妈写信说，肯塔基这个地方非常贫穷，“人民粗俗无知，”三四个人才有一匹马。这儿的建筑，居民，动物，所有一切都是那么陈旧古老，就连供膳寄宿处的狗的寿命也惊人的长，老得都走不动了。街坊里最有生气的是一头猪。自从和卡斯特结婚以来，伊丽莎白还没有适应这种单调乏味的军旅生活。他们发现，那些富裕、有教养的肯塔基人的生活是很舒适的，但也同样地单调无聊，令人昏昏欲睡。她提到了一种奇特的机械，它是由许多船浆似的木条作成的，用来赶跑苍蝇，不让它们落在饭桌上。一个黑人男孩拉着拴木条的绳圈，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她瞅着它打趣地笑着说：“……我们吃饭还能听音乐……”
就在这段时间里，卡斯特有几个月不在兵营，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上哪去了。1872年初，他奉命陪同年轻的俄国大公亚利克斯在各地游览。大公是奉父亲亚力山大十一世之命来游访美国的。他们乘坐专车旅行，并在卡斯特陪同下在内布拉斯加打野牛。在此期间，肯塔基的人们还邀请他们去参观了猛犸洞。
卡斯特发电报答复说：
亚利克斯大公殿下及其随行人员将于星期二清晨两点抵达易斯威尔。大公一行渴望参观猛犸洞……
大公很喜欢卡斯特夫妇，邀请他们一同去新奥尔良，他们也欣然答允了。伊丽莎白记述说，那位19岁的贵族对音乐和姑娘们的兴趣超过对风景的兴趣。到了新奥尔良后，大公还恭敬地与他们及一群陪同人员一道参观，可转眼这位亚力克西斯就单独行动了。
卡斯特借机到密执安作了快速旅行，他的小妹玛吉就要同詹姆斯·卡尔洪中尉结婚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伊丽莎白镇，重新过起了难以忍受的南方夏日生活。
卡斯特没事便和邻居的孩子玩游戏，同法官昆西·约翰逊下国际象棋。不久他被派到一个军需部门为骑兵买马匹，这倒是件愉快的差事，使他能穿过提克星顿蓝色牧地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至于那些曾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如何看待他，没有任何记录。在同当地贵族的交往中，卡斯特似乎是很受爱戴的，据说由于他卷入了其他的活动，几乎延误了一笔好买卖。
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群狗跟着他。他的勤务兵约翰·伯克曼回忆说卡斯特有过80条狗，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伯克曼把他们成对地拴在一起训练，他说，除非它们见到肯塔基狗，平时还是很规矩的，但若是和肯塔基狗相遇，就没人能管束住它们了。它们嚼碎了伊丽莎白镇几只最杰出的狗，包括一条有名的捕鸟犬，一只猫和一头猪。据一位传记家的记载，这些袭击导致了当地居民请求他离开的诉讼。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诉讼也一定被取消或者失败了，因为伊丽莎白镇哈登县历史协会没有此方面的诉讼案卷。
卡斯特继续为《赛马》撰写他的《田野与农场》，同时也为《银河》提供汉考克战役连载报道，但他的心并未放在那上面。
30年代初，边疆商人和历史学家乔塞亚·格卡格曾发表过一篇随笔，开头是这样的：“我立图使自己和美国文明生活的步调谐调，但却徒劳无用，我也去寻求它的安慰与社交，从而取代大平原生活对我如此强烈的刺激……”大概来自流荡者的笔触吧。
1873年春天，卡斯特的懒散生活结束了，分散到各地的第七骑兵团成员重新在孟菲斯集合，从那里乘船到伊利诺凯罗，然后从凯罗乘火车到达科他的扬克顿地区，再骑马到赖斯堡。在那儿，他们承担了保护北太平洋铁路沿线勘测人员的安全任务，并劝说苏人接受筑路计划，确保火车能很快地穿过那片土地。
最先踏上这些北部平原的白人是些捕兽者。“乌鸦”印第安人看到这些乘着小船的白人后，把他们说成是“坐在水上的人”，不久，他们又接受了夏安人对他们的称呼：“VCho”即“黄眼”。李福吉指出，“Mah——ish—ta—schee—da”从字面上讲应是“黄眼”，因为它的前三个音节是眼睛的意思，而后两个音节则是指颜色。他推测早期的捕猎者可能染上了肝炎，要么就是印第安人对不同于本族眼睛颜色的人的通称。
虽然这些苏人常把那些绿眼睛的外地人称为“Wasichu”或“Wasicun”，也许，由于捕猎者们那令人作呕的连鬓胡子而被称为“狗脸”，而由于穿着脚趾外露的鞋被称作“歪脚”。摩门信徒常喜欢拧不顺从儿童的耳朵，他便被称为“拍耳”。不管这些白人被怎样称呼，他们的气味却像两头豪猪味。
1867年，当卡斯特在堪萨斯一带追赶“鸢”人时，非凡的法国贵族巴隆·胖利比·里吉斯·迪·特罗布里恩德被任命为达科他中部地区司令。他在斯蒂森堡的两年半里一直坚持记日记，其中叙述了许多关于那里的军事生活。特罗布里恩德的日记与列兵科尔曼几乎截然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是对人类史进行了长期研究的欧洲人，他在记述那些西部的绮丽景色；另一个则是普通士兵，他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他内心的感触，但它们同样都很吸引人。
1841年，特罗布里恩德以一个特殊的旅行者的身份抵达美国，访问了很多城市，并为《美国先驱》撰稿。1843年返回欧洲。他和一个叫玛利·梅森·琼斯的纽约女子结了婚。由巴黎，他去了威尼斯。在那儿，他和大量流落异乡的波旁家族人员一同钻研音乐，绘画与历史。
如同著名作家马拉丁，迪·维尼，戈蒂埃样在纽约着手一个文学杂志——《世界月刊》。然而，就像大多数从事文学作品的人的命运那样，《世界月刊》在一年内失败关闭。
返回法国呆了一阵子后，他再次去了美国，成为《先驱》的一名编辑。战争暴发前，他撰写闲话栏目。1861年4月18日，他观看了第六马萨诸塞军团穿过纽约市，那一场景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那时，法国军队从我父亲星形的肩章旁列队而过……”所以，他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并加入了拉费耶特护卫队。他参与了弗雷德里克堡、前塞勒斯维尔与葛底斯堡的战斗。被提拔为少将，成为唯一在拉费耶特服务获得这样高的军衔的人。
战争结束后，特罗布里恩德回到法国撰写《波托马克军队的4年战役》，但很快又传来消息，委任他为美国正规军上校，他请假完成内战回忆录的写作后，到斯蒂文森堡31兵团上任……
露西尔·凯恩翻译了他的日记。十年中，他一直在边疆过着戎马生活，从达科他到蒙大拿，犹他，怀俄明和路易斯安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879年，他复员回家。夏天去巴黎和长岛避暑，冬天则去新奥尔良，1897年在新奥尔良去世。凯恩女士记述道：迪·特罗布里恩德为了这个国家文化艺术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1867年12月31日午夜前两个钟头，特罗布里恩德陷入了沉思。这一年行将结束：
……将要回归到深不可测的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深渊中，而我这短暂的40年仅如沧海一粟，但它却在我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对我来说，在这1867年即将逝去、1868年将要来临的重要时刻，我既没有敲响它的时钟，也没有为庆祝它的家庭欢宴。
在辞旧岁迎新年之际，我孤独一人坐在美国大陆中心荒凉之地，回忆着在那些岁月中逝去的亲人往事。那是怎样的变化莫测的境地？又是怎样的沧桑人生啊！
他想起了1884年新年第一天，那是在图尔市，在慈爱的父亲病床床头，父亲10天之后死在那儿。1841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这个夜晚，那时他很年轻；1842年，在纽约度过。前前后后，世事变迁，年复一年，黄金般宝贵的岁月，音乐，绘画，社交。
1853年：一位乡间绅士；
1855年：在纽约，报纸撰稿人，孩子们正在成长；
1862年：在华盛顿近郊一个帐篷里等候敌人，
1863年：在弗卡德里克；
1865年：在彼得斯堡；
1866年：在纽约；
1867年：在布列斯特
1868年：在达科他。
“然而，我究竟获得了什么？”他时常扪心自问，“同我继续所学到的相比，只要生命还不太短暂，只要一个人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他所获得一半。我知道我忘记了小湾……要是我还没有终结我的生命的话，我大概会了解西班牙人时而忘记意大利人。而此刻，我又在了解苏人……”
而在1867年即将逝去之际，他坐在这块不开化的领土上的一张粗糙的桌子旁：
心灵中最渴望的王国何在？以情欲支配，还是以理智主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按逻辑发展；先是一个情欲的年代，然后才是理智的年代，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完这完整的年代，他仅是享受了人生的一半；一个人只有情欲，那他只知道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仅有理智，他也不会很好地走完生活的历程。但假如一个人打乱了这两个时间的自然顺序，那他便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心中至少无愧疚，我没有做过超越理性的事……
如同我曾经看待我的人生那样，我要重新那样看待它，爱它。我不想说，但在我回首往事时，正是这个准则使我昔日的岁月充满光彩，否则我将会庸庸碌碌。而正是这一准则，使我感到自己的年华还是那么青春美丽，还是如同逝去的年华那么妩媚……
第二天清晨，他感到达科他的天空“很不热忱”，太阳尽力想突破云层，但“如同一位慈善的君王，仅使自己短暂地露了露脸”。
这一天是在令人压抑的朦胧中过去的。
5日，天气极坏，寒风呼啸。起床号声中，他的勤务兵像座白色雕像般跳进了屋子。
“你从什么鬼地方来？”他问。
“从我的房间”，勤务兵回答道。他的房子就在30米处。“我寻思我永远也找不到这个门了，房子几乎被埋了一半……”
迪·特罗布里恩德朝厨房瞥了一眼，立刻想起一幕歌剧的场景——顶上挂着一根根冰溜子的洞穴。
除了这鬼天气外，还有狂热的野蛮人。4月11日从伯希奥德堡传来的消息说，“坐牛”的安克帕帕人已劝说“黑脚”人和美尼考尼焦克斯人结盟。这是个坏消息。特罗布里恩德说，几年前——即1860年，“坐牛”在和骑兵的一次冲突中受伤，就在“血刀”跳下马，打算割断他的喉管的时候，指挥官阻止了他。特罗布里恩德说，结果“坐牛”跑掉了，“从此他便竭力进行报复，使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方面对我们进行武装与精神袭击，特别是他还煽动其他部落也一起参与他的仇恨……”
和每一个遭遇过安克帕帕这位“巫人”的白人一样，这经验丰富的法国人也被搅得茫然无措了。他记述道，“坐牛”约40岁左右，很有些发胖的趋势。“他的残忍凶蛮被他那温良的性情和充满机智幽默的言语举止所掩盖。从外表看，你一定会相信他是个无恶意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可当他露齿大笑时，却好像个凶残的野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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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牛”。“坐牛”！
这个英语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对19世纪的白人来说，也十分荒谬，他们暗把他视为“斜卧着的高贵牛”。
这古怪的苏人名字很难被确切地译出，但如果你知道草原上的印第安人怎样崇敬野公牛，就不难理解了。白人则认为它是罕见地愚蠢。道奇上校毫不掩饰地说这种动物是他所见过的最呆笨的东西。当牛群中的一只被击倒时，其它仍在得意地吃草。他自己就曾射杀过两头母野牛和13头小牛，幸存者们却一边看着，一边吃草，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大声喊叫，挥动帽子把牛群赶跑，以便去宰杀打中的牛。
然而印第安人却把野牛看作是最聪明最有力的生物，是无所不在的神灵。英语中的“坐”意为就座，而苏人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使处于”，“就位于”，“归属于”。因而在印第安人眼中，“坐牛”便是取位于他们之中的一位聪明而有地位的人。
很难想象，小时候“坐牛”曾被认为是个“迟钝人”，被这样叫了很久；直到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大多数传记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