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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它的伤口。在这次战斗中或战斗后没多久，就有人这么叫它了。玛格利特·莱顿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符合实情的故事，说是一个叫麦克贝恩的骑兵告诉基厄菲，他当时看见这支箭射中了马腿，“马因疼痛而发出如科曼契人所发出的那种尖叫声……我从来没有听过马的这种叫声，但确实像科曼契人的叫声。”基厄菲回答道：“科曼契！我们就叫它科曼契吧。”
它是一匹杂色马，相间有陶土色，鹿皮色，浅栗色，灰褐色或深奶油色皮毛，但尾巴为黑色。1887年7月25日第七骑兵团的正式文本上这样写着：浅栗色皮毛，体重925磅，身高15掌，出生于1862年，身上有12处伤疤。
科曼契至少有着吸引人的明暗分明的毛色，铁匠古斯塔夫·科恩后来成了他的护理人。他说自己在战场上发现它时，它已六处负伤，全身鲜血淋漓，就在一个骑兵要割断其喉管时，被他及时地拦住了。
亨利·布林基尔霍夫上尉在一簇树丛间看见了科曼契，并命令把它杀死，但当听到它凄惨的哀鸣声时，就再也无法忍心下手了。
诺兰中尉也在一条干河沟里看见了科曼契。
麦克道尔上尉发现这匹马“前腿支撑地蹲卧在那儿”，遍体是弹伤和箭伤，样子十分可怜。
彼得·韦少校说，科曼契站着：“马鞍滑到肚膛下，鞍毯和衬垫都不见了。”
戈弗雷说，特里的士兵们后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边找到了它。“二等兵麦克雷恩告诉我说，他看见一些侦察员围着一匹马……”
按19世纪报纸的颂词，说它忍受了七处重伤的疼痛，“每一处都会使一匹普通马丧生”。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说他受了七处伤，也许，7是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数字。或者，由于它有着某种神秘的意义。虽然，嗜血的少儿读物都说这可怜的生物共受了28次箭伤和弹伤。
不管有多少支箭和多少粒子弹嵌进了它的肉体，科曼契遭受了残酷的伤害。科恩和其他一些人，把它弄到河边，给它清洗了伤口，做了包扎，并把它带到10或12英里外的“远西”号上。接着，马歇上尉在船舱间给它搭了个马厩。
当这条船抵达林肯堡时，马已经无法行走，人们就把它抬到一辆货车的马厩里，还给它缠了根吊带。大约一年后它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有时，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女儿们骑着它在大草原上兜兜风。后来，一个少校的女儿也骑着它出去，这就触怒了上校的女儿。于是斯图吉尔上校便在1878年10月3日发布了将军的第七号军令，以官腔宣布说：“因科曼契是1876年6月25日蒙大拿小比格奥血腥惨案中唯一幸存者的代表，所以应好好地照料它，使之感到舒适。它应当成为第七骑兵团的殊荣，它的生命自然也是值得该兵团关注的，要尽可能延长它的寿命”。他还就此而继续声明：“所以，不论什么情况，不管什么时候，禁止任何人骑它……”
这样，每逢有了庆祝活动，科曼契就默默地走在基厄菲原所在部队的最前列，身上披着一件令人伤感的黑色网纱；马鞍上搭着一双后跟朝前的大马靴。它活了29年。在它的护理员格斯特·科恩在伍德戴·尼被杀之前，它一直显得很健壮，但科恩死后，不管换上哪个护理员，不管对它进行怎样的护理，它都变得越来越郁闷孤僻，它不再用嘴翻垃圾桶——这曾是对它的特殊待遇。此外，士兵饭盒里的啤酒也似乎使他日见虚弱。终于，它除了忧间地躺在马厩中或在泥土里打滚外就怎么也不愿活动了。
小比格奥战役15年后，科曼契还活着，并交由兵团铁匠塞缪尔·温切斯特照料，他为自己留了备忘录：
1891年11月7日，堪萨斯赖利堡。身经百战值得纪念的老马科曼契，于凌晨1：30因肠绞痛死在马厩中。当时，我在测它的脉搏，查看它的眼睛——一个值得长久回忆的夜晚。
第七骑兵团想将它的遗体保存下来，就给堪萨斯大学的博物学家L·戴切尔去了电话，对方答应以400元为代价把马制成标本。戴切尔乘火车抵达赖利堡，并把科曼契遗骨和皮带回大学所在地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校园延伸在神圣的“山精山”上，戴切尔便在那儿复制了科曼契。他用木头框架把马的头骨、骨盆、腿骨连接在一起；用刨花作填充物，然后再用线把连好的骨架缠绕起来，制成模拟的肌肉组织，接着又在上面敷了层泥。毛皮被用盐水浸泡，并用厚泥和砒霜进行防虫害熟制。在制作期间，戴切尔看到了马皮上的七处伤痕，完全证明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记述。但他不清楚哪一处是在小比格奥留下的。不用怀疑，科曼契肋骨一侧留有箭伤的痕迹，戴切尔推测说，有两个伤疤赘瘤是伤口的入口处，脖颈上有一子弹出口伤。换言之，没人能说出苏人和夏安人究竟给它留下了多少箭伤和弹伤。
在索取复制费用帐单时，戴切尔告知该兵团，要是他们愿意把科曼契捐赠给堪萨斯大学的话，就不用付款。第七骑兵团也考虑到搬迁时的运输困难等问题，便接受了这一建议。
1893年，科曼契在芝加哥展览会上展出。此后，它又被送回堪萨斯大学，立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在那儿，过路的学生敲它的鼻子，拽它尾巴上的毛，把它弄得脏乱不堪，逐渐成了一块棕色旧毯，直至后来被保存在一个玻璃柜子里。
偶尔也有人想获得对它的保管权或至少借用一次。1939年，蒙大拿哈德市的市民要求把科曼契搬进建在卡斯特阵亡的战地博物馆，但建议却被堪萨斯立法机关否决了。1946年，班特纳的英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要求把它搬回赖利堡，而堪萨斯大学的校长迪恩·马勒特则不同意这么做。
1951年，南达科他议员弗兰西斯·凯斯也做了些尝试，该州想在庆祝其成立50年纪念日时展出科曼契。同样，他们遭到马勒特校长的拒绝。
世界出版公司计划为一个芝加哥作者的手稿举行一次纪念会，他们认为科曼契的出现将增加庆祝的气氛，可马勒校长的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
1953年，蒙大拿刘易斯顿的基万尼斯俱乐部为该战场做了一次宣传活动，声称堪萨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科曼契。博物馆馆长否认了这一点，他说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来瞻仰它。墨菲校长也像前任马勒特校长那样回敬了该俱乐部。
所以，借助可以控制湿度的玻璃柜子，科曼契幸免了被蛾虫腐合物的侵蚀，免于各种垂涎者的贪欲，而静静地呆在“山精山”上，忍受着一代代大学生的取笑。其它的马都死了，那只神秘的黄色公狗也消声匿迹，如今，只有科曼契依旧幸存着，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奇的传说还是真实的。
幸存下来的骑手不止一个，有军事人员，也有平民。其中就有为卡斯特将军带路的四个“乌鸦”人侦察员——“多毛鹿皮鞋”，“头鹅”，“白人追他”，和“卷毛”。他们都是在得到卡斯特允许并经过深思熟虑才撤离战场的。再说他们被雇佣的任务就是帮着寻找敌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希望卡斯特能把苏人杀光，同时又怀疑他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并看出没有必要白白去送死。
除小弟弟波斯顿和侄儿奥蒂·里德外，卡斯特从林肯堡带到小比格奥的唯一编外人员便是卑斯麦《论坛》报记者马克·凯洛格。
按理说本不应该带任何随军记者，谢尔曼曾给特里写信说：“告诫卡斯特要慎重、深思熟虑，不要带进任何新闻记者……”可卡斯特把这一命令当作耳边风，还是邀请了《论坛》报的出版者克莱蒙特劳斯伯里。劳斯伯里接受了邀请，但适逢妻子生病，于是凯洛格便得到了这终身难得的机会，他的现场快电不但要发《论坛》，也要发纽约《先驱》报。
凯洛格必定曾经为自己获得这个机会感到意外。因为他不是个职业记者，以前只不过是个电报员。那年夏天他在卑斯麦律师事务所工作，偶尔也以“边民”的笔名写点新闻性文章。1875年8月18日，圣保罗《每日先驱》刊载了他有关林肯堡外印第安人杀死一个分得上地的定居者的报道。他声言：“呸！要是这帮印第安人不安分的话，就让他们尝尝战争的滋味，那样才会使他们腑首贴耳、言出即从”。
在第七骑兵团开始最终的进军时，“蝗虫”吉姆·布里斯宾登上“远西”号，他也喜欢舞文弄墨，而且很可能把下述信息投给了《先驱》的一个特约记者：
在玫瑰花艺湾口，我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先驱》记者凯洛格先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鞍上搭着一对帆布褡裢，里面装有报纸、铅笔、白糖、咖啡，咸肉等足够15天的干粮。他坐在吉本将军的右边，凝望着河水。当他和卡斯特一同离开时，特里将军叫住他，并和他道别。部队开拔的前夜，我看见可怜的凯洛格坐在船上，一直埋头写作，直到午夜12点才完成他要发出的稿件，并打点好他的干粮。6月21日午夜过后，我走到甲板上抽烟，几分钟后凯洛格也跟出来。他说他已写好稿件，准备次日转发。他还谈了许多有关战役的情况，信心十足，说他们可能会在即将开始的行进中追上印第安人，好好打上一仗。
在发往《Trib》的最新快迅中，凯洛格给路易斯巴里附了封短信：“我们将于明天离开玫瑰花苞湾，当这些快讯抵达你手中时，我们必定已经在迎战红魔，并见分晓了。我已经逐渐和卡斯特……”
1877年，吉本在为《美国天主教季评》撰稿时说，在查看E连被歼灭的那条深谷时，他走到一具躺在一丛深草中的腐尸旁。尸体的衣服未被脱掉，但头皮已被揭掉，一只耳朵也被割掉了。“他穿的不是士兵制服，为了辨别尸体，我小心地割下他的一只靴子，想从长袜或内裤中找到姓名……”结果令人失望，不过那靴子补得很古怪：许是为了绑紧鞋面，它的主人把一条皮带子从中撕开，再把两个头绑在一起，我把它拿回营地，有人说那是记者凯洛格的。
凯洛格是个不太起眼的人物，生前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关注。他大约40岁，特别富有青春活力，只是戴眼镜，头发也已有些灰白了。他是个鳏夫，喜欢抽“布尔·达勒姆”，爱玩国际象棋。据说他在芝加哥有个兄弟，还有两位在明尼苏达北菲尔德学院上学的女儿。他好像还在一个酒鬼的葬礼上做过戒酒演说。
同卡斯特一起阵亡使他赢得了一点不朽的声望。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但没人能找到他那个远在芝加哥的弟弟，在北菲尔德学院1873—1876年注册的大学生中，也没有叫凯洛格的女子。据说，他给《哈珀周报》写过许多特写，但却查不出一篇来。7月9日纽约《先驱》上有一篇他的自传性的赞颂文章，说他曾在波特马军队任电报员，可国家档案馆里又没有为他付费的证据。
他从林肯堡骑马离开时，带了一大捆粗劣的灰色报纸和一个日记本。有时，他就把它们放在麦克多尔的辎重车上。后来，一个小油布包和一个被水浸过的日记本被交给了卑斯麦的杂货店老板——此人是凯洛格的棋友。如今这些东西都存放在该州的历史协会。那个19世纪可折叠的油布包裹装了许多个人用品：金丝边眼镜，“布尔·达勒姆”香烟，烟袋，以及一件柔软的黑衬衫，这些便是凯洛格的私人遗产。
他的札记记述了5月17日到6月9日从林肯堡至粉河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他记述了每日行程的里数，记述了风向、雨、云、雪以及货车的损坏情况，记述了羚羊和特里将军的急躁情绪。这些记述看不出他有什么远见卓识和洞察力，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和能激起人们共鸣的东西。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骑在骡子上的普通人的缺乏想象力而又平淡无奇的流水帐。
不管他在6月10日到生命结束期间记述了什么，据说这些笔记的纸页散落在他尸体周围的草地上，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不管哪种情况，做为一名记者，凯洛格的价值仅可从那天午夜“远西”号上给他的上司撰写的电文和那封短信来评价。
他要是和雷奥或本廷在一起的话，或许还可以逃生，我们也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了，尽管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从林肯堡出发后的一路上，他都没有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情节。我们从他笔记本里得到的东西，还不如骑兵们偶遇的一些预示致命灾难的怪事生动。在即将陷入危机时，他所观察到的峡谷的形状、雷奥的指示和在山岭上卡斯特那些壮观的场面，应该能唤起他的激情，尽管在从卑斯麦到粉河途中，他的铅笔仅仅写了不到六行字。一个叫“杀鹰”的黑脚人说，当印第安人溅着水涉过小比格奥河时，他们好象炸开了窝的蜜蜂，可凯洛格永远不会作出这些生动形象的描述。
查理·金上尉记述道，不管在战争中印第安人是怎样的装束打扮，但当这些被激怒的勇敢的斗士如激流般从村中涌出时，他们必定是用木炭，小牛血，颜料和羽毛装扮着自己。一个苏人裹着一张生熊皮，其余的斗士则赤裸躯体骑在矮种马上，皮肤上抹着巫术般的颜料。大约有十多个夏安人，四五十个苏人戴着拖有长长的飘带的战帽。“白麋”佩戴着一个出众的叔叔为他设计的头饰，上面缀有蜻蜓和蝴蝶，拖曳物两端的鹰绒羽中间还缝有一只叉尾燕子。“太阳熊”的战帽则呈退化的粗野状，前额还突出一只单角。
“木腿”花了好长时间才准备好。第一天在峡谷里攻击雷奥上校时，他穿了件布衬衫，一双镶珠子的鹿皮鞋，以及一个苏人送给他的马裤。他用蓝黑色炭墨画了个大圈把脸圈住，中间染成红色和黄色，这是他从不更改的装扮——“是‘红毛熊’为我首次涂抹符咒标记时设计的”。父亲不停地催促他，而他则站在镜子前审视着自己。他也梳理了头发。本应当给头上抹些油，编成辫子，可父亲仍然敦促着。“所以，我只用一条鹿皮皮带把头发束在脑后，任其松散地飘拂。”第二天，他觉得换一身不同的衣服会称心合意些，便同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穿士兵服，虽然那衣服的袖子仅及手腕，裤脚也只吊在脚踝上。于是，他便穿起这身军服，戴上顶宽大的白帽（这是玫瑰花苞战役中他缴获的战利品），看看自己这副样子已不再是白人常见的那种模样了，他这才策马追赶困在悬崖上的雷奥的部队去了。
两年之后，纳尔逊·迈尔斯将军行进到黄石河谷，检查计划中的电话线路。他在大比格奥河谷口看见了一个“乌鸦”人的营地。“乌鸦”人一直同白人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其时，白人又帮他们消灭了这一带的苏人，使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就给他安排了一场参观。“我常常恨悔弗雷德里克·雷明顿未能和我在一起。这些印第安人用非常稀奇古怪的颜色涂染战马，还要给它们加上发光的金属、带色的马鬃和鹰羽作装饰品，这样，那些马就和它们的主人一样粗野。它们狂奔乱跑，前腿腾空跃起，但却被世界上最老练的马术家们驾驭。斗士们自己也要涂染全身，尽全力进行涂抹、打扮。你绝对找不出两个打扮得一模一样的人来。它们的战铠装饰着麋牙、银子、珍珠和豪猪刺。这些都要经过最稀有的手工、最浓艳的色彩而制出。有些人还戴着熊爪项链，矛尖上悬挂着一络带头皮的头发。同时，他们插着鹰羽的战帽在空中颤动……”所以，迈尔斯看得眼花缭乱，在相隔14年的两篇回忆录中，他都以同样的笔触强调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些壮观的场面。可是，若同野蛮、肆无忌惮的苏人和夏安人斗士相比，“乌鸦”人安排的这种阵势便相形见拙了。
小比格奥的一些印第安人可能戴着银制徽章，那是1851年拉腊米会议的纪念童，分发对象是有影响的头领们。徽章的一面是米勒德·费尔莫总统的浮雕头像，另一面是象征双方和平而真诚的两只紧握的手。还有些人可能佩戴英国大奖章。这是以美国革命时期乔治三世的名义送给苏人的首领的。当然，它们都成了重要的传家宝，据悉，到1867年还有几枚被部落首领保存着。在“坐牛”越过国际边界线进入加拿大时，加拿大骑警队的巡警J·M沃尔什会见了他。当被问及来加拿大的原因时，“坐牛”捧着一枚或几枚这些古老的徽章说：、“我们是英国印第安人，我们的祖先生长在英国国土上。”所以，从这些人们对那些偶像的虔诚程度，我们可推测出，也许有六七枚乔治的银肖像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对于被围困在一个弯曲的大圆圈里的卡斯特的骑兵这一奇观，可能犹如在给一些观众表演蛇头女妖美社莎缠绕她的头发。它不可能以其它方式结束，因为伟大的神灵同印第安人一同驰骋在疆场上。“苦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