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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从“远西”号听到这一消息的。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船一到岸边，船员们便开始讲述整个事件。马什上尉匆匆赶往电报所，电报员J·M·卡纳翰立即发报，“发送电讯新闻，证实早已传播开的消息……”
一句话，这灾难性事件迅速地传播着，但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出处。
感谢穆吉斯·泰勒发狂的骑乘，他于7月3日抵达埃利斯堡。博兹曼《时报》和海伦娜《先驱》同时抢在《Trib》之前刊载了独家新闻。但印第安人更快，抢在了每个人前头。借助他们的“鹿皮鞋电报”——镜子、烟信号和送急信者——把这一消息通告他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亲友或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土人。住在林肯堡附近的这些人便在“远西”号抵达前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个“乌鸦”印第安人——“有角蟾蛛”和“小斑点公鸡”在船抵达前一周出现在林肯堡附近。他们描述了这场战斗，并说卡斯特开枪自杀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妻子们当中，伊丽莎白尖叫着冲出房间。戴维·汉弗莱·米勒说，部队当局封锁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而其他学者则对此事件毫不相信。
7月5日黄昏，在新闻抵达卑斯麦前两三个小时，林肯堡的一群妇女聚在卡斯特家唱圣歌；但“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歌声刚刚起头，就被因灾难而带来的伤感情绪压抑。她们本打算次日清晨乘“约瑟芬”号（此船是去给上游运送邮件的）去和丈夫们见面，并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还盼望着能和丈夫们在荒野里举行野炊。但6日清晨，“约瑟芬”号走了，把她们留在这儿，可妇女们好像宁愿前去了解这些灾难，也不愿呆在黄石河边打发这几天焦虑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团把真象通知了伊丽莎白。代表团成员包括威廉·麦卡斯凯上尉，格尔莱中尉，约翰逊·米德尔顿医生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助手的前往是为了预防伊丽莎白昏厥。他们从后门进了房间，伊丽莎白穿着晨衣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这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听到消息后，她要了件大衣，而且在陪同该代表团去通知其余阵亡战士的妻子时，她一直裹着那件大衣。
1927年伊丽莎白对一位采访者说：“没什么大惊小怪，我们是军人的妻子。我们这些女子们被以尽可能快的安排，送回家中。为保护我丈夫和他死去的人们的权益，‘北太平洋’号为我们提供了运输……”
除一个官方报道外，伊丽莎白再没有从作战部听到或得到一个字，格兰特总统也未以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这一惨痛事件，伊丽莎白为此而感到十分困恼。“罗斯福总统曾说，卡斯特的名字是闪耀在所有美国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听到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么评价他，知道伟大的人民都这样看待此事，是值得活下去的。”
据一位邻居说，伊丽莎白的家乡是在7月4日听到这一消息的。1938年她回忆道：“我正在楼上靠窗坐着，缝补衣裳。”
看见父亲朝这条街走来，他的大衣、外套、西服背心全敞着，帽子捏在手中，还挥着一张报纸——旧《论坛》，这是早晨11点左右。他走进屋，高声叫道：“明尼！明尼！”我并不叫明尼，但父亲常常这样称呼我。我飞快地跑下楼，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父亲站在那儿，面色如纸，手里的报纸抖动着。“卡斯特将军的特遣队全军覆没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想想吧，奥迪，卡尔洪将军，罗斯，汤姆，他们都死了！”巨大的沉默攫住了蒙罗。所有的钟开始鸣响，报告这一噩耗。教堂的钟声，消防站的钟声——小镇里一片钟鸣，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唯一能把人带入回忆的钟声。
在离小比格奥100英里的北怀俄明，库鲁克将军的印第安侦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获悉了有关这场战斗的情况——雷奥正为逃生而紧张地战斗着，狂怒的印第安女人正劈砍着卡斯特那五个连队的尸体。一直在营地徘徊的库鲁克停下来询问苏斯霍苏人和“乌鸦”人的同盟者。这些印第安人很喜欢库鲁克，也十分信任他，他曾在他们的“士兵棚屋”接受了他的斗士兄弟关系的成员资格，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兄弟关系。即便是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也狼崇敬他，据说，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从不说谎。
此刻，瞧着那些脸色阴沉的侦察员，他问出了什么事，但却未得到回答。他回到营地，叫来侦察员头目，再次询问出了什么事，依旧未得到回答。最后，他去恳求“士兵棚屋”，以兄弟会的名义恳求他们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后又要求得知详情，但侦察员头目既未拒绝、又未讲出更多情况，只是坚持说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战斗，士兵们全被打死了。库鲁克迷惑不解了，他从来不知道印第安人怎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来传递信息。数年之后，他告诉一个记者，他没有想到他们是用手镜，或是夜间的火焰信号来传递信息的。
1894年，在弗兰克“攫取者”格罗尔德的传记中讲了个稀奇的故事，解释了库鲁克的侦察员怎样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6月25日这天，当格罗尔德正在观望印第安人的信号时，突然看到了山岭上的烟信号，它们从小比格奥上空扩散到玫瑰花苞。在分析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匆匆返回营地，向一些军官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得到的却只是他们的嘲笑。传记没有提及格罗尔德和库鲁克的印第安侦察员谈论的事，但是如果大多数故事属实的话，他自然是要和他们讨论的。
不管怎么说，该传记记述道，格罗尔德决心去做一番调查。他跨上马鞍，朝信号发出处奔去。大约天黑时，他来到了玫瑰花苞边界处，发现卡斯特将军留下的那条小径。他顺着小道往前赶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穿过雷奥部队占领的那座山顶，但他并未看见他们。那天夜里，浓云密布，还落了几点小雨。在这条小径上，他的马不知因何吓得逡巡不前，他跳下马。“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开始摸索查看；突然，我的手触到了一颗被揭去头皮的人头上”。
他继续沿那条小径往前摸，根据他的马的习性，他推断出前面的黑暗中还有尸体。他骑马下了山，过了河，又朝西边阶地骑去，试图找到那些印第安人的去向。天破晓时，他看出他们是朝南部的大比格奥移动。他尾随着他们，追赶上一个赶着一群矮种马的老头。格罗尔德装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皮肤又非常黑，还讲苏人语。但这个有戒心的老头想知道他是谁。格罗尔德说自己一直叫“攫取者”，那老头大叫一声，三步两步地跑开去，还高叫着说士兵们追来了。格罗尔德扬鞭策马急驰而逃，印第安人追了他有40里，一直到了舌头河。第二天他才返回库里克的营地。
据说，这是他讲给他的传记作家乔·迪巴恩的故事。开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为什么格罗尔德认为自己像一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讲不通。他是一名有阅历的边民，一个职业侦察员，可他却径直从有三百人、数百头牲畜、被占据的山头穿过。这是说，一个人越是冥思苦想、编撰奇险怪遇，他的话就越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边巴恩可能调研了整个事件。一个“乌鸦”人代理处的雇员说，事件发生后好久，在格罗尔德和迪巴恩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在场，这个侦察员责备了由迪巴恩虚构的自传。
库鲁克忠实的智囊——副官伯克上尉简要地汇报说“弗兰克·格罗尔德曾对这个村庄作了一次旅行观察，以核实所汇报的烟雾的真实情况。但他的旅行并未证实这种有关烟雾信号的说法。”伯克未给出弗兰克旅行的时间。它应当是在6月25日，但多半是在两天之后。印第安人撤退时，故意在草地上点起了火。6月28日，印第安人离开小比格奥后，特里将军也把他们丢下的废墟点火烧了。
许多疑点就围绕着格罗尔德产生了，这自然使他成为他的朦胧梦中的一个杰出的小角色。他说，他出生在南太平洋地区，父亲是位神父，母亲是波利尼亚人，叫市希娜，是帕马莫士岛高级首领的女儿；他说，1852年，那个家迁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在那儿，他被送给了普拉蒂夫妇，这对夫妇后来又搬到了犹他，于是他便来到了美国西北部。
已多少查明，一天，一个皮肤黝黑、打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的人，称自己为弗兰克·格罗尔德。他骑马来到“红云”的代理处，说自己曾一直在苏人区住了几年，对他们了如指掌。不容怀疑，他确实了解他们。
至于他的家世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双亲一个是黑人，一个是印第安人，他本人出生在密苏里上游。一个名叫乔治·“畸形足”博伊特的蒙大拿人对所有关于格罗尔德的传说嗤之以鼻。博伊特说，这个异乎寻常的“三明治岛国人”只不过是一名变节背叛的盗马贼。博伊特说，他偷了政府的几匹马，把他们赶到格勒斯·万尼特里人营地，并在那儿过了冬。此后，他又偷了格勒斯·万尼特里人几匹矮种马，去同艾斯尼布英人住在一起。最后，他加入了安克帕帕，在那儿他拼命讨好“坐牛”。“畸形足”说，格罗尔德不能被政府雇作可靠的侦察员，相反，他倒该被绞死。
经过大量调查（包括有关智利圣贝尔纳多城历史的秘密文件；摩门教信徒的期刊《西部的悸动》的第八卷；以及1790年新汉普郡的《联邦人口普查》），约翰·格雷博士得出结论，事实上，那个格罗尔德先生正如他自己所称：半美国佬、半波利尼亚人。
格雷博士给摩门教徒历史协会写信咨询，复信寄来一个摩门年表札录，揭示了埃尔德·本杰明·格罗尔德曾被“派出”到“南海”从事传教工作，并与一个名叫南希娜的当地女子结了婚。而犹他大学一位历史副教授的复信则附有阿迪生·普拉蒂夫人的日记。那个女人也去了“南海”，并于1850年遇见了埃尔德·格罗尔德，南希娜和他们一周岁的儿子弗兰克。两年后，显然是传教团被驱散之后，埃尔德·格罗尔德便把自己半本地的儿子交给那个女人扶养。普拉蒂夫妇乘船到了加利福尼亚，继而又转至圣·伯纳迪恩。他们就一直呆在那里，直至1858年被04回犹他。七年后，弗兰克送养母到盐湖城去拜访摩门教领袖杨格。但在快到目的地时，弗兰克却失踪了。普拉蒂夫人在1873年的日记中说，她“渴望知道我可怜的儿子的命运，他丢下我，独自一人去蒙大拿当司机……”
种种信息使格雷博士认为，神秘的格罗尔德必定讲述了实情，否则，他便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洞察一切的超人了。
不管他双亲的身份如何，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委派为达科他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
“攫取者”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家名、爱称，但由此也产生了他的苏人名字“站熊”。1869年元月，他在霍尔堡至佩克堡当信差时，被印第安人逮住。当时，纷纷扬扬的雪花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感到有人从后背拦击了他，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攫取者”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体重230磅。当时他身穿沉重的鹿皮大衣，戴着拳击手套，打着里腿，脚登鹿皮鞋，印第安人在和他搏斗时，认为他像一头后腿直立用前臂搂抱人的熊。
同“攫取者”搏斗的印第安人至少有六七名，所以尽管他竭尽全力搏斗，也没能支持多久。他们把他捆绑起来。“攫取者”以为等待自己的是死亡，但那伙人的首领刚好是“坐牛”，他决定留下该犯的性命。“坐牛”后来收留了他，大概想通过这一姿态抬高这个巫人的威望。要么，就是由于格罗尔德的肤色。苏人认为他是个被他们从白人那儿反捉回来的印第安人。像是一坐牛”要来管束格罗尔德，甚至帮他复还他本民族的语言，据说，虽然他给穿蓝衣服的人当向导反对印第安人，“坐牛”的侄子用提醒他是印第安人来感化他，并坚持认为他是印第安人。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他们后来所做的事就变得难以解释了。因为一个黑白混血儿——“葡萄汁”伊瑟·道尔曼就因为被苏人看作叛徒，而遭到极其残酷的对待。
事后至今，迪，巴恩的编造物简直难以被拆开了，因为它可能就是格罗尔德自己编造物的异体。那次夜间走访卡斯特屠杀处的事只是个欺诈人的把戏，但谁知道是哪个人编造出来的？
格罗尔德关于烟雾信号的故事，似乎是有可能的，只是可能性不大而已，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究竟是在向谁发信号呢？要知道他们的营帐都是紧连在一起的呀！但不管怎么说，他有可能看到了小比格奥上空的一柱青烟。
不知什么缘故，库鲁克的侦察兵们确实知道，在几小时内在那儿发生过一场战斗，这一点不用怀疑，而且从他们阴沉的脸色中也可看出，他们明白自己的人吃了败仗。
不知道具体情况使库鲁克紧张起来，7月1日，他在少数人陪同下，骑马登上大比格奥高处，向四处观望，伯克也一同前往。可是即便是在高倍望远镜下，他们也很难看出一点儿军队的迹象。
7月6日，库鲁克更加不安起来，他命令格罗尔德和巴普蒂斯蒂“大蝙蝠”去尽力打探一下。在离开营地后的一天，两人发现了大批苏人，于是极其迅速地返回营地。
库鲁克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到附近去打猎钓鱼。7月10日，他正在打麋，本·阿诺德从范特尔曼堡赶来，带来了不祥的消息。据记者弗尼尔蒂说，这位将军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沉思”。
安森·迈尔斯上尉说，大约6月30号（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实际日期应为7月12号），他在鹅湾南部指挥一个警戒部队，就在太阳升起时，突然看见三个骑者飞速而来，起先他还把他们误认为是印第安人，可那却是三个骑骡子的白人：列宾·詹姆斯·贝尔，威廉·伊文斯，第七步兵团E连的本杰明·斯图尔特。他们每个人的衣服里都缝着特里的信，其中一人的手中还有一封快信。迈尔斯说他们把信交给他，他又把信给了罗亚尔少校，因为库鲁克再次出去打猎，所以由罗亚尔暂时代理指挥。迈尔斯说，信文内容使得“集合起来的军官们都惊恐万状”。罗亚尔少校命令迈尔斯把信交给库鲁克：迈尔斯在18英里外的山坡上找到库鲁克，“他的骡子上驮着麋鹿，鹿和长角羊”。
所以，这位将军好似一点一点地把蒙大拿的事串接起来，难怪他一直不断地沉思。他已舒舒服服地在鹅湾扎营二十多天了。本·阿诺德称他为“犯罪的迟钝”。
如同脸上突然挨了重重一记耳掴似的，吓人的灾难消息使斯图尔吉斯受到猛烈的一震。当时，他被安排负责车马运输补给服务工作，当这一消息先传到他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时，他的狂怒并不亚于悲痛。他把卡斯特看作是一次抢劫的主射手，罪有应得。他从未与这位行为乖僻的下级和睦相处过，所以，为了处理好这龉龃的关系，他们的直接上司谢立丹不得不给斯图尔吉斯安排了张桌子，从而使卡斯特能无束缚地走上战场。那也是卡斯特求之不得的事。人们也许以为年过54岁的斯图尔吉斯对追索野蛮的印第安人并无太大欲望，这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他对上司这一羞辱人的安排极为愤恨。
互有恶感与不相容并不能解释这位上校对噩耗的刻毒态度，更重要的是，特里的人找到了一件浸透鲜血的衬衣，那是该军团最年轻的军官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的，而他就是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儿子。杰克是西点军校一年级学生，他申请、并被获准留在父亲的兵团。
大多数学者认为，杰克的尸体未被找到。虽然有人说，他的姐姐埃拉（她痛打了雷奥少校）为了辨认他的尸体亲自去了小比格奥。美国信号兵档案中存放着一张照片，在一堆圆锥形的石头堆旁立着粗糙的木板，上面写着：
第七骑兵兵团
杰克·斯图尔吉斯中尉
1876年
显然，这像片暗示了杰克的尸体被识别出来，但这堆石头和这块有标记的木板是在战斗结束五年之后，他母亲来到这个战场时，才被草草堆砌、匆匆书写的。人们原先并未告诉她儿子的尸体失踪，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她。当她返回东部后，这石堆就被拆散了，木板也可能被扔在一边或烧掉了。
斯图尔吉斯上校在心情平静下来后，发表了一篇十分有节制的评述，说卡斯特常常撰写有关印第安战争的著作，读了这些著作的人自然料定他是个阅历颇深的要人，但事实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