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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时候，桑确实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安慰。每天我一上车，就眼巴巴地等待他的到来。他通常会站在市中心的车站等我。每当路过那个车站，我便会伸长脖子，殷切地张望。
凤凰城的冬季，终日飘着绵绵的细雨，数月难见一个晴天，太阳更是不可望的奢侈。我从书上得知有的地方常年阳光明媚，四季开满了鲜花，我幻想自己也能够穿着洁白的长裙和干净舒爽的皮鞋，优雅闲适地走在整洁平坦的大马路上。
可是，那个冬季，我成天穿着臃肿的灰紫色棉衣，奔波在泥泞污秽的马路上。我的鞋永远是湿的，裤子上溅满泥点。我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来回奋力奔走，手中高举着票夹，拼命拉扯着嗓门喊着：“买票！买票！”
这漫长的冬季，似乎永无尽头，我终日行走在淫雨霏霏的大街上，像一个潮湿发霉的小土豆，看不到一缕阳光！
春节又到了。
曾经，我是那么的盼望着过年。母亲会提前一个月准备年夜饭，香肠、腊肉、炸酥肉、裹蛋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和父亲会配合着吹猪肠、裹面粉、摊蛋皮……家里终日飘逸弥漫着食物的清香和亲情的温馨。我会得到压岁钱，不多，但可以上街吃一些米皮、羊肉粉、豆花面等风味小吃，可以买一件心仪的衣服或是一双皮鞋。
可是，这年的大年三十，我依然要去跑车。我走在大街上，尽管没有太阳，但随处可见的红灯笼和花花绿绿的大条幅使这个城市笼罩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显得喜气洋洋。人们手里提着各种礼品、食物，穿着色彩鲜亮的新衣，一个个兴致高昂，喜笑颜开。我穿着黯淡的灰棉衣，布满泥污的皮鞋，木然地穿梭在欢快的人群中，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暗无光彩，悄无声息。我奇怪周围的人怎么都那么愉快，我奇怪这欢快的气氛怎么竟与我无关。
晚上8点，终于收工了。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聚在家里吃年夜饭，大街变得空寂冷清。我和桑回到家里，母亲并没有准备丰盛的食物。父亲的离去令她心碎神伤，她变得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一切都冷淡而漠然。她不再热衷于食物的花样翻新，不再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她懒散而颓废，草草地打发日子，有时甚至连被子都不愿叠。只是在深夜，她会惊悸地哭泣，尖叫着：“老杨！老杨……”我会惊恐地跑到她屋里。母女俩张皇地对视，良久，她会颓然地挥手：“去睡吧。”
我躺在沙发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想起去年的年夜，我们一家3口在父亲的病榻边度过。父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母亲习惯了在丈夫的呵护下，做一个虽然辛劳，却甜蜜快乐的女人。虽然父亲不能说也不能动了，可他人躺在那里，也是一种安慰，就像母亲所说，总是比看相片好啊！我们3人在一起，还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可如今，人去楼空，家里的天空塌了，母亲的精神支柱也倒了。
桑不知该如何劝慰我，只是像哄小孩一样说，好了，好了，别哭了。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我哭的时候他能不对我发脾气就算宽容了，至于我为何而伤心，他是从来不问也不懂的。
母亲一直不同意我和桑谈恋爱，一来她认为我此时应以前程为重，不该早恋。二来她认为桑外表桀骜不驯，不似谦谦君子，又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恐怕心理会有些扭曲。她认为我之所以当上售票员是上苍对我早恋的惩罚。
可是，年三十的夜里，桑要走，母亲却突然软弱地说：“你今天，就住在客房吧。我们家……人少……”
母亲一直对男性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就像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精神上依赖和崇拜她的丈夫。当父亲病倒在医院，她又把惊慌失措的目光投向小她20岁的弟弟——我的舅舅。我和母亲两个女人组成的家是凄凉的，母亲想说的是，我们家没有男人。
女人的世界不能没有男人。尽管她并不喜欢桑，可桑是男人，男人能给女人带来安全和安定。她却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男人的力量可以保护女人不受伤害，可当他反戈，则是女人最大的恐怖和灾难。
桑就此住进了我家客房，不再搬走。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和司机约好6点半在湘江河边的广场上车。
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着睁开眼，一看闹钟，已是凌晨6点，赶快强令自己离开温暖的令人留恋的热被窝，哆哆嗦嗦地穿上冬衣，拉开房门，冲进了刺骨的寒风中。
这天不知为何特别的黑，简直可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我跌跌撞撞地跑到指定位置，还好，车还没来。我松了一口气，站在路灯下安心地等车。
夜是那么冷寂，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冰冷凄厉。我穿了厚重的棉衣，可仍冻得蜷缩成一团。贵州的冬天由于阴雨缠绵，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厚重的湿气和寒气。这种阴冷可以穿越厚厚的冬衣，钻进你的每一寸肌肤，直至深入骨髓和血液，将全身的每一个部分连同意志全都冻僵。我拼命地跺脚，跳跃，转圈，仍无法驱走这浸入骨髓的寒气。
10分钟、半小时、1小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车还没来。
我莫名其妙，不禁暗暗抱怨一定是懒惰的驾驶员睡过了头。
我开始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读电线杆上的广告，用我正在学习的普通话大声地诵读，借以壮胆和打发时间。所有的广告都读完了，车还没来。不光没来，大街上像死一般地沉寂，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突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荒凉无边的大旷野中，一种恐惧感和孤独感油然而生。从小我就是一个惧怕黑夜的人，经常因为胡思乱想而吓得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可如今，我竟在这冬季的黑夜里，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怕这死一样的寂静，我更怕遇到歹徒，满面横肉，劫财劫色……我被自己可怕的想象吓得手脚冰凉。
仅仅在几个月前，我还是高中校园里一个矜持高傲的女学生。我是同学们倾慕和崇拜的对象，我幻想着自己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就像传说中的杜鹃公主，飞出这幽深荒凉的大山，飞往一个五彩缤纷、灿烂明媚的大千世界……
可是，父亲的病将一切美梦粉碎。短短数月，我竟沦落到如今这狼狈不堪的凄惨境地。我自伤自怜，自怨自艾，一阵悲从中来，竟放开嗓门“哇哇”地大哭起来。
久久压抑于心底的悲痛和委屈一旦决堤，便有如山洪暴发。我站在湘江河畔昏暗的路灯下，在凄厉萧瑟的寒风中，纵声大哭！这哭声在空旷的广场上空回荡，委实惊天动地，响彻云霄！我像个受了委屈的幼童，无所顾忌地放声痛哭。眼泪纷乱地滑落下来，和着冰凉细密的雨丝，在脸上蜿蜒盘旋。我高声哭喊着：“爸爸！爸爸！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抛下我？你听到了吗？快回答我呀……”
我奢侈地、任性地痛哭，绝望地、歇斯底里地痛哭，却怎么也哭不尽心里的冤屈和不平。
不知哭了多久，一个老头出现在我面前，惊异地问到：“姑娘，你怎么了？”
原来，他是广场的看门人，听到外面哭声震天，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惊恐地披衣出门看个究竟。当得知我是售票员，在此等公共汽车时，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原来此时才凌晨4点钟，而我在懵懵懂懂中看错了时间，不知是半夜2点或3点就跑来了。
我向老头道了谢，又痛哭着一路跑回了家。
我必须放弃，哪怕从此以后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也不要这一份。母亲见我如此坚决，也默认了。好在工作不是一个人，不会死乞白赖地拽着你。我辞了职。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成绩在凤凰城位居榜首。
我填报了新闻专业，虽然在凤凰城做不成主持人了，但向往电视的心更切，真可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
因为我没有“单位”，便留了桑的联系地址，托他转交于我。我没有留母亲的地址，大约是认为信封上写上“凤凰城电视台杨芊芊收”是很光荣的，至少证明自己与电视有了些关系。
但是，录取时间已经过了，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都已纷纷去学校报到。
我很奇怪，问桑，他表示也不明所以。
这一天，桑不知从兜里掏什么，“啪”的一个信封掉了下来。他慌张地去捡，可我一瞥之下，竟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一把将信封抢到手里，信封已启了口，我抽出一看，竟然是贵州省电大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根据日期判断，已经寄出了一个多月，此时已经错过了报到时间。
桑不但私自拆开了我的信件，还将录取通知书隐藏，以至于让我错过报到时间。
我又震惊又不解，向他怒声质问。
桑有过短暂的惊慌，然后满不在乎地解释说：“哦，是这样，新闻专业需要去贵阳读，不方便。我已经到凤凰城电大，去给你改成了‘中文秘书’专业，就在凤凰城读。”
母亲得知原委，怒不可遏，斥责桑说：“你有什么资格私自拆看她的信件？你又有什么资格代她做主，替她决定她的前途和命运？连我们做父母的，尚不能如此专制和武断，是谁，给你的这个权利？”
桑在母亲的指责下惊慌失措，讷讷地解释说：“我，是为了芊芊好，我不愿她离开凤凰城出去吃苦，不愿和她分开。而且，而且，我已经和凤凰城电大说好了，把专业转过来，而且，连两百元的报到费都给她交了。”
“你如此自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竟不惜以牺牲芊芊的前程作代价！谁稀罕你去替她交钱？我们母女再穷，也不缺这两百元！”说完母亲取出两张百元大钞，狠狠地砸到桑的身上。桑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母亲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桑垂头丧气地低下头，竟然委屈地“呜呜”哭了起来。他说：“芊芊，我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我担心你到了贵阳，我们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都是因为爱你，不舍得离开你，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可你的母亲竟然误解我，那么重地骂我。”
桑做出了如此恶劣的事情，暴露出他本质里的自私和霸道。为了占有我，他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也不顾我的死活。如果当时我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毅然与之分手，我会到贵阳去读电大，开始新的人生。就算读不成也不要紧，我才19岁，有的是机会。
可是，我竟偏偏被桑的眼泪打动！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况且是桑这样看上去又酷又冷的“硬汉”。他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平素里从不表现感情，还总是肆无忌惮地嘲笑我的“小资情调”。
我是那么留恋“定情之日”小山坡上浪漫迷人的气息，那么留恋对我说甜言蜜语的他。可是，与他相处的半年多他从未赞美和夸奖过我，他总是嘲弄地说我胖，嗓音嘶哑，普通话不标准……那日在小山坡上誓言相许的温柔与深情无处可寻。可是，如今，在我有可能与之分手的关键时刻，他又恢复了那日的浪漫与痴情。他热烈地赞美我，倾诉他对我的爱慕和依恋，这让我再次感受到“爱情”的气息，我所憧憬的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的爱情的气息。
我是如此贪恋这浪漫的气息，以至于为了留住这气息而毫无原则地原谅他。
于是，我把他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于由于家庭教养的匮乏令他缺乏对人起码的尊重和礼貌，但他本质上是善良的，最主要的，是爱我的。在“爱”的外衣下，一切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可以谅解的。
我叹息着，伸出手，将他的头搂在怀里，像溺爱的母亲搂住她闯祸的孩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纷争，我以自己毫无原则的善良原谅了他。
从此，历史惊人的一幕幕重复上演，每次他都这样哭泣、表白，而我，竟然无一例外地被打动，一次次地妥协，原谅。眼泪与表白是他拿住我的“软肋”的武器，百发百中。
桑就是这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总是能令女人甘愿去为他做出牺牲。他并没有一张俊美迷人的脸，也无风流公子的万般柔情。他高大威猛，强健有力，外表可说十分的“男人”。可是，他偶尔流露的一丝柔情和孩子般的无助，总能激发出女人天性里那种母性的疼爱与怜惜。甚至，他破碎的家庭也令他有着某种悲剧的色彩，总是有女人会被他吸引，愿意伸出手去，抚慰他伤痕累累的身心。
事后，母亲曾失望地对我说：“芊芊，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有主见，有胆识，心气很高，敢闯敢干的人，没想到你竟被一个男人死死地捏在手里，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看来，我高估了你，你的未来，只能是平庸的。”
眼巴巴盼到了开学。电大由于是夜间授课，节奏非常松散缓慢，完全不能满足我渴望“忙起来”的要求。
这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细雨飘落下来，心情无奈而惆怅。前程茫茫，我不知自己将去向哪里。
敲门声“笃笃”响起，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不禁愕然。
来人递上名片，原来是凤凰城市电视台的文艺部李主任。当时的凤凰城还未撤地设市，有两家电视台，一个是桑所在的，也就是我考取的地区电视台，另一个便是市电视台。来人说，他们的台长看到我偶然在地区台做的一档节目，认为我很有潜力，特意让他来找到我，问我可否愿意到市电视台工作。
幸运来得如此突然，我吃惊地张大了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人在家中坐，馅饼竟然真的从天上掉下来！我拼命地点头，说着“愿意！愿意”。
“那就跟我走，见见我们白台长。”李主任笑着说。
我既没想到换衣服也没想到化妆，就这样傻呵呵地站起身来，门一关就跟他走了。
见到白台长的时候，我穿了家居的夹克衫和牛仔裤，头发凌乱，素面朝天，确实是“本色”得可以。
白台长看到我，却满意地点点头，说：“不错，比屏幕上的形象还强。而且，你的气质表明你拥有非常良好的教养和素质，我们对你，充满期待。”
当即台长便拍板，让我独立主持一档《影视歌曲欣赏》的节目，下周一便正式上班。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桑却阴沉着脸，忧心忡忡。他沉闷半天，终于说：“你可否不去？”
“什么？”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如此钟爱主持人这个职业，我考上了地区台，却因为台长不赏识而一直让我坐冷板凳，虽然具体原因当时我尚不清楚，但已经明白在地区台是无前途可言了。我考上了贵州省电大，试图离开这座城市寻求新的发展，桑又不允许我外出，蛮横地将我留下。如今，市电视台看中了我，不但让我独当一面，还是正式调进台，天下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事吗？可是，桑却对我说，可否不去。
“你知道我们两台的关系，如果你去了，老齐会怀疑是我将你弄过去的，会疑心我是否与市台有什么特殊关系，甚至会怀疑我要叛变过去，这对于我在台里的地位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为了我的清白和声誉，你不能去。”
当时两台由于竞争的关系，更由于两个台长有些个人恩怨，竟把两台关系弄得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老齐成天挖空心思与白台长斗争，斗得自己头发都恨不能一根根竖起来。不但如此，他还号召全台人民和市台斗，两方均雄赳赳，气昂昂。所以，桑又摆出大义凛然的姿态，绝不能因为他的女朋友“投降”了敌方，而让老齐质疑了他的忠诚。
我痛苦极了。我不明白他们这些恩恩怨怨，我只是热爱主持人这个职业，只是有满腔的热血，想贡献给电视台。至于是哪个台，我并无选择。既然地区台嫌弃我，市台又看中我，我为何不去？
桑却坚持，市台之所以拉拢我，并不是我本人有什么才华，而是因为我有他那么一个“才子”男朋友。他们的居心，是想先拉我过去，作为“人质”，再慢慢逼他就范，最终目的是将他拉到市台。他是电视台的顶梁柱，他一走，地区台就该完了。此举牵涉到两个电视台的兴衰荣辱，关系重大，可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身为地区台的人，绝不能做洪承畴，甫志高。”他总结说。
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地区台，可说是此台的元老，什么重大晚会或是重要节目都是他冲锋在前，任何在央视播出或是在全国获奖的片子都出自他手，所以，当时我毫不怀疑他是否过于高估了自己，也不怀疑我的才华与桑相比，无异于萤火之光与日月争辉。可是，考上电视台已经快1年，我想当一名节目主持人都快想疯了，连梦里都在化妆出镜，走路都在念念有词，练习吐字发声。此时，我不知是该为顾全地区台的“大局”而牺牲“小我”，还是该为了一己私欲，做一次“小人”？
仿如哈姆雷特王子所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