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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08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