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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