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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贝赛克这副尊容与他那铁石心肠再吻合不过了。
巴尔扎克并非静止地描写人物的外在形象，他往往喜欢将相貌与人物的动作、声音、气质等揉合在一块，让外部特征与内在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形象更为生动、丰满，令人过目难忘。
伏特冷的形象是这样出现的：
……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象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相配，绝对不讨厌。
他很殷勤，老是堆着笑脸。……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教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功架，就可以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
一个机警的强盗嘴脸，在夹叙夹议中活动起来了，可谓呼之欲出。
巴尔扎克懂得怎样选择那些瞬息即逝的特征，那些常人一眼带过未加发掘的东西。他的一位朋友赞扬他：“曾经埋头调查风俗，解剖人的举动，细细观察人的容貌和声音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别人看来并不能说明什么，或者永远属于同一事实。他的人物画廊展开在我们面前——丰富、取之不尽、永远最完美。无论是在他的最简洁的人物描写中，或是最繁杂的人物描写中，他始终不会忘记一个人物的容貌，或他所穿的衣服，或他所住的房屋，以及那些能传达一个人物的思想的家具。”
同时，巴尔扎克塑造人物还非常注重人物的语言、对话，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把人写活。他认为，人物的语言必须符合其身份，银行家的语言与杂货商的语言就不同，出版商的语言又与沙龙中的语言不一样。同样在教唆青年人，鲍赛昂子爵夫人的语言与伏特冷的语言决不一样，难怪拉斯蒂涅感慨道：“鲍赛昂太太文文雅雅对我说的，他赤裸裸地说了出来”。不同的社会身份，当然会说不同的话。在《人间喜剧》中，最精采不过的是葛朗台老头的语言了，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他的吝啬性格在一两句话中显露无遗。弟弟自杀，侄子伤心得不吃饭，他说“省省我的粮食也好”；女仆想上街买些肉招待客人，他与其有下面的一段对话：“不用买了，你慢慢给我炖个野味的汤，佃户不会让你闲着的。不过，我得关照高
诺阿来打几只乌鸦，这东西煮得再好没有了。”“先生，乌鸦吃死人可是真的？”“你真是个傻瓜，拿侬！它们还不是跟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难道我们就不吃死
人了吗？什么叫作遗产呢？”
这段绝妙的对话，把他贪婪的性格刻画无遗，符合这位一钱如命的人的本质特性。葛朗台说的话也象他人一样，句子简洁，非常节省，却十分传神，时时离不开计算。骂侄子是“没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与女儿说：“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交易。”妻子想为查理父亲戴孝，他责怪：“你只晓得想出花钱的玩意儿。戴孝在乎心，不在乎衣服。”寥寥数语，准确地抓住了葛朗台的心理。
鲍赛昂夫人引荐拉斯蒂涅结识纽沁根太太，由于两人心境不同，对附近的纽沁根太太的的评价也截然不同：“她可爱得很”，欧也纳（即拉斯蒂涅）瞧了瞧特·纽沁根太太。“她的眼睫毛黄得发白。”“不错，可是多美丽的细腰身！”“手很大。”“噢，眼睛美极了！”“脸太长。”“长有长的漂亮”“真的吗？那是她运气了。你瞧她手眼镜举起放下的姿势！每个动作都脱不了高利奥气息。”
拉斯蒂涅夫一味赞叹，贵夫人却挑剔异常，一个急切地要交结这位有钱太太，一个对她出身于面粉商之家充满鄙夷之情。这段对话，把各自的心理及身份地位——初涉上流社会的青年与耽于上流社会已久的贵妇——区别得一清二楚，显出作者的非凡工力
高尔基说，“巴尔扎克和其他法国作家都精于用语言描写人物，善于使自己的语言生动可闻，对话纯熟完善——这种技巧总使我惊叹不已。”“当我在巴尔扎克长篇小说《驴皮记》里，读到描写银行家举行宴会和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因而造成一片喧声的篇章时，我简直惊愕万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们不仅听见，而且还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脸孔和体态。”一个大作家对另一个大作家的评论，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除了在外貌描写与个性化的语言运用上，巴尔扎克无与伦比，在细节描绘上同样能显示出他的功底之非同小可。他抓住一些富于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贴切地表现，使人物跃然纸上，着墨不多，收效极大。
葛朗台有过几次出色的表演。一次进屋见到查理留下的金匣子，马上露出可怕的目光，使妻子不禁失声叫喊；然后，他“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如同老虎扑食一般；接着赶紧走到窗前借着光亮叹赏“是真金！金子！”最后，竟掏也一把刀子想撬下一块金板，使得欧也妮差点以死相拼。这一连串的动作写得十分准确，几个动词使细节非常传神。
一钱如命的高贝赛克，看家本领是没人可比的，然而他竟然有过这样的行径：
有一天，他身上偶然带着些金钱；不知怎的，一个双拿破仑币从他裤子的小口袋掉下来了。一个房客跟在他后面上楼梯，把金币拣起来还给他。“这个金币不是我的，”他做了一个吃惊的手势答道。“我有金币么！如果我有的话，我会象现在这样过日子么？”
多么生动的细节。把钱物视为生命的高贝赛克，出现这样的违反逻辑的举动，恰恰吻合他的悭吝与狡诈及其“无声的国王”的地位与特性，他忍痛割爱，毫不露富。细细品味，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虽然巴尔扎克不是唯一注重人物的外貌、语言及细节真实的作家，但在描写的生动、丰富和深刻方面，他当之无愧地处于最杰出的位置。要知道，他面对的不是一部两部作品，而是近百部，他塑造的更不是几个人物而是成百上千位。在这些卷帙浩繁的名著面前，难怪那些著名作家都肃然起敬。
巴尔扎克在中国
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七、八十年。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坛的是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的巴尔扎克短篇集《哀吹录》，收有四个短篇《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和《上将夫人》，由著名的早期翻译家林纾 （林琴南）与陈家麟用文言意译，虽然文字很生动，情节也吻合原作，但删节不少。
《哀吹录》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法兰西之部”里，收有巴尔扎克的短篇《男儿死耳》，虽然亦是用文言文翻译，但比林纾的翻译更为信达，而且编有巴尔扎克小传，为我国读者第一次介绍了这位法国大作家的生平及创作简况，并且较公允。
五四以后，巴尔扎克的作品渐渐地丰富起来，特别到了三十年代，《世界文库》不但译载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而且在第八期上由穆木天翻译了他的《＜人间喜剧＞总序》，还有几幅巴尔扎克的画像。巴尔扎克的作品集也在1936年第一次出版，是蒋怀青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收有八篇短篇小说，王任叔写了前言《巴尔扎克》，并附有《巴尔扎克重要作品目录》，还把《人间喜剧》中六个场景的中、外名称作了介绍。
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是《欧也妮·葛朗台》，1936年由穆木天翻译，当时文章《欧也尼·葛朗代》。客观地说，解放前翻译的巴尔扎克的译作品并不算多，但翻译的论述巴尔扎克的文章却为数不少，西蒙、法郎土、圣·佩甫、显克维支等著名人物的论述都介绍翻译成了中文。还出现了中国文人对巴尔扎克的评述，有的还相当有份量。
解放后，尤其五十年代，曾有计划地介绍过外国文学。巴尔扎克一些重要作品，如《贝姨》、《高利贷者》、《高老头》、《邦斯舅舅》、《农民》、《夏倍上校》以及著名的短篇小说相继出版。在众多的翻译者中，有位不朽的翻译家傅雷，可谓呕心沥血地翻译介绍了巴尔扎克。他译作功底深厚，文笔流畅隽永，“信、达、雅”三者有机结合，在广大读者中具有至高的地位，可以说，至今还少有人胜过他。傅雷先生不但有极好的文字工力，而且极富艺术感受能力和理性把握才能。他为译作所写的序文，往往能从思想和艺术的角度给予剀切的评说，且文情并茂，生动厚实，仿佛递给每个读者一把开启巴尔扎克作品的钥匙。傅雷的先生的含冤而去，给巴尔扎克的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四人帮倒台后的新时期，随着文化专制时代的结束，巴尔扎克的作品也由“地下”转入“地上”，获得了广泛的介绍。最为激动人心的是，从1984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分卷出版巴尔扎克作品全集，预计出三十卷，目前已面世二十几卷，每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了作品的出版情况和作家意图，方便了读者的理解。这一浩大的工程将是巴尔扎克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里程碑。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未来的年代是我们最高的法庭”。确实，历史是公正的，巴尔扎克在后世获得的荣誉与日俱增。虽然，文学流派过去了一茬又一茬，文学新人成长了一辈又一辈，然而巴尔扎克始终没有过时，《人间喜剧》仍然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一位作家说过，“巴尔扎克留给后世的名声越来越大。混在人间，不能正确地评判他，那时，人们只能看到他的局部；如今，距离越远，他所营造的建筑就越显高大。就好象一座城市中的大教堂，被周围的房屋包围着，只有到了地平线上，它才在许多低矮房屋的上方勾勒出自己庞大的身影。”
在法国，在中国，在世界，只要具备一些基本的人文知识的人，莫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艺术大师；只要有些许艺术爱好的人，都曾阅读过他的作品，都知道“高老头”、“葛朗台”。《人间喜剧》是全人类的共同瑰宝，了解了它和它的作者，我们就拥有了这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