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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巴尔扎克贵族色彩的政治倾向，还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风尚。法国大革命后，贵族阶级融合到资产阶级中去的现象与日俱增，资产阶级也乐于带有贵族称号，攀附名贵。巴尔扎克也不能脱俗，他在成名之后，象他父亲一样，也毫不犹豫地在姓氏前面加了一个贵族象征的姓氏“德”。此外，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地位，所有的中小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政权外。巴尔扎克之所加入正统派的保皇党，正是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大资产阶级大权独揽极为不满，而且，巴尔扎克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保皇党则貌合神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怎么说的，而是看他怎么做的。巴尔扎克尽管有着种种贵族化的政治观点和反对共和的言论，然而，没有什么比他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人间喜剧》更能阐释其政治立场的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是巴尔扎克政治思想的重要部分。他接受过圣西门和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指出：“生活可看成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场持久的战斗”。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他断言：“革命尚未结束”，“从社会骚动情况来看，我预见将有风暴。”因为他深知这个道理：“生活悲惨的人达到一定数目，而富人屈指可数时，革命就不远了”。他的这部分思想也贯穿于 《人间喜剧》之中。“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即宗教和君主制。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故都在强调这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这两条道路上去。”这就是巴尔扎克的政治和宗教宣言。
巴尔扎克是天主教的热情鼓吹者，他在不止一部小说中描写过宗教“感化”人的力量。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到了他生活创作的年代已丧失殆尽，启蒙思想家预言的理想王国只不过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使得敏感而富于责任感的巴尔扎克等一群资产阶级有识之士茫然无适，苦闷异常。“随着王朝的丧失，我们丧失了荣誉感，随着宗教的丧失，我们丧失了基督教的道德观，随着我们政府无成效的尝试，我们丧失了爱国心”，巴尔扎克感到了绝望。虽然他承认：“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教徒，我根本不相信罗马教会”，但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对抗人的败坏倾向的完整体系”，“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巴尔扎克实在是个无神论者，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扬宗教，是因为他看透宗教的实质：“它也许不是神的设施，而是人的需要”，当他看到人欲横流的社会的不可克服的弊病，且又找不出路时，他才乞灵于神祗。他曾塑造过一位杰出而高尚的无神论者的形象，题为 《无神论者作弥撒》。巴尔扎克也是如此，他在宗教的王国里，寻求的不是神，而是理想的人，是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的英雄。
明确的人生观和浓烈的爱情观
巴尔扎克的成功，他对艺术的孜孜不倦地执着追求，那种九死不悔的精神，与他明确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尔扎克不是位才子型的人，他不具备那种出口成章、一泻千言的才气。在处女作失败后，人们更对他选择的职业不以为然，连他自己也有些犹豫。然而，可贵的是，他那健全的人生观如同前进途中的灯塔，把他的未来征程照亮了。“我必须脚踏实地、锱铢必较地去使人们相信我的才能，假如当真有才能这种东西的话。因此，我的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巴尔扎克人生道路的选择并非空中建楼阁，而是在客观地审视自己以后，确立的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境地。我们知道，生命的最佳状态，不是正合适正相宜才是最好的，而是我们竭尽全力跳一下才够得着的状态。这是一个积极向上者的选择，尤其是年轻人所应有的选择。巴尔扎克为自己所规定的正是这一最佳高度。事实证明，巴尔扎克通过努力，显示出了自己的才能。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么明确的人生意识，没有勤奋的搏斗，可能只有律师巴尔扎克，——可以肯定，那是个无声无息的小律师，历史的尘埃不知卷走了多少这样的人，今天谁还会提起他？正因为不安现状，不满足于“力所能及”，才有了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才有了《人间喜剧》。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尔扎克自己造就了自己的才能，自己选择了自己！
这难道不足以给每个年轻人以启示么？
确立了人生奋斗目标，巴尔扎克时时约束自己，告诫自己为此而不懈努力。巴尔扎克的天性实在不是一个严于自律的人，他从父亲那儿更多地继承了乐天安命、随心所欲的性格。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松懈。因而他比一般的人以更大的毅力修正自己、制约自己来为理想而奋斗。他深有体会地说：“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为了达到他人生的理想境界，他常常告诫自己，生活就是战斗：“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象库尔土斯毅然决然地跳入深渊那样，象士兵扑向敌人的壕堑那样，毫不踌躇地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中去，而且，一度到了这种喷火口里，他还不能象一个矿工那样，在行将崩溃的坑道中拚命工作，或者他只是一味地顾虑困难，而不是勇敢地去克服它，那么，他就是在坐视自己的才干而自杀。”要不惧怕苦难，不回避恶运：“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恶运是最好的老师”，“当一个人尝尽了生活的苦头，懂得什么叫生活的时候，他的神经就坚强起来了。”他珍视时间：“除了聪明没有别的财产的人，时间是唯一的资本”，注重学习：“我认为人生最美好的主旨和人类生活最幸福的结果，无过于学习了”，“思维的运用，观念的探索，对科学宁静的沉思，给我们带来不可名状的愉快，其中的乐趣是无法描绘的。”巴尔扎克视文学创作为神圣的人生追求，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不可否认，巴尔扎克的人生观中始终包含着要当名人，要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凭着自己的毅力与才干，挖掘出自身的所有能量，达到人生的顶峰，这种“名利”有何不好！“爱情是门艺术”，巴尔扎克深有体会地说。尽管他貌不惊人，——从留下的照片和塑像上看到，他具有又粗又壮，不修边幅的狮子般的体格与形状——而且几乎到去世，也没有还清债务，可谓终身被债主追逐。然而，他一生中却不乏忠诚的女性。除了不少是冲着他的名声而来外，对他一往情深者也大有人在。这与他深谙爱情的艺术以及对女性的崇拜与追求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巴尔扎克几乎在家庭和父母那儿得不到什么温情，母爱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在他成年尤其成名以后，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他眷恋着几位比他年长的夫人们，在她们身上寻找精神的寄托。他深切体会到：“一个好女人给人以安慰时，里面总有细到之处，带着某种母性的东西，既富有远见，又十分周密。”他邂逅过一些逢场作戏的情场老手，比如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侯爵夫人，起初对巴尔扎克热诚相与，并一起动身去罗马，然而半途却不欢而散，使很投入的巴尔扎克深受刺激，后来在小说《朗瑞公爵夫人》中，对其逢场作戏、愚弄情人的花招予以了无情的鞭挞。但确实有几位忠诚的妇女，以无私的奉献精神给予作家以极大的帮助。例如维丝贡第伯爵夫人，1837年，巴尔扎克在她家躲债，不料债权人跟踪而至，要捉拿他入债务监狱，结果还是伯爵夫人拿出几千法郎，打发走了债权人。在《论艺术家》一文中，巴尔扎克写：“如果有值得世人感恩不尽的功绩，那就是某些女性为爱护这些光辉的天才——这些可以左右世界而自身不得温饱的盲者——所表现的至诚和忠心。”
柏尔尼夫人，这位比巴尔扎克母亲还大一岁的妇女，从1821年起，就成了了巴尔扎克的挚友与情人。那时，巴尔扎克还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前景渺茫。是她最早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天赋坚信不移，以知心朋友的身份给彷徨中的巴尔扎克以鼓励与鞭策。给破产的巴尔扎克第一个解囊相助的是她；给他提供大量的大革命时代历史素材的（柏尔尼夫人的母亲是路易十六王后的使女）是她；当巴尔扎克遇到各方面的压力，对前途疑惑不定时，给他以信心与毅力的也是她。这一切，巴尔扎克铭刻在心：“在1823年至1833年间，在人生这场可怕的恶战中，一位天使给我以支持。柏尔尼夫人尽管有家有室，却象上帝一样对我无微不至。她是母亲、是女伴，是家园、是知已，是慰藉；她造就了作家，她安抚了青年，她提高了智趣，她象亲姐妹一样为我欢笑，陪我哭泣，她每天都来到我的身边，象一个美好的梦，使我在沉睡中忘却了苦难。……她想方设法给我提供高达四万五千法郎的巨款。……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她，我早就没活命了。……她鼓励了我的自尊心，使人免受堕落……”这是发自肺腑的声音。巴尔扎克对柏尼尔夫人始终敬爱，终身难忘。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巴尔扎克知道“婚姻的幸福并不完全建筑在显赫的身份和财产上，却建立在相互崇敬上。这种幸福的本质是谦逊和朴实的。”但是，他的爱情观，尤其在三、四十年代，与他对贵族女性的情有独钟分不开的。他一辈子债务缠身，罕见的创作丰产也未能使他摆脱债权人的追究，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客观上，是出版商的盘剥，使他旧债未还又添新帐，常常抵押家当，四处躲债。但在主观上，他身上确实存在着追求奢侈生活的庸俗一面，他对稿费的支配多是有所不当。在还没有还清债务的情况下，他不是热衷于购买绝非他的经济能力所能维持得了的豪华昂贵的住宅、家俱，就是忙碌于破费钱财又伤精力的追逐贵妇人的交游活动，好不容易挣来的钱，顷刻间又挥霍掉了。
巴尔扎克唯一一次的婚姻，就是与他追求了十八年、付出极大心血才到手的俄国富孀寒斯卡夫人缔结的。她出身于显赫的贵族世家，丈夫也是俄国大贵族，其庄园达二百平方公里，佃农四万。她的住宅，巴尔扎克这样形容：“宛如希腊的神殿，与卢浮宫不相上下，象法兰西一样雄伟高大，是全乌克兰最为豪华的宅邸。”光奴仆就有三百人。寒斯卡夫人当时有家有室，无奈丈夫长她二十二岁，已过早衰老，她象许多追求明星的少男少女一样为巴尔扎克的才气横溢所倾倒，不断地投书巴黎，向作家抛洒痴情。巴尔扎克不是圣人，萍水相逢的女人在他生活中确实不少，这次他可动了真心。不能说他不爱这个贵妇，但在其中的确有一番自私的打算。为了进行严肃的文学创作，渴望摆脱经济困境，巴尔扎克早就想攀一门阔亲戚。“外国女人”的一封封来信，给他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他不惜一切代价穷追猛撵起来。在耳鬓斯磨了八年之后，寒斯卡先生终于归天，眼见一门亲事即将结成，然而，寒斯卡夫人这时却犹豫了。她一直视巴尔扎克为旅行情人，至多不过是借他的声名为自己无聊的生活增添乐趣。做一个穷作家的夫人，进入她出身的那个贵族阶级绝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她所不甘心的。自原配丈夫死后，这位遗孀又与巴尔扎克纠缠了近十年，期间两次来过巴黎，巴尔扎克也带病几次去俄国求婚，并夭折了一个他们的儿子，寒斯卡夫人仍不松口，让巴尔扎克付出了极大的精神乃至生命的代价。直到1850年，巴尔扎克已病入膏盲，仍支撑着来到乌克兰，在一个小镇上与这位富孀成婚。他用十八年时间追求到的婚姻生活，只享受了三个月，就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据大作家雨果回忆，在巴尔扎克弥留之际，他去探望，竟看不到这位新娘陪伴在侧。据说，她已经又物色到了一位画家。
对爱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感情生活有过深刻描写的巴尔扎克，个人的爱情与婚姻可以说并非完满。我们不会忘记他的这些隽言妙语：“爱情是理性的放纵，是伟大的心灵的享受，阳性的，严肃的享受；肉欲是街头巷
尾出卖的，庸俗猥琐的享受”如果女人爱一个男人是爱对方本人而不是她自己，她会对男
人的渺小和他的伟大同样喜欢；爱情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无限的情感和外界一种有形的美好
理想的结合。
先进的文学观点
巴尔扎克没有留给我们什么文学专著，他的文学观点和艺术思想散见于他的小说的序言，与别人的通信，给一些作品写的文学评论，以及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文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人间喜剧〉·前言》，只要稍加整理，它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纲领。可以这么说，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不但是自己的先进的文学思想的一个体系，而且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给他同时代及后来的文学创作者们提供了借鉴。时至今日，探讨一下巴尔扎克的文学思想，仍然能给我们以启发。
巴尔扎克的文学观点可以概括为三部分。
文学作品要写些什么？
以什么作为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历来是文学家、理论家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问题。可以说自有文学起，人们就在探讨着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认为文艺摹仿的自然与真理隔了两层，文艺是“影子的影子”，表现不出真实。他从贬低文学的角度，“控诉”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们把英雄和神写得如同平常人一样，显示不出“崇高”与“真理”。因此，柏拉图要把诗人们逐出“理想国”。与恩师的美学观点相反，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作品所摹仿的对象是“人的行动、生活”，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自然的作品能给人以快感与净化作用。他认为，诗人应该反映现实中本质的、普遍的东西，艺术应该比普通的现实更高，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现实。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观点，对以后的文学发展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作用。
时至中世纪，“教会文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都是取材于《圣经》，描写上帝的全能、圣母的奇迹、圣徒的布道与苦修等等。教会文学所描写的完全是超世俗的，没有丝毫人间气息。即使是但丁，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其《神曲》仍然交织着人与神的双重情感，带有神秘色彩。它可直译为《神的喜剧》，描写的是幽明三界——《地狱》、《净界》、《天堂》。但丁的意识是民主的与宗教的混杂，诗歌的题材是世俗的与神灵的混杂。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人文主义的文学，它以“人”为中心来反抗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肯定现世生活和凡人的幸福。因此，人文主义作家的目光再也不是凝视天国，而是执着于现实世界。他们奉行“艺术摹仿自然”的原则，把文艺作为反映现实的“镜子”，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提出，要“拿一面镜子去照自然”。“以人为本”，描写人间的生活，是人文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随着17世纪专制王权的建立，古典主义在君主政治的扶植下兴盛起来了。这一文学思潮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主张崇高理性，拥护王权，歌颂贤明君主，克制个人情欲，带有浓烈而鲜明的政治色彩。在文学的题材问题上有着明确的规范，即帝王将相，宫廷、城市，内容要典雅，人物须高尚——为了国家与君主的利益，放弃个人尘世的幸福与享乐，具备超常的意志力。这些强制推行的文艺准则，是对文学发展的束缚。
十八世纪下叶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动。它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崇尚感情与大自然。浪漫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它抒发主观激情，注重主观想象。虽然浪漫主义者的目光已投射到现实人间，但由于它本质上的“自由主义”（雨果语），它所描写的往往是奇人、奇事、奇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是特殊环境中的异常个性以及孤独而有力量的叛逆英雄们。我们只要回想一下“钟楼怪人”加西莫多或者拜伦描绘的孤胆英雄就不难理解了。
当浪漫主义的热情呼号逐渐被对现实进行冷静细致的观察与描绘所代替之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了。巴尔扎克当之无愧地占据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