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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又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十九、同事窦文涛
文涛、许戈辉和我是凤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刚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几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竟然没擦出一丁点罗曼蒂克的火花。用文涛的话说：
“和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大家工作越来越忙，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涛，我和许戈辉总是做哀怨状：“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
文涛老是嘿嘿地坏笑着：“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一天，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正是午休时间，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
终于饭菜上齐了，大家刚要举筷，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档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听得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几分钟后，文涛挂上电话，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
“这家伙，重色轻友！”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开始埋头吃饭。
我使劲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
“不对啊！”许戈辉突然抬起头来，吓得我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咱们也是色啊！”
在凤凰，我被认为是最有语言天赋的。只是，来香港7年了，我还是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倒是文涛，因为在广州工作过几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满口流利的粤语，让我羡慕不已。但羡慕之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香港同事说话我听不太懂，文涛的广东话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涛坐在化妆间，发型师阿Ray正帮他理发，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广东话。我正趴在镜子前涂睫毛液，细细地把左眼刷好之后，转过身好奇地问阿Ray：
“文涛的粤语说得怎么样？”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文涛跟我说的是粤语吗？我一直当国语在听啊！”
2000年我们一起出差去纽约，两人约好了在机场见面。
一大早，香港赤蜡角机场很是冷清，宽宽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我比文涛先来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正要打电话给他，就见远处一团鲜红的颜色飘过来。那是文涛，穿着一条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红裤子。
“你干吗？”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裤子。
“你不懂，咱们这是出国，要见的都是外国鬼子，穿红的能驱邪避鬼。”文涛一脸认真。
“算了吧，到了国外，人家看咱们俩才是鬼子呢！”
上了飞机，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来一托盘饮料，用英语问道：“要喝点什么吗？”
我要了杯水，再转头看文涛，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冲空中小姐说：“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惊讶地看着他：“说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涛的英语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了老师。平常，他只会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 in？”（你能帮我钉钉子吗？）也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译，从填写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无巨细都要由我为他老人家代劳。而眼下，他竟然能说出字正腔圆的“Tomato Juice”，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二十、美女戈辉
许戈辉有一双迷死人的大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目光迷离、满眼含情。其实，她是个近视眼，偏偏又不愿戴眼镜，买了一大包博士伦，可戴上左眼就丢右眼。索性，她就睁着眼楞往街上冲。她喜欢穿长裙，马路上一走，疾驶而过的车鼓起裙边，总惹得司机放慢速度，看看这是何方美女。趁这当口，许戈辉就面露笑容、拖着裙角飘飘逸逸地穿过马路。场面颇为惊心动魄。
每次见到许戈辉，她总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冲我走来，直到鼻尖几乎贴住我的鼻尖，她才微微一笑：“狗日的，原来是你啊。”
我们俩见面总是亲切地称呼对方：“狗日的”。这个词本意不雅，可多年来早已被我们叫成了昵称，也就不觉得什么。倒是有一次，我在公司走廊里大着嗓门冲许戈辉喊：“狗日的，等等我！”碰巧那天有内地电视台的同行在参观凤凰，一行人看到我正要打招呼，却清清楚楚听到我嘴里的3个字，不由露出惊愕的神情。我这才意识到，我俩之间的称呼难登大雅大堂。
许戈辉打电话是一绝。
“喂”声音低低地，非常轻柔，然后顿一顿，再缓缓地吐出3个字：“狗日的。”听上去就像是在叫“亲爱的”一样。
她是个慢性子，说话又轻声细语的，总给人娴静的错觉。其实，她骨子里是个假小子，我才是真正婉约的人呢。
她喜欢运动，最近迷上了滑雪，春节时刚去了一趟亚布力，回来就跟我吹牛：“两千米的滑道啊，我一溜烟就从山顶滑下来了。”
“你可以啊！”我半信半疑。
“其实，是教练推了我一把，我想停也停不住了。”
我俩曾有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同居时代。那时，我们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说来，我和许戈辉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偏偏我俩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是我们的缘分。
凤凰初期，我们的工作量都不大，人一闲就整天琢磨着该吃些什么。于是，我们相约去逛超市。我爱吃日式烤鳗鱼，她爱吃咸蛋蒸肉饼，正好这两种食品都有用保鲜膜包好的半成品，买回去只要微波炉一热就能吃。对于我们这种好吃不会做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帮助。最初的半年，把附近的小馆子都吃了一遍后，我们就顿顿在家鳗鱼加肉饼了。
有一天，许戈辉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吃咸蛋蒸肉饼了，我劝你也别吃鳗鱼了，咱们去超市，开发些新的菜式。”
“那你自己去吧，我还是吃我的烤鳗鱼。”那一阵我天天疯狂地看影碟，窝在家里哪也不去，不像许戈辉，今天约文涛打球，明天又跑到澳门转一圈，生活得颇有情调。
“好吧，你等着。”
两个小时后，许戈辉大包小包地回来了。
“买了些什么？”我好奇地把每一样好东西都拿出来仔细瞧。在牛奶、冰激凌的下边，压着许戈辉大胆尝试的新菜谱：半打红心咸鸭蛋，一磅猪肉馅。
“走到楼下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只能做成咸蛋蒸肉饼。”许戈辉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二十一、金星
和金星的访谈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
和金星约好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
“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
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意。
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
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地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们俩哆哆嗦嗦地开始了对话。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俩都围了披肩。两个女人，面对面，很真诚地对话，那画面，很美。
金星开朗、健康的心态让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么都可以聊。
金星说，曾经有一个记者问她：“你认为你有病吗？”她毫不客气地说：“没有！”金星回忆起这一段，脸上是一种乐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总觉得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么一丝伤痛。
“现在，生活中还有那种异样的眼神吗？你介意吗？”我问她。
金星摇摇头：“我不介意。我已经向生命、向生活要了这么大一份自由，还不把评述的自由给别人？”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司机从反光镜扫了她一眼：“小姐真会开玩笑。”
金星很认真：“谁跟你开玩笑了。”
司机愣了一会，然后很真诚地说：“这样挺好的，人嘛，就该做自己。”
金星乐乐呵呵地提起了这个故事，可把我感动坏了。
金星是辽宁人，家里惟一的男孩。可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所有女孩子关心的事情。她9岁参了军，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5岁时，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她去了美国，学习西方现代舞。1993年，金星带着一个梦想回到中国，他要做变性手术，从此做一个女人。
手术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顺利。可是，和变性手术本身无关的一个小小的事故却几乎给金星造成终生的残疾。
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中，护士没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盖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痉挛，从小腿到脚之间的神经全部坏死。
金星说：“我完全可以申报二级残废。”
恢复的过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插满针，然后通上电，用电击治疗。难怪金星说：“我比江姐厉害多了。”医生的诊断是，就是好了也是个瘸子，跳舞，想都别想。可是，3个月后，金星奇迹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过，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温度是冰凉的，跳舞的时候她得把舞蹈动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这样，观众就看不出来了。
金星谈过很多次恋爱，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有3次。她的初恋在19岁，爱上的是一个得克萨斯牛仔。金星说：“那时候爱得很crazy（疯狂），还跑到得克萨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正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
二十二、一生为悲鸿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但是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情感经历。
在一次外出的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余光，我看见樊庆元和吴穷都在擦眼睛。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我被这样一份伟大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二十三、聆听杨钰莹
得知杨钰莹答应上《鲁豫有约》，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
自从远华案曝光以来，有关“三年婚姻合同”和红色保时捷跑车的说法不断地见诸报端。
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坛玉女”一类的词汇却让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谜底。在众说纷纭之中，杨钰莹选择了复出歌坛。于是人们更加相信了坊间的传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战江湖。
平心而论，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杨钰莹的表现不过不失。也许没能带来惊喜，但也决不令人失望。而观众和传媒则表现出了有保留的宽容，一方面，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为不利新闻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又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同以往了。”
自始至终，杨钰莹一直保持着沉默。
对于沉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是默认，有人却感叹，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依然能够春风满面地在舞台上唱着情歌，这女孩子真不容易。
可是，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鼓足勇气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我想，这也是杨钰莹决定接受《鲁豫有约》访问的原因。
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策划会上，大家意见一致，那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刻意避开，节目不如不做。但是，我有我的担心，如果她不想说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办？
樊庆元说：“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极低。我想，她是有话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