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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到达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我们能运用人的心灵来影响它本身的结构、官能和目的，进而维护和促进人类的文明。
这是一种乐观的评价。这段话混合使用了“技术”和“心灵”这样的术语，暗示出德尔加多把人的心灵与脑的生理机制等量齐观。接着他又把“心灵”解释为“ 脑外信息在脑内的精心加工 ”，并运用控制论语言，以输入、输通（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ｓ）、输出等术语来描写这种脑外信息的流动。心灵本身不是一条创造性原则，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它接收到的信息激活了存储的信息和过去的经历，并创造了情绪与意念”。我们在德尔加多的著作里发现了典型的洛克式处理法。他把人的自由意志归因于“接受或拒绝某些观念及选择行为反应的能力。一个人可以自我孤立、冥思并探讨自己思想的深处”。德尔加多首先并没有说出一个人为什么最初会孤立自己并进行冥思。然而他提到由于一切影响都来自环境输入，所以孤立与冥思的原因自然也来自环境输入。这样，我们又回复到我们针对洛克的构想所提出来的问题上（见第五章，ｐ．８２）。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德尔加多 从一开始 就以心灵的冥想模型为基础来理解他进行的研究。我们的问题是：德尔加多的经验数据是否把洛克的模型强加于我们？或者，我们能否从他的报告里看到更似康德的目的论模型在发出闪闪光芒？
德尔加多的实验中有大量这样的事实给人以深刻的印 象。他曾经设计了一个称为“刺激接收器”（ｓｔｉｍｏｃｅｉｖｅｒ）的微型无线电仪器植入脑里，使实验者能把电脉冲直接送入这一原来不受约束的有机体里。德尔加多和其他一些人用这个仪器证明，在人的腔壁皮质上施加刺激会导致手指屈曲；在老鼠的后丘脑上施加刺激会引起明显的快感，使老鼠为了取得这种电刺激奖赏而乐意完成某些任务；在［人的］扁桃体和［猫的］心室周围的灰质上施加刺激会引起攻击性反应。一个更鲜明的例子是，在牛脑的网状结构上方施加刺激时，这只牛竟在冲刺中半途停了下来。
以上的发现给我们构成的表象是：人的（就像所有动物一样的）行为是电刺激动力因引起的、经过中介调节的结果；它通过反馈而成为输出，全然不考虑事件因之而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那个”。然而，德尔加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动物的行为方式中有某种电刺激以外的东西在起作用。当他用刺激接收器刺激猴子的丘脑或脑部中央灰质区以诱发猴子的攻击性行为时，他发现猴子发出的行为绝不是毫无选择性的。一只猴子“首领”在受到攻击性刺激时，“通常袭击［同一猴群中］能向它的权威发出挑战的雄猴，而总是避免袭击作为它偏爱的［性］伙伴的小雌猴。”当把猴群从实验室移到它们可以自由活动的小岛上，接受位于中央小屋中的实验员观察时，更为明显的证据出现了。在这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受到攻击性刺激的猴子 丝毫也不 袭击别的猴子，只是似乎处于激动状态而到处漫无目的地乱窜。如果刺激持续下去，的确也有攻击性行为发生，但这种攻击性行为的矛头却是对准 观察者所在的 小屋！
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德尔加多是否真正成功地控制了他的受试动物的心灵，还是仅仅诱发了与动物所发的 选择性 行为相应的肌体感觉。在某些情况下，扭住猴子的尾巴也可以诱发它的攻击性行为，但协会把这种情形称为心灵控制呢？如果这只猴子是一个人，我们很可以假想他心灵里对当时的境遇已经有了新的解释。虽然引起的刺激不能避免，但是，同一种刺激也可以直接变成新的、服从先项行为为之而发出的“那个”。在人的身上是否有证据证明这一假设呢？
德尔加多引用过金的一个报告：一位妇女的扁桃体受到刺激而产生不断增强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使她感到恐慌。她请求实验者别让她离开她当时坐着的椅子。当实验者问她是否想击打什么东西时，她回答：“是的，我想打一下什么东西。我想抓点东西并把它撕掉。把这个拿走，免得我撕坏！”说着，她把围巾递给实验者，然后拿起一叠报纸而不是围巾撕烂。虽然受刺激者这种有选择性行为明显地被德尔加多所忽视，可是目的论者却对实验中表现出来的 自控能力 印象深刻。那位妇女（猴子也似乎这样做）承担了情绪的责任，把情绪视为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以服从先行项的方式处理随后的行为，达到明确的目标。如果说这样的“心灵控制”里包含着某种物质机制的话，其中也肯定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
在《心灵的奥秘》一书中，彭菲尔德从人类的这些小动作（他没有讨论动物）中得到的印象远比德尔加多深刻。彭菲尔德作出这样的结论：电刺激并 不 是从肌体上控制心灵。比较一下德尔加多和彭菲尔德对同样给脑作顶骨区皮质刺激实验所作的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了。德尔加多谈 到了一个男人受到这种刺激后右手的手指屈曲。德氏要求这个病人在电荷加在他身上时进行抵抗，可他没能做到。尽管他尽力要把手指伸直，但他的右手指还是随着刺激而屈曲。德尔加多引述了那个男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医生，我猜你的电流比我的意志强。”在此，我们又一次觉得那个人就像一个“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自动装置一样。
然而，彭菲尔德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认为，在这类实验中，受到控制刺激的不是人的心灵，因为当病人的脑骨区受到受控电刺激而移动右手时，“他没说‘我本想移动它’，但他却可能伸出左手阻止其动作。”如果说，作为科学家，我们是在探讨心灵，而不单是研究人体的机制的话，那么，彭菲尔德更具想象力的病人肯定已经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 思想 而不是人体的工具性的课。彭菲尔德体会到，心理活动中含有人的意向。 只有 在我们证明通过脑刺激能使人相信某事、希冀某事或选择某事时，心灵才算受到控制。但是，正如彭菲尔德所表明的，“在大脑皮层区没有什么地方在受到刺激以后能使病人相信或决定什么。”
虽然彭菲尔德的描述与行为目的论非常吻合，但是，他单一的实证理论志向使他不可能认识到一个 单一 的生物过程（脑生理过程）本身如何会具有 双重性 。就这样，由于相信自己已经在临床研究中科学地认识了心灵的运作过程，他就给他的观察所得作出了二元论的解释。他的理论认为，脑有两种机制，一种高级的，一种低级的。脑的最高机制直接与颞颥叶片和大脑皮层的额叶前区相接。这些区域的进化比间脑中较老的运动神经区和感觉神经区的进化更晚。正是那一 较老的皮层区对自身的官能具有类似计算机的控制论属性。这一区域用来存储从过去生活中得来的信息。但是，对这些作为认识的存储信息提供解释的却是大脑的高级机制。它接受全然不同的能源即心灵的指导！
心灵指导，而心灵机制执行；心灵没有记忆官能而依赖脑机制的“计算机存储库”来实现。心灵履行的很多官能都通过自动的反射机制来完成，但这又不能用脑生理学的神……机制来解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当一个人的脑受到刺激时，他总是具有 双重意识 。两股意识流并向流动。人本身也觉知到这种双重性，所以他常常为此开心，或者以此为根据决定自己所取的方向，表达自己的意向，等等。例如，当彭菲尔德刺激一个人负责语言的大脑皮层，同时向他出示一只蝴蝶的图片时，那个人恼 ？地捻响手指直到电极被挪开为止。这时他才说：“现在我可以说话了，……蝴蝶。我刚才 想不出 ‘蝴蝶’这个词，所以，我拼命 想用 ‘蛾’这个字！”我们怎么能说这个人的心灵是受到了控制？如果我们当时用手蒙住他的嘴巴，他也不能说话，但这很难说是一项控制其心灵的动作。从心理上看，很明显，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想说什么。阻止他说出“心中的”东西的，只是他的语言器官中的附属部件出了技术故障。
意识的双重性也以好几种别的方式反映出来了。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病人同时在两个地方“存在”。一个男青年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彭菲尔德曾在此地的麦克吉尔大学工作）的一张手术台上。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同时又在与自己的堂兄弟们在他的祖国南非的一个农场上谈笑。他完全 意识到这两种心理现实。还有别的例子。有一次，当彭菲尔德刺激一个病人的运动神经大脑皮层使他把手移动以后，病人告诉他：“我没有把手移动。是你移动它了。”最后还有一例。当彭菲尔德刺激很多病人的言语神经中枢使他们发出某种声音时，他们后来几乎都这样说：“我没有发出声音。是你（彭菲尔德）把声音从我口里拔出来的。”由于这类情况极为普遍，所以彭菲尔德终于认为：“病人的心灵独立于反射动作（脑刺激），就像在旁聆听和努力理解的医生的心灵独立于这种动作一样。所以，我赞成这样的论点：心灵动作是独立〔于脑动作〕的。”
心理活动独立于脑进行，其独立程度就如编制程序的人独立于他用以处理数据、提取信息的计算机一样。心理活动使人具有本体感，即人从事心理活动了，但这种情形在脑的自动过程中却完全没有。由于“绝不可能用脑内神……的动作来解释心灵”，所以，彭菲尔德认为，唯一合乎科学的做法是承认“我们的存在确实是由两种基本元素组成”这一事实。人类心灵的能源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来自清醒时期脑的最高机制，而正是这一独立能源形成了人的本体。彭菲尔德对这一切作了概括：“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总是靠着自己的私人计算机为人处世。他不断给它编制程序以适应自己不断改变的目的与兴趣。”
作为目的论者，我们可以为彭菲尔德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所取得的二元结论而高兴。但是，彭菲尔德把实证控制论的解释视为对心理活动唯一的描述，这却令人失望。据观察，人们是同时处于两种心理状态之中的：他们一方面拒绝为自己 正在说的话承担责任，同时又通过抵制心理（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来对抗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比这些事实更能证明矛盾律并 不 适用于人类行为呢？含有一与多元论的辩证理论肯定比那陈腐的实证解释更适合于观察到的这些事实。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以如下可能性为起点：大脑里有些细胞或蜂窝状组织不仅能以控制论的方式单方向传递信息，而且具有实际反省力，即 从第一个脑动作起 就具有认识我们正在认识（ｋｎｏｗｉｕｇ）的潜力。强调这一起点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其理由与我们在讨论康德模型时强调必须把观念视为从一开始就提供出来的“观点”一样。但这种看法本身却需要先验的检验（见第四章，ｐ．６３）。正是这种面对面的能力，即我们总是要在我们了解的现实中“取得一个立足点”这一事实，给人的心理活动打上了独特性的标记。这种解释方法只有辩证理论才能提供。
这样，我们就不必假设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能，通过不同的刺激源使心灵具有双重性。一含多元的观点就可以使我们认为， 同一 领域的能在某些脑细胞里起作用就能使意义具有双重性。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按照它与输入经验的关系以辩证对立方式规定的单一本体（“我”与“非我”或刺激我感觉事物的“那个”），可以肯定一条意义延伸的路径并同时觉知到事物可以相反。这样得出来的二元论而不是两种能源区的二元论的根据是两种不同的组织：负责物理输入和负责逻辑断言的组织。前者（脑组织）并不能对后者（心灵）作出直接的、常规的解释。
心灵必须在正被内心组织着的所有信息意义中取得一个 立足点。正是心灵的这种必要性导致响应性。正如上述彭菲尔德的评论所表明的，作为具有思想的人，我们绝不会受感官输入的逼迫而以某种方式 思维 。我们收到这样的输入刺激以后就 肯定 双极意义在我们思想中延伸的方向并发出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为了我们 肯定 的东西，而不是作为对输入的 反应 而发。环境刺激绝不像洛克的神话所杜撰的那样是信息意义的唯一源泉。正如阿德勒喜欢指出的，一个在高犯罪地区长大的罪犯并不是简单地像一团粘土一样被捏成这个模式。他是有意识地、十分清醒地继承了一种反常的价值体系。现在，由于他觉得以这种价值体系看待世界有好处便忠实于它了。对于受到父母溺爱或者受到父母冷酷对待的孩子来说，情形也是一样。因早期受到此类待遇而得的神经症并不单是“坏影响”的单向输入。这个人在逐步长大的时候就已利用自己的境遇为他出自自身利益而肯定的神经症人生活方式辩护。在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概率问题。阿德勒是第一个承认这样的概率对生长在高犯罪地区或缺乏真诚爱的家庭的人不利的人。但是，这种统计式不言自明的话不应掩盖真正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心理过程；而当我们认真探讨心理过程的时候，责任总是在个体！
关于人类心理活动的目的性，我们还可以在有关癫痫病人的临床发现中找到进一步证据。癫痫病人的胼胝体即连接两个脑半球的神经线宽带是完全断裂的。这就是 对开脑 。斯贝利曾经对脑部如此断裂的低级动物（两个脑半球完好，但被割裂开）作过很多试验，但并没有发现它们的行为有任何严重紊乱。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由于癫痫的发作是因一个 脑半球的反常激动蔓延到另一个脑半球而引起，这似乎可以使人有理由认为，如果这种蔓延能被控制在大脑的一个半边，这会对严重的癫痫病（ｇｒａｎｄｍａｌ）发作有帮助。医生们终于有机会对几位癫痫病人作了手术，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斯贝利及其助手们那时对这些对开脑病人作的心理研究，给如下辩证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一个人能对同一个环境事件持有互相矛盾的理解，这取决于哪一个脑半球在处理这一活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脑半球的神经通向与它们的位置相对的那一边人体。例如，通向我们左边身体的神经束与脑的右半球相连，而通向我们右边身体的神经束则与脑的左半球相连。当胼胝体被切断时，我们的视野甚至会一分为二，因为这时我们的左视区（进入右视网膜的图象）通向我们的右脑半球，而我们的右视区（进入左视网膜的图象）通向我们的左脑半球。科学家们很早以前就知道，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两个脑半球的功能都趋向专业化。但是，斯贝利及其同事的发现却令人惊异：所有对开脑病人都表现了相同的倾向——大脑的左半球处理语言资料，左半球则处理视觉图象资料。在正常的大脑中，两个脑半球间的联系是由胼胝体传递的，所以左手能“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但对于对开脑病人来说，左手与彭菲尔德或许会称之为“艺术”计算机的脑半球联系，右手则与“词语数字”计算机联系，两者绝不相通！
结果，如果要求对开脑的人画一幅简单的图画，如一所房屋，或把一些彩色片块拼成图案——这时，如用 左手干 ，他就能画出图画或拼好图案；如用右手干，图画就画得不好，而 且，他会觉得拼图案的任务极难完成。接着就发生了惊人的事：左手会伸出来，名副其实地把自己“借”给挣扎着的右手，就如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一样。
如果同时把一个美元符号在对开脑病人的左视区迅速闪现，把一个问号在他的右视区闪现，病人可能会按“被看到的”画出任 一个 符号，这随他用哪只手去描画而定。把病人的手藏在一个屏障后面，他就凭记忆画出他在符号闪现的瞬间所看到的东西。左手当时“看到”一个问号，右手“看到”一个美元符号，所以，每只手都画出了与观察结果相应的符号。这类实验使斯贝利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脑〕半球似乎分别具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知觉、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行为冲动，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意志、认知和学习经验。在外科手术以后，每个半球同样各自具有自己的记忆链。这些记忆链与另一半球的记忆互不相通。”
我们又有了有力的经验证据证明，脑组织是 能动地 组织起来的；它能够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