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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力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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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章
  在一个星期之后,东风电影院里召开对于王亚军的宣判大会。
  当王亚军被绑着,押上舞台时,全场高呼口号,我们学校的男女学生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从坐位上站起来,边喊着:打倒流氓份子王亚军,边充满好奇地看他。场面热烈,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姚明站在舞台上,那整个会场将会是如何喧闹。
  对于王亚军的批判和揭发是漫长的。
  终于,该轮到我揭发他了。校长亲自带着我上台,并拿出事先写好的稿子让我念。那是很厚的一摞白纸,里边全是王亚军如何教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过程。
  校长拍拍我,就下去了。舞台上似乎就只有我和王亚军两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蓦地,一切都安静下来,像是在一个安静的宫殿里。我站在舞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想自己曾多少次渴望站在这个舞台上,成为中心人物,大家都看着我,听我说话。今天终于来了,却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王亚军看看我。
  我也看看他。
  他的表情平静,就像是我们正在台上演戏。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我是王子,他是老国王。
  渐渐地,他的脸上出现了微笑,他示意我开始念,那时,所有的光线似乎都打在了他的身上,王亚军像是太阳一样地立在了台中央,好像他的身上能发出光芒。
  我感到阵阵头晕,仿佛八家户田野上的天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头顶,雪山那边金灿灿的光亮不停地在我面前闪烁,李垃圾和黄旭升骑着马掠过我们的树旁,一声枪响把我从黑夜里强行地拉到了白天。
  忽然,我把那一摞白纸朝舞台上的天空一扔,只见那白纸像雪片一样地四散开来。
  所有的人,包括王亚军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十七岁的孩子竟会如此冒失,有这样超常的举动。场内先是一片安静,接着就像是产生了爆炸,轰的一声就喧腾一片。
  我在众人的叫喊之中,朝后台跑去,然后,又从那个小门冲出去,一直朝湖南坟园狂奔。
  天很黑了,我又饿了,而且很饿很饿,我真是瞧不起自己,王亚军都那样了,我竟然还饿。人类真是一种不好的动物。我坐在那棵老榆树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盼望着听到父母叫我声音,是他们求我回家,而不是自己愿意回的。
  父母始终没有出来找我,他们比我沉得住气,他们吃饱了,于是他们就很有耐心地以这种方式惩罚自己的独生子,那时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很少,都是一大群,像生了一窝猪一样,只有我们家是例外,没有兄弟姐妹的我从来就很孤独。
  我坚持着,渴望着听到他们呼唤我的声音,结果是我无比失望。所以,永远不要相信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限的,除非你没有像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童年。真理是什么?是父母让孩子在孤独中忍受饥饿,因为他不懂政治而给父母带来了麻烦。
  当我回到家时,我以为爸爸妈妈会打我。
  他们谁也没有要打我的意思,甚至于都没有多问。
  他们拿出了从食堂打回来的红烧肉和大米饭,说是专门给我留的。
  我坐下来吃饭,他们两个人竟都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吃。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我是他们的儿子,我正在发育,就要长大成人了,我的力量甚至于超过了父亲。我让他们觉得永远有未来,永远有希望。
  爸爸看我吃了一会儿,就开始抽烟,他点着一支烟后,抽了一口,稍稍显得轻松了一些,小声说:你还要在学校作检讨,要认真作,从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王亚军这个人,父亲说着摇摇头,今天最后宣判,他被判了十年。
  我立即就感到不饿了,看着饭吃不下去。我沉默地坐着。好一会儿才抬头看着爸爸说:
  “我觉得我,挺,挺不要脸的。”
  爸爸没有说话。
  妈妈也没有说。
  我想了想,又开始看着父亲,一直看着他,想等待着他也抬起头看我。可是,父亲始终也没有抬起头来,他只是皱着眉头,脸上有某种深刻的表情,他像是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地,在进行严肃的思考,他真的像是一个思想家。
  突然,我说:
  “我觉得你也挺不要脸的。”
  父亲猛地就冲动起来,他起身,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也在瞬间就激动起来,抬起脚,就朝爸爸肚子上狠狠踢过去,竟把可怜的父亲当场踢倒了。在母亲的哭叫声中,我楞着站在那儿。
  父亲顽强地站起来,不让母亲扶他。母亲看着他的脸色,很怕他会被踢坏。父亲显得比任何时候都亢奋,他扑到我的面前,吼叫着:反了,反了。不过了,不过了。
  在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此刻他的用词,以及腔调显得十分古典,如同旧式的财主,一点都不像是有过新式教养的知识分子。以后多少年我都在想:高兴的时候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格拉祖诺夫,气急财坏的时候就“反了,不过了”,这是一个区分东方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一九七八年秋天是我最背运的日子。
  我没有考上大学,那是我一生的耻辱。
  许多人都考上了,尤其是我们那个班,几乎有一半的人都进了大学。只有我,仍在大学外边冒充着绅士,而且,还是英国绅士。大院里的孩子和家长都在嘲笑我:像知识分子那样留着卷曲的分头,戴着眼镜(还是平光的),穿得笔挺,身上还有香水味,每天走在路上还夹本书,别人不学习的时候就他学,可是连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看来,这孩子的思想太复杂了。脑子里都被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占满了,哪里还装得下真正的知识?
  父母对我失望极了。他们出自于清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少有的几个清华学生之一。父亲还留过苏,更是我们乌鲁木齐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是,他们的独生子一点也不愿意为他们争气,打扮得怪模怪样,却考不上大学。即考不上理工科大学,也考不上文科大学。
  他们的儿子却想:为什么想上大学还需要考呢?他想上就让他上嘛。又不是想去杀人放火,又不是想偷鸡摸狗,又不是想当四人帮,他不过就是想进一个叫大学的地方学习嘛,为什么考不上就不让上?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一个孩子想上学的权力。
  当儿子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时,他们吃惊地看着儿子,深深地感到了种的退化。那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文化革命真是把一切都搞乱了。这个孩子应该到医院去看医生。
  我真的到医院里去看病,却没有检查出来。就在我从那条通往太平间的小路上经过,要出北门的时候,黄旭升朝我走来,她身上竟然别着一枚校徵!我吃惊不已,没有听说她考上大学呀。黄旭升也看见了我,她笑起来,显得很灿烂。我说不出话来,眼看着太平间里有人进进出出。她说:老是想去找你,老是没有时间。我点头,又看看校徵。她说:要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我说:你是什么时候考上大学的?她说:第一批呀。我说:你的病好了?她说:你才有病呢。
  这时,她母亲从后边赶上来,看见我,脸上立即充满警惕,说:快走,要迟到了。
  黄旭升竟然没有跟我多说什么,就朝医院走了。
  我说:我能给你写信吗?
  她说:用英语写吧,我正好练练自己的英语水平。
  天山仍然陪伴着我,博格达峰像我的影子一样,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苍穹这个词,它是蓝得让你眼前阵阵发灰的天空。我渴望去北京上海,却没有考上大学,我知道自己此生只能永远呆在乌鲁木齐。我的委屈在哪里?他们说得真对:别人不学的时候就我学。
  我眼谁学?
  王亚军。
  孤独的时候总想念王亚军。他那时被关在监狱里边已经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是因为路途遥远,还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沙漠?我曾经在地图上仔细地看过他劳改的地方,当时就吃了一惊,在我们之间有两大世界著名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土尔班通古特沙漠。
  王亚军是不是被晒干了?成了南疆的一块木乃伊?
  母亲有些老了,原来是细密的绉纹在眼角,现在却已经是像榆树皮一样粗的纹路爬在了她的脸上。但是,她仍是那么有风度,她可以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她的出身,她的学历,她从清华出来的身份,特别是她是爸爸的妻子,都使她有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早晨,当阳光照在停车场的时候,老是看着她穿着紧身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安全帽,她作为技术处的处长,要随总局的领导们下基层去检查工地。
  车就停在那个地方,司机的态度良好,他们对她很客气,就像是对待宋美玲一样,因为一个有风度的女人站在你的身边,她是有地位的。
  她的风度很好,没有人能像她这样,温和,大度,落落大方,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挺拔,像是一个经历过风雨又重新走到了阳光下的白杨。
  她现在真的不再怕别人说她是技术权威了。
  父亲是技术权威,而现在连她也是技术权威。
  母亲怎么会是技术权威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她最重要的设计是那个乌鲁木齐人直到现在都还记得的防空洞,它是地标性建筑,也差一点成了我的坟墓。
  可是,母亲就是技术权威。
  她与父亲有时拿出留声机,听一会儿格拉祖诺夫,她们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大,让小提声从窗户飘出去,充满院落。全乌鲁木齐的人在那时都听见了这种乐曲。因为这种乐曲,她们就更像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众人眼里,就更加神秘。
  刘承宗,秦萱琪夫妇真是神秘,他们和一般的人就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个周末,爸爸去了美国据说还要去欧洲。他临走时兴奋而神秘地说:乌鲁木齐将有大工程。
  母亲独自在屋里浇花,她是爱花的人,这可能来源于她出生的那个宅院。她曾对我说,家里有好多的花呀,她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与花在一起的。有许多年了,她不得不与花分开,这让她无比委屈。母亲说到这些时,声音略有些哽咽。
  门就是那时被敲响的,母亲朝门那儿看了一眼,继续浇花。
  我把门打开后,站在面前的人让我有些惊讶:校长。
  校长站在门口,脸上充满谦逊的笑容,在肘臂里夹着一个报纸包。他穿得有些破烂,不太干净,全然不像是七十年代中期时的样子。
  他看出是我,脸上也是一楞。最少有两年没有见面了,说是他被送到艾丁湖农场劳动了,他是三种人,是范主任的走狗,而且他们两个作为清华的校友,曾经联名给江青写过信,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揭发出来。
  他说:我找你妈。
  我让他进来了。
  他径直朝母亲的卧室走去。
  正浇花的母亲看见他后,像是受了惊的鸡一样,浑身都颤动了一下。
  校长看着母亲,脸上充满深情,他说:我就要到南疆去了,要去巴楚,去修小海子水库,说着他把那个纸包递给母亲,说:这是我多年来写的日记,从清华时就开始了,你知道的,里边还有你。这是我最贵重的东西了,我没有别的亲人,只好留给你了。
  母亲斜眼看见了站在后边的我,说:刘爱,把门关上。
  我只好关上了门。但我贴着门仍然听着。
  母亲说:你不应该上我这儿来,这东西我也不要。
  校长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南疆太苦,我可能活不长了,希望你帮我保留。
  母亲沉默。
  校长又说: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母亲沉默。
  校长说:刘爱是不是我的?
  我在门外听见这话,脑袋里轰的一声。
  母亲说:不是。
  校长说:可是,别人都说……
  母亲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最清楚。
  校长:我希望你一生中就这一次不要撒谎。
  母亲说: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撒谎。
  校长说:永别了。
  突然,门开了,校长从里边缓缓地走出来,母亲并没有送他。他独自走到门口,开开门,我有些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到了门口,要关门时,校长回头朝我一看,我发现他的眼眼里饱含着泪水。
  校长走了,母亲仍在浇花。
  以后,我曾经悄悄地偷看过校长的日记,里边充满激情还有艳丽的词语,显示了一个男人深情的话语权,所有那些呵护都是为了母亲。他说,他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就是母亲。而且,我发现他也喜欢用与范主任一样的诗句: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我被他言词的高贵所打动,并恍然大悟:难怪他们能给江青写出那么有文采的信,他们是一路货。都曾经是充满才情的青年。可是,在今天的政治压力下,他们还能坚持得住吗?
  果然,校长自杀了,那是在三天后,在锅炉房的后边,就是我和王亚军偷看阿吉泰的地方。校长穿着鲜亮的黄军裤和充满太阳味道的白衬衣。他身上除了有五斤全新的乌鲁木齐地方粮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这永远是一个迷,已经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他临死时装上一张粮票干什么?
  知道校长死的那天,我看出了母亲眼底的悲哀,那时灯光正照在她和她的毛衣上,我问她:我跟校长有关系吗?
  母亲摇头,问我: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说:从小就听别人在后边议论。黄旭升也说过。
  母亲说:他们说话不负责任。
  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时隔多年之后,不放心的我在有了DNA技术之后,仍然去作了亲子鉴定,我与父亲刘承宗的DNA基本一样。看来,母亲这次真的没有撒谎。
  这次没有撒谎,就意识着她一辈子从来不撒谎。
  3
  父亲并不显老,他经常对别人说,你看你看,我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在他被母亲反复清理过的头上果然没有白发,别人就都会叫起来,说:刘总真是的,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天翻地覆,什么叫天翻地覆?就是别人对你说话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父亲当然知道这些,他对科学大会之后的日子充满感激,当听到郭沫若文章里引用了白居易的词时,父亲热泪盈眶,当着我的面,与母亲就在家里拥抱起来,一点也不嫌肉麻,充分表达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热烈。他不会忘了自己站在架子上画毛主席像的日子,更不会忘了别人打他的那一巴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要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也非常喜欢唱那首“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看着爸爸乌黑的头,我半含着恐惧和悲哀探索着想:再过二十年,他会在哪儿,跟谁相会?
  爸爸说的大工程是民族大剧院。当他从欧洲回来之后,深深地被那儿的古典意味所迷惑,在阿姆斯特丹,在巴黎,在海德堡父亲拍了很多照片。蝙蝠衫开始在女人身上流行,乌鲁木齐人渴望现代化,而且是四个现代化,可是爸爸却沉缅于古典。他反复地抚摸着自己带回来的那些照片,说:我瞧不起新巴黎,可是我敬重老巴黎。就好比我瞧不起新北京,而我敬重老北京一样。而乌鲁木齐谈不上新,也谈不上旧,我在五十年代设定的风格基本上保住了。
  他那番话是对我和妈妈说的。
  那是爸爸妈妈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翻身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到处都需要他们,他们喜欢对别人说:知识分子别无所求,唯一渴望的就是报效祖国。
  爸爸曾经设计了民族剧场,现在他又要设计民族大剧院。
  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徘徊于南门的民族剧场四周,没有人比爸爸更善于自我欣赏了。他自信乌鲁木齐会按照民族剧场的风格发展,穹顶,塔尖,理石柱,雕刻,各民族的语言,以及像巴黎老城那样淡黄色的调子……所有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就会与中国的任何城市不一样,也会与世界上任何城市不一样。
  爸爸妈妈晚上经常一起散步,还喜欢拉上我。我总是沉默着,而亢奋的他们却有说不完的话。突然,爸爸止住了自己的话语,他朝前方看去:那是范主任。范主任竟然坐在轮椅上。他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着白色的眼镜正朝爸爸看。在校长自杀的那会儿,范主任也曾跳过楼,可是他没有死。
  爸爸缓缓的脚步朝他走去。
  范主任看爸爸走过来,脸上并没有慌乱。他熟练地驾驭着残疾车,与爸爸面对面。
  爸爸看着他不说话。
  他也看着爸爸不说话。
  我们一家从他身边走过,而范主任停在原地,转过车身,继续看着我们。
  父亲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说:他从四楼上跳下来,竟然没有摔死,生命力真强。
  母亲不高兴了:什么叫生命力?怪不得考不上大学,连贬意词和褒意词都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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