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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同志，恕我来迟了。”
“没有关系，我们罚你一杯，下次就不会迟到了。”
“坐下，”列米佐夫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请他坐，“和我一人坐一半。就这样，挤一挤，挺和气。”
“请大家斟酒。”
大家都斟了酒，一时静了下来，普罗岑科开始说：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开会，只是让大家聚聚，互相看看。也许，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这几个字他说得很庄严），可是我们的师团是能活到的！让我们为了，”他站了起来，大家都跟着他起立，“我们街上的喜庆日子快些到来，干杯！”
在他此刻说这句话的情景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庄严的气氛。
祝酒之后，沉默起来。大家都起劲地吃起来，最近几天吃得很差，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吃不饱，是因为大家实在太疲劳。后来又来第二次祝酒，在每一个尊重自己的师团里这已经成为传统，——预祝师团成为近卫军。
坐在普罗岑科对面的萨布罗夫，一直注视着他早巳熟悉的将军的一举一动。此刻他几次注意到，普罗岑科每次开始说话，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话，但是说了一半又停下，勉强克制着自己，把话转到别的话题上。
该散席了，普罗岑科又一次环顾了坐在案旁的人们。
“这里坐着列米佐夫，”他想道，“在他之前，团长是波波夫，——他不在了，波波夫之前——是巴布琴科——他也不在了。这里坐的是安年斯基，他当团长也许还嫌弱些，目前还嫌弱，然而他已经通过了被围的全部锻炼，团也通过了他，他毕竟是能够指挥的。这里坐着萨布罗夫，他坐在那里，并不知道，万一不幸列米佐夫，或是安年斯基，或是第８９团团长奥古尔佐夫负伤或是被打死，而他，普罗岑科，自己还能活到那一天，就要任命萨布罗夫当团长。周围所有的这些人都不知道，在战争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们还要指挥什么，将要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们如果会死，不如会死在什么城市的墙脚下。”
很久以来，每天每天地不断为各种事务、奔走、战报、报告——战争的全部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普罗岑科，此刻看到他的集合在桌旁的全部指挥员，这些疲倦的人们，仿佛是以旁观者的身分看了看他们，突然初次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使背脊发冷，使喉头噎住，将来历史上要大书特书，后人会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产生羡慕的东西。
告别时他想说些特殊的、令人鼓舞的话，但是事情往往如此，他竟想不出这样的话，就像在自己一生中其他最关控的、也许是最美好的一瞬想不出话来那样。他只是站起来，说：
“好吧，朋友们，该走了，早上要有战斗。”
大家都站起来。他和每个人握手．大家都接连走了出去。他只留下萨布罗夫。
普罗岑科决定要检验一下，大伙是怎样理解他想对他们说的话，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就问萨布罗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明白吗？”
“我明白，将军同志。非常想活到这一天。”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普罗岑科说，“非常想活到。从明天起，我走在战壕里的时候，要多低头，——我真想活到那一天。我劝你也这么做。”
他们沉默了一会。
“想抽烟吗？”普罗岑科递给萨布罗夫一支烟。
“谢谢。”
他们便抽起烟来。
“列米佐夫向我报告了你的不幸。我今天派人到后方司令那里去，叫他顺便打听一下，她住在哪个医院里。免得你不知她的下落。”
“谢谢您，将军同志，”萨布罗夫几乎是冷漠地说。他痛苦，并不是因为他能不能找到阿尼娅，他知道，如果她活着，他一定能找到她，——但她是不是活着？和这个最可怕的问题相形之下，普罗岑科所说的——他能否找到她．——此刻几乎没有使萨布罗夫激动。“非常感谢，将军同志，”他重复说。“可以走吗？”
第二十五章
虽说是痛苦会令人感到度日如年，但是在阿尼娅遭到不幸之后萨布罗夫所过的头３天也像在斯大林格勒所有的日子一样，一晃就过去了。事后他试试回忆自己在那些日子的心情时，他觉得，周围只有战争。失去阿尼娅的痛苦始终是那样，叫人放不下，正因为它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他竟常常忘记有它的存在。
萨布罗夫从普罗岑科那里回来的时候，心里感到在这几天他一定要做出一番以后终生永志不忘的事业来。他们目前所做以及他们将要做的，已经不仅仅是英勇的业绩。在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始终不渝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是种种不同原因的结果构成的——因为越是往后，越是不可能后退；因为后退就等于在这次退却中立即无谓地牺牲；因为敌人的逼近以及对于每个人几乎都是均等的危险，使人要么习惯它，要么感到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所有被挤在这弹丸之地上的人们，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熟知彼此的优缺点。
所有这种钟情况，逐渐形成了那股顽强的力量，它的名字叫“斯大林格勒人”，而且别人对这个名词的全部英勇意义的理解，要比他们自己更早。
一个人心里是永远不会相信有什么事是没有了结的：他意识到，凡事迟早总应该有个结束。萨布罗夫也像当时斯大林格勒所有的人一样，并不确切知道，甚至不去推测，这一切几时才能结束。同时又不能想象，这是没有尽头的。这天夜里他在普罗岑科那里与其说是明白，毋宁说是感到，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几个月，而是几个星期，甚而至于是几天的事了，这给了他新的力量。
他把在普罗岑科那里晚餐的情形对瓦宁和马斯连尼科夫讲了之后，天一亮，就让他们留在指挥所，自己下连队去了。营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他抱定目的要和每个人谈谈，使大家都感到他亲身体验到的那胜利在望的心情。
整天进行着战斗。德国人这一天用他们的全部行动证实了萨布罗夫的想法。他们进攻的次数特别频繁而仓促，好像生怕他们今天拿不到手的东西，明天就再也拿不到了。
萨布罗夫感到，他看到一个受了重伤的野兽的最后挣扎。他怀着两个月来和死神并肩同行的人的报复心情，正是为了此刻开始的事情感到痛快。
然而，不论在这一天还是以后的几天，表面上一切照常：战斗继续进行，力量井末减弱。德国人４次占据科钮科夫的房子与一连阵地中间的小广场，４次都被击退。
萨布罗夫还像平时那样谨慎——迫击炮弹爆炸时卧倒，敌人狙击兵的子弹开始在旁边发出响声时躲到砖头后面，轰炸时在掩蔽工事里等它过去。痛苦没有逼他去寻死。他一向没有这种想法，现在仍旧没有。他要活，因为他迫切而确信地等待着胜利，他极其明确肯定地等待着胜利；他等待着几时可以从德国人手里夺回这最近的广场，夺回一星期前放弃的这所房子和它后面仍旧被叫做街道的废墟。还有一个街区和下面的一条街，——总之，夺回他视野中的一切。
在做当天的总结的时候，他们谈到又有两人被打死，７人负伤；谈到左翼的两挺机枪需要从变压室的废墟转移列车库的地下室里；谈到如果派司务长布斯拉耶夫代替牺牲的费定中尉大概很好，谈到由于人员的损失，按照各司务长原来的报告营里领到的伏特加要比规定的多一倍，这没有关系——因为天冷，让他们喝吧，谈到钟表匠马津的手昨天被打断，现在假如营里萨布罗夫最后那只完好的表停了，就没有人来修理了；谈到老是吃粥吃粥，把人都吃腻了——如果从伏尔加河上哪怕能运点冻土豆来也是好的；谈到趁某人某人还活着、身体健康、能够作战的时候，呈请给他们奖章，不要等到后来为时已晚，——总之，当他们谈到每天总在谈的那些事情的时候，——萨布罗夫对于伟大事件即将到来的预感始终毫未减少，也没有消失。
在这些日子里他有没有回忆起阿尼娅呢？不，他不是回忆——他记着她，悲痛没有过去，没有乎息，他不论做什么，悲痛时时刻刻在他心里。他真心地觉得，假如阿尼娅死了，他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别的恋爱。萨布罗夫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举止，现在开始观察自己。痛苦使他感到压抑，他仿佛常常在注视自己，心里自问：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跟从前一样，他的举止中有没有地方是由他的痛苦所造成的。于是他克制着痛苦，极力做得和平时一样。
第三天夜里，萨布罗夫在团参谋部领到颁给科纽科夫的勋章以及给他的驻防部队的几枚奖章，又一次钻到科纽科夫的房子里，去给他们授奖。所有要受奖的人还活着，尽管这在斯大林格勒是罕有的。科纽科夫请萨布罗夫给他佩上勋章，——他的左手手腕被手榴弹弹片打伤了。当萨布罗夫照兵士那样，用小刀在科纽科夫的军便服上划开一个小口，开始把勋章拧进去的时候，科纽科夫立正说：
“大尉同志，如果向他们进攻，我想直接从我的房子穿过去最合适。他们把我围困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朝他们进攻。您看我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大尉同志？”
“等一等吧。会有一天我们要这么干的。”
“大尉同志，计划是对的吧，”科纽科夫坚持地说“您以为怎么样？”
“对的，对的，“萨布罗夫心里想道．要是进攻的话，科纽科夫的老老实实的计划的确是最正确的。
“笔直穿过我的房子朝他们进攻，”科纽科夫重复说。“杀他个措手不及。”
“我的房子”这句话，他常常高兴地一再重复；据士兵中传说，在战报里这所房子就是被称做“科纽科夫的房子”，这种说法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对此颇为得意。
“德国人要把我们从这所房子撵出去，”萨布罗夫要走的时候，科纽科夫说。“居然打起主人来了。”他指着自己的伤手，笑了起来。“弹片虽不大，可是横穿骨头擦过去：手指完全不能弯了。大尉同志，请这样报告长官，要进攻的时候，穿过我的房子打过去！”
萨布罗夫虽然尊重普罗岑科，懂得在他的那番话后面一定还有更高级长官的话，但是，将要进攻的信念不但在普罗岑科心里有，连科纽科夫心里也有，这种情况更有力地加强了他自己的想法，认为这件事正是会这样。
萨布罗夫从科纽科夫那里回来的时候，已经近早晨了，瓦宁在连里，马斯连尼科夫坐在案旁，虽然他没事干，完全可以去睡觉。最近几天他极力到处要和萨布罗夫在一起，硬是要跟他到科纽科夫那里去，可是萨布罗夫断然拒绝了，他只好留了下来。现在马斯连尼科夫坐在那里着急。
萨布罗夫走进来，默默地点点头，又这样默默地脱下皮靴和军便服，躺到床上。
“要抽烟吗？”马斯连尼科夫问。
“要。”
马斯连尼科夫送给他一个装马合烟的烟合。萨布罗夫抽了起来。他珍视马斯连尼科夫的那体贴的沉默——在一个人不幸的时刻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表现出的罕有的特性。马斯连尼科夫什么都没有问他，也不安慰他，同时却以自己默默的陪伴时刻提醒他，他在本身的痛苦中并不是孤独的。
此刻萨布罗夫突然感到对这孩子的柔情，最后几天以来他第一次想到，战后有一天他们会在离这里一个温远的地方，在一所和这里完全不同的房子里，穿着完全另样的服装相遇，他们会回忆起在这所上面有５层盖板的窑洞里，在这些寒冷的战壕里、在飘着寒冷的小雪之下所发生的一切。那时他们会突然觉得，这些白铁茶杯，这些斯大林格勒的“卡秋莎”小灯，这全部不舒服的战壕生活，甚至那将要过去的危险本身，都变成可爱的。他在床上坐起来，把手伸到马斯连尼科夫跟前，紧紧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朝自己跟前拉：
“米沙！”
“什么事？”
“没有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有什么可以回忆的，是吗？”
“当然要回忆的，”马斯连尼科夫沉默了一会说，“回忆我们在１１月１８日坐在斯大林格勒的铁皮火炉旁边抽烟。”
“１１月１８？”萨布罗夫惊奇起来。“难道今天是１１月１８？”
“是呀，怎么啦？”
“奇怪，日子过得真快！从我们在埃尔顿下车，明天已经是７０天了。”
他仍旧坐在床上，摇晃着身子，喷出一个个小烟团，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此刻坐在这儿的掩蔽部里，而他，经过已经有７０天在周围发生的一切，仍然安然无恙，而阿尼娅却不在，也不知她是死是活。他坐了好一会，一言不发。后来他往床上一躺，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捏着已经熄灭的烟卷的手从床上耷拉下来。
他睡了一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话务员来叫醒他的时候，天色还是漆黑，斜埋在掩蔽部墙上当窗户用的、口径１２寸的管子里，还没有透进亮光。萨布罗夫赤着脚在冰冷的地上跑去接电话。
“我是萨布罗夫大尉。”
“我是普罗岑科。你在睡觉？”
“是，睡过了。”
“好吧，那么赶快起来。”普罗岑科的声音里带有激动，“到外面去听听。”
“什么事，将军同志？”
“没有什么，过一会你打电话给我。报告我，你听到没有。把你的人都叫醒，让他们听听。”
萨布罗夫看了看表：是早上６点钟。他匆匆地穿上皮靴，也不穿军便服，单穿一件衬衫就跑到外面。
在斯大林格勒，早上从６点到７点一般是最安静的时候。有时整整一小时双方的大炮都不发一次齐射，只是有的地方有单独的步枪声，或是远处偶然有一个迫击炮弹发出低哑的爆炸声。
萨布罗夫从掩蔽部跑出去的时候，外面大雪纷飞，几步之内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想到应该加强防卫。听了普罗岑科的电话，他期待有什么特殊事件。然而什么也听不见。天气寒冷，雪落到敞着的衬衫领里。他这样站了一两分钟，才听到远处不断的炮声。炮声来自右面的北方。大炮在离这里二四十公里的远方射击。炮声虽远，但仍旧能传这里，震撼着大地，根据这些情形看来，可以感到在发出这炮声的地方，此刻正在进行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声势空前的大事，那边的炮火连天，是从未有人见过和听过的。萨布罗夫已经不觉得寒冷，有时擦掉脸上的雪花，继续凝神听着。
“难道这就是那件事？”他心里这样想，转脸对站在身旁的自动枪手说：
“听见什么吗？”
“怎么不听见，大尉同志。听见。我们的大炮在轰。”
“你为什么想这是我们的大炮？”
“听声音听得出。”
“这已经很久了吗？”
“已经有一个来钟头了，”自动枪手说。“一点没有减弱。”
萨布罗夫很快回到掩蔽部，先推醒马斯连尼科夫，再推醒瓦宁，瓦宁从连里回来不久，皮靴和大衣也不脱就睡了。
“起来，起来，”萨布罗夫的声音跟５分钟前普罗岑科和他说话时的声音同样地激动。
“什么？出了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一面穿皮靴，—面问。
“出了什么事？出的事可多啦。你们到上面去听听。”
“听什么？”
“先去听了再说。”
等他们出去了，萨布罗夫吩咐话务员接普罗岑科的电话。
“是我，”传来普罗岑科的声音。
“将军同志，报告：我听到了！”
“啊……大家都听到了。我把所有的人都叫醒了。开始了，亲爱的，开始了。我又要见到我的故乡乌克兰，我又要站在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小山上了。明白吗？”
“明白！”
“已经是第４个夜晚天不亮我就不睡了。“普罗岑科说。“我老是到外面去听：有没有开始？我们的人喜欢在天亮前开始。今天——出来，音乐会已经开始了……听得清楚吗，萨布罗夫？”
“清楚，将军同志。”
“我还没有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通知，”普罗岑科预先说。“你等一等再通知大家。不过何必要通知他们？他们自己听见，就会猜到的。”
普罗岑科放下听筒，萨布罗夫也放下丁。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和在哪里发生的．但是他毫不怀疑地感到：它是开始了。虽然它只是在一小时前开始的，但是此刻如果没有这遥远的、雄壮的、炮兵进攻的隆隆炮声，今后便无法想象将如何生活了。不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