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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 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 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发觉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憾。”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的。据我所知，吴 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感的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我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次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其实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在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给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
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了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扣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在办公室我还戴套袖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欣赏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有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
“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啊？”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５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 这家店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厢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厢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喁喁私语。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吗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
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
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她在我指定的床上很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没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楼里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只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刻却是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入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
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角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的手用指甲掐我。那疼痛真是钻心。
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像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
“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非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啊。”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像我逼着你结婚似的。”
“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
“我觉得不是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你才发现啊？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
“真他妈烦人！”
“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了？自己后悔，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赃。”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
她背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
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事了——那就说明我……动了情，你说我会后悔么？”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
“我能相信你的话么？”
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多一个子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
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
“是不是没朋友啊？”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未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她对我说她父母是唐山大地震给砸死的。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杆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舍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户很窄很高，还是双层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黢黢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前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
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枪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
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在着深仇大恨似的。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以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抬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灰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式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笨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乜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
“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一新窝？”
“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
“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
“你是不是阴冷啊？”
“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
“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
“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
“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
“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
“我觉得你无耻！”
“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
“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文化程度。”
“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字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万个是假招的！”
“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啊。”
“……我是真的。”
“对对，你是真的。”
“你不信？”
“没说不信，信。”
“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过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困了睡，醒了就聊天，不分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
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我们没有未来。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我们失之交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