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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许多大型铸件，其中有针灸铜人，铜制浑仪、铜鼎等。宋徽宗时所铸的九鼎共重二十二万斤，即每鼎重二万多斤。留传到现在的北宋大型铸件有山西太原晋祠金人台的大铁人等。这些大型铸件说明了当时铸造工艺的技术水平。
宋朝的铸造工艺仍为传统的泥型铸造、失蜡铸造和砂型铸造。关于失蜡铸造，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说：“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这“古者”当指北宋以前的方法。关于砂型铸造，据记载南宋初仁和县出橐籥沙，可用来做鼓铸之模。《游宦记闻》中也提到蕲春钱监有沙模作。沙模就是砂型。太原晋祠的大铁人实物上有明显的接缝，一般失蜡法都是整铸，没有分段的 必要。又大铁人胸部及小腿上都雕刻文字，砂型铸造本身强度低，不受雕刻，所以不象用砂型，很可能是用泥型铸造法。
铸造这样的大铸件，熔炼和浇注技术也是关键所在。《绍熙云间志》记载一○二四年（天圣二年）铸造铜钟，说：“洪炉启而祝融奋怒，巨橐扇而飞廉借力”，对掌握大炉的操作技术，十分形象。“俄而烟飞焰歇，豁然中度，华钟告成，厥功斯就”，浇注过程相当迅速。一一○五年（崇宁四年）铸九鼎，也是“熔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属天，一铸而就。”由此可以推测到北宋浇注设备的程度。
制盐技术——一是海盐的煎取技术，二是井盐的汲取技术。一三三○年（元至顺元年）陈椿所著的《熬波图咏》对海盐煎取术记载十分详细。《熬波图咏》中的“铸造铁拌图”是宋元时代高炉型的一种。图中提供了全套设备的图样，用风箱来鼓风。风箱的设施又见于北宋《武经总要》中的“行炉图”。王祯《农书》内的水排图也用到风箱。宋元时代风箱的发明是我国鼓风设备的一项重要发展。这种形式的风箱一直流传到现在。《熬波图咏》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莲管秤试法。先把卤水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原盐卤，盐分为百分之百。第二等是三分盐卤一分水，比例为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等是一半盐卤一半水，刚好是百分之五十。第四等是一分盐卤二分水，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然后用石莲子四枚浸过，放在一个盛水的竹管内，竹管口上用竹丝隔好不令莲子漾出。分别放在四等卤水中作试验。凡是四个莲子都浮起来的是第一等卤水，都沉下去的是第四等卤水，如果立浮于面的则看深浅程度可定为第二等或第三等。这样定出一个标准，便可以检验所得的卤水可煎或不可煎。这种道理与现在用浮沉子测量液体比重的意义大致相同。
井盐的汲取，以四川为最盛。北宋四川盐井有大口井和小口井两种。大口井沿袭旧制。小口井则为北宋所发明，称为卓筒井，简称筒井。用困刃钻凿井口如碗口大，深达数十丈，用大竹去节作套管以保全井壁，用皮囊汲取盐卤。筒井后来叫竹井，钻掘技术仍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
开掘盐井时，有硫化氢气体危害性极大。后蜀广政二十三年（九六○年），陵州陵井井口冒出毒气，“毒气上如烟雾，炼匠人皆死”。这毒气就是硫化氢。北宋时通过观察，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毒气能溶于水，凡雨天可免中毒，故发明在井下设置水盘滴水，以保证安全施工，解除危害。
造船——宋代造船，已根据船样打造。船样又叫船式。一○○○年（咸平三年），造船务匠项绾等曾献转海船式。船样有的是编成图册以供选用。有的是设计船型，制成模型，然后制造。有的即据实体仿造。一二○三年（嘉泰三年），池州秦世辅先造新样铁壁铧嘴船和平面海鹘战船两种，经过试验后确属快便。宁宗下诏，三衙江上诸军如要修造战船都照池州船样。凡定船样时都考虑到船舶的总体布置，为了防止船舶部分破坏而影响整体，已有密舱的设备。船型根据需要各有区别。沿海航行和远洋航行船型不同。南宋沿海航行已有防沙平底船。一一五八年（绍兴二十八年），福建路安抚转运司言，鱽鱼船只是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风涛低小，可以差使；如果福建广南出海航行，则海道深阔，非明州沿海可比，所以要另制船样，造尖底海船使用。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湾后堵港西南海滩发掘出一艘南宋时代木造海船，尖底，有十三个船舱，分舱密室的残形还依稀可见。船中还发现大量香药、铜钱等。可见这是一艘航行于我国南海一带的货运海船。
据记载，宋朝以“料”作为船舶载重的计量单位。最小的般为五十料，最大的达五千料。
大概内河船行的民船和战船在五百料以内，沿海航行、远洋航行的则在四百料以至五千料不等。漕运纲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只，或四百料船三十只，叫一纲。一纲可载重一万二三千石。船舶主要结构尺寸大致也根据料的标准而定。如三百料的长四十五尺阔十尺，八百料的长七十尺阔十八尺等。宣和年航行到高丽的海船，“客舟”长一百多尺阔二十五尺，“神舟”长阔三倍于客舟，更为高大了。
南宋初，陈傅良论“治大舟”，对控制船舶航行的三大重要部分：推进、操纵和系泊装置都有阐述。关于推进方式，宋朝船舶主要仍是风帆。徐兢说宣和时到高丽的船，“舟行终不若驾风之快也”。当时航行时风正、风偏和风息，都以大帆或小帆调节使用。南宋初，还大量制造车船，用车轮作推进装置。杨太起义军曾以车船大败宋军。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宋军人船数百只尽碾没入水。建炎中，乎江造船场造八橹战船、四橹海鹘船等。乾道时，建康造船场造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冯堪造多桨战船，一艘用桨四十二枚，橹和桨都是传统的推进工具。
关于操纵机构，主要是船尾舵。南宋后期已知道“柁与船首，适得其平”，因为如果舵太长或太短都妨害了操纵船舶的航行。宋朝海船的船尾舵有正舵大小二等，在远洋航行时还用到副舵。系泊设备主要是矴（碇）。海船用矴可重达千斤，“千斤铁矴系船头，万丈滩中得挽留。”近山抛泊叫抛矴或放矴。还有游矴在风涛紧急时应用。掌管舵的叫舵手，掌管矴的叫碇手。
北宋熙宁中已设置船坞，修治长二十余丈的龙船。南宋乎江府一带有藏船屋，是为保护船只避免在露天受自然界的损害而制造的。
据《金史》记载，当时还创造了滑道下水法。船舶造成后，用新的秫秸铺在地上，又用大木头在两旁夹紧，乘霜滑拉动，这样不很费力的下入水中。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遇海船搁浅时，一种方法是把船装的货取出，以减轻负重，如还无效，便缚排求活。这都是利用了浮力的道理。北宋怀丙曾用两船架起沉入河中的铁牛，也是利用浮力。
宋张商英《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有海船图，并说：“酌海深浅，于其远近，望月观星，知来识往。”“酌海深浅”是测深，“于其远近”是测程，“望月观星”是天文航海，“知来识往”是熟知海道。海船的制造与航海技术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纺织——纺织技术分纺和织两方面，宋元时代纺的技术以元王祯《农书》中记载的水转大纺车为其代表，织则以元初薛景石《梓人遗制》集其大成。
水转大纺丰是在纺的工艺上以水力代替人力的创举。原来纺车都用手摇，后来发明了脚踏纺车，有三个锭子。王祯《农书》中已记有五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山于水力的应用，元代出现了有三十个锭子的大纺车。王祯说：“车纺工多日百斤，更凭水力捷如神。”水转大纺车的锭子是直立的，改变了手摇和脚踏纺车中锭子横排的形状，这样便于操作而少占用空间。现在的纺纱机中纺锭也是直立，可能就是从这种大纺车发展而来。
《梓人遗制》有一二六三年段成已的序，说明这是元初的作品，是薛景石总结元以前的织机构造而写成的专书。序文中说道：“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间出新意。”“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每一器必离析其体而缕数之，分则各有其名，合则共成一器。”现在所知，《梓人遗制》是世界上论织机构造最早的一部专书。技术专著的编纂，是宋元时代技术科学的一个特点。
《梓人遗制》中列举四种木织机，一是华机子，即提花机。一种是立机子，即立织机。一种是罗机子，即专织纱罗纹织物的木机。一种是小布卧机子，即织一般丝麻原料的另一种木机。《宋会要·食货》记宋初置有机抒院，每人管机三四张。又记九九八年（咸平元年）绩锦院旧有锦绮机四百余张。这应当包括了提花机及其他木织机。这样的规模已是很不小了。
第五节 文化交流
宋金元时期，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繁荣时期，也是与域外诸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发展的时期。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交流着文化与科学。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国，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仍然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欧洲与中国开始有正式的使臣往来。商人与教士的往来，更为频繁。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普遍建立了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
下面简要叙述宋金元时期文化交流的概状。
（一）高丽与日本
高丽 宋、辽、金时期，三朝与高丽公私交往都很频繁。汴京和临安都建有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宋神宗时，高丽使臣所过州郡，官员要出城迎送。宋朝使臣去高丽，高丽也隆重接待，在开京建有专供宋使下榻的顺天馆。宋朝皇帝和高丽国王经常接见并宴请对方的使臣。高丽赠送宋朝的礼物中有罗、人参、药材、白硾纸、松烟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宋朝的回赠有龙凤茶、酒、乐器、建本书籍等。宋、金与高丽的民间贸易也十分频繁。宋朝商人常常几十人或几百人，由一名“都纲”率领，驾三、四艘船横渡黄海，赴高丽贸易。一般是第二纲到达高丽，第一纲必定回国，第三、四纲也是如此。高丽船舶每年初夏也来登、明州等地贸易。元朝建立前，蒙古军即已侵入高丽。元世祖时，设征东行省，把高丽作为侵略日本的基地。元朝的统治为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两国的文化交流仍在进行。
宋、金、元的统治者曾应高丽国上的请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书籍，诸如《九经》、《史记》、两《汉书》、《圣惠方》、《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大藏经》、《三经新义》等赠给高丽；高丽也以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如《（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以及高丽书籍如《三国史记》等作为回赠。元仁宗赠给高丽四千三百多册宋秘阁旧藏的善本。两国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宋朝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一次运往高丽近六百卷宋版书籍。泉州商人徐戬专为高丽在杭州雕造《新注华严经》板，然后运往高丽。高丽国王之子、僧人义天和尚归国时，带回宋佛经三千多卷。元初，高丽博士柳俪在江南购回经籍一万零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丽根据辽、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经》。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义天和尚的《续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后，高丽的雕板印刷业逐渐兴盛。宋仁宗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南宋末年又发明木活字。高丽劳动人民根据这一原理，推陈出新，约在十三世纪中期，铸成一批铜字，印刷《古今详定礼》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铸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铁字和鍮（黄铜）字。
宋朝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司马光、范镇的文章、王安国的诗词等，受到高丽文人的喜爱，汉诗在高丽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丽的书画家互相交流技艺。高丽不时派遣使臣和画工来宋访求、观摹书画。高丽著名僧寺兴王寺正殿两壁临摹了汴京相国寺的壁画。宋徽宗曾把自己的书画赠给高丽国王，并推崇高丽画家李宁，要宋画家向他学习。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藏高丽画家的杰作。金朝皇帝也经常派人向高丽求取书画。元朝流行的赵孟书体，深受高丽文士的爱慕。
高丽的纸、墨原从中国传入。高丽的白硾纸和松烟墨传到宋朝，很受士大夫的欢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丽的松烟，制成最佳的墨，驰名国内。
高丽对宋朝的医学也很重视，高丽国王多次派人来聘请医生和求取医书、药物。一○七四年，高丽国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医、药、画、塑四种工匠，以教导本国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种人内，召募愿行者二三人。一○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请医，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慥等前去，并带去药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两次派名医牟介、杨宗立、杜舜举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学，为高丽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材。此后，高丽正式建立医官制度和设立药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医药大都从高丽传入，医师也是高丽人。
高丽还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学习。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国子监读书，进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职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转运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时，高丽进士权适、赵姡А⒔鸲说炔渭庸本倏际裕位兆谇琢偌⒌钪鞒炙堑目际砸鞘剑卮蜕仙峒暗凇Ｋ纬咳饲染痈呃觯跻彩谝怨僦埃缦糇诿鳌⑾舳Α⑾羟ā⒙⒊挛肌⒁妒ⅰ⑸髅懙热耍胃呃鲢孛澎蠛蚧蜚孛懦兄肌⒚厥槭⌒Ｊ槔伞⒉沃碌戎啊�
程朱理学在元朝初年传入高丽。一二八九年，高丽人安珦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不久，又按权溥的建议，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朱熹《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出现了李谷、李齐贤、李穑等理学大师。
日本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元朝虽两次侵略日本遭到失败，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时，主要是宋朝商船驶往日本；南宋时，宋、日两国都有商船频繁往来；元朝时，日本商船来中国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温州、泉州启航，到达日本筑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县）的敦贺港。日本 安置宋船人员在鸿胪馆，供给膳宿。宋朝运销日本的货物，有书画、文具、铜钱、佛经等，日本运往宋朝的货物中，刀剑和折扇，颇受宋朝文人的欢迎。宋朝著名文人欧阳修、梅尧臣都曾赋诗赞美日本的宝刀。宋、元和日本的僧人不断互相访问，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寻、寂照、荣西等入宋，晋谒皇帝，进献礼物，然后朝拜佛迹，备受优待，宋、元僧寂圆、道隆、普宁、一山一宁、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扬禅风。两国商人和僧人对沟通经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携往日本的大批书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经》，道家、儒家书籍，《白居易文集》、《东坡指掌图》、《五代史记》、《唐书》、《太平御览》等；带来中国的书籍，有当时已经失传的儒、佛经典，如裔然曾向宋太宗进献《郑氏注孝经》、《越王孝经新义》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板书籍和佛经的大量输出，日本的印刷业日渐兴盛。宋禅院刻印佛经施舍信徒的风气传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时刻印了《法华经》、《无量义经》、《观普贤经》等大量佛经。这些佛经被称为“折供养”。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论语集注》十卷，成为日本雕印儒家经典的滥觞。
这一时期，两国的绘画艺术不断交流。宋画题材丰富、画法多变，在日本得到好评。日本画家曾亲自来宋朝学习，并带回很多名画，宋朝画家也应邀赴日传艺。日本绘画也受到宋、元人的赞赏。汴京相国寺市场出售日本扇，宋人对扇上图画评价极高，认为“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给予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一些书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重视。
宋朝的一些医生东渡日本行医。如郎元房在镰仓侨居三十多年，以他高明的医道赢得日本执政北条则赖和北条时宗的信赖，担任他们的待医，对日本医学起过促进作用。宋朝的一些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等都先后传入日本。许多中草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