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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府七县，洪武时户口为二十五万六千口，宣德末以来，户口减少了五分之二，即流失了十万二千多口。台州四县，原有户口十八万八千多口，正统时只存三分之一，即六万二百多口，流失了十二万七千八百多口。（《英宗实录》卷八五）南直隶的太仓州，洪武时黄册原额为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宣德末年造册时，止存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而实际存在的户口仅七百三十八户，流失了百分之八十三。（《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景泰时，南直隶六府的流民，竟达一百零三万五千多户，男妇大小三百六十二万多口。（《英宗实录》卷二四二）山西代州繁峙县编民原有二千一百六十六户，正统时，逃亡了一半。（《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据正统五年（一四四○年）正月的统计，北直隶和山西的一百一十六个州县，逃户数量达到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英宗实录》卷六十三）成化时调查北直隶顺天八府流民就达二十六万三千多户，七十二万多口。
农民被迫逃亡，大都是全家出逃，“车载幼小，男女牵扶……百什为群，沿途住宿。”山西代州太一县在五日内就流失三百八十多家，平均一天逃亡七十六家。
（《英宗实录》卷四十五）农民逃亡的现象一开始就具有全国的性质。发生流民的地区，包括南北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司（省）。其中较严重的是北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湖广、浙江、福建、江西、云南等地区。流民的人数没有完整的统计，如按各地出现的大流民群及各地大流民聚集区人数，约略估计，当在五百万至六百万人之间。全国流民群的流动方向是，北方流民群从北直隶、山西等地向南进入当时农业较好的河南“趁食”，河南不能容纳，又由河南转向西南，进入湖广的西北部，即荆襄山区。那里从明初以来就被封禁，土地大部分未经开垦。流民聚集在荆襄山区，开垦为生。南直隶及南方各省流民群，最后也转向荆襄山区聚集。西北各省及四川、云、贵地区流民群则向汉中地区聚集。浙江、福建、广东的流民大多数向沿海岛屿或在近海谋生，他们往往被近海的海盗集团招募或胁迫成为海盗。有的流民被迫远渡重洋，到南洋各地谋生。靠近北方边境的流民流入蒙古地区的“板升”定居、开垦，辽东流民则有不少人流入女真地区。
流民在其流动过程中，只有少数人进入城市手工业，充当工人，比如苏州、杭州的丝织业、染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都曾聚集不少的流民。但当时城市的生产规模还不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且手工业还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才能胜任，这大大限制了流民进入手工业的数量。当时流民进入非农业生产最多的行业是采矿业。采矿业生产条件恶劣，但既不要求更多的技术，而且劳动力容量很大，所以一些比较精壮的流民，大批拥入采矿业，促进了采矿业中银矿、铁矿、铜矿业的大发展。
全国几百万流民，其中有相当多的老弱在流离过程中由于饥饿或疾病而死，又有相当多的人流入城市，沦为乞丐，乞讨为生，更有一部分人只能铤而走险，成为官府追捕的“盗贼”，或成为城市中的“流浪汉”。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流民的谋求生存的出路，仍然是寻求土地。荆襄地区地连数省，川陵蔓延数千里，“山林深险，土地肥饶，刀耕火种，易于收获”。（《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九，王恕《处置地方奏状》）流民“易为屯聚”，而且地处数省交界，统治比较薄弱，是所谓“官吏不敢科征，里甲不敢差遣”的地方。（《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九，王恕《处置地方奏状》）各省大批流民进入荆襄地区后，被称作“逃来人民”，和原来土著人户有别。流民有的为土著税户充佃户，名为“永佃户”，有的集结一批人到田多去处，结聚耕种。这样仅在荆襄一处，就聚集了 一百多万流民。
全国范围内急速出现的大规模流民群各处游荡，大约持续了六十年，这对于封建的社会经济必然要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大量流民的出现，使原来固着于土地的农民暂时地脱离开封建劳役制的束缚，他们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彼削弱，原来由黄册、鱼鳞册等所规定的户籍和土地关系的封建秩序被打乱，原来的军民匠灶的身分变乱，不易恢复。流民等于从封建劳役下得到部分地解放，他们可以从事自身劳动力的出卖。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则被部分瓦解，必须改变赋役制。所谓“一条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的。其次，社会上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大为增加、从事工商业的人数也大为增加。隆庆时，何良俊已经察觉到这种变化，他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 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四友斋丛说》卷十三）流民问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统治秩序。
（二）手工业的发展
一、棉纺织业
明初棉纺织业已渐有发展，棉布逐渐成为全国人民主要的衣着材料。棉布生产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取代价昂的丝织品和产量少的麻制品的趋势。《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天工开物》卷二）棉纺织业在江南的松江地区十分发达，被誉为“以棉布衣被天下”。
棉纺业使用的加工工具有明显的改进。棉花去籽工具的搅车，原来需两人操作，晚明只用一人。徐光启指出：“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明末的纺纱车，改进元代以来的“三繀”纺车为“四繀”乃至“五繀”纺车，大大提高了纺棉纱的功效。（《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棉纺业的发展和当时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与产量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记载，“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农政全书》卷三十五）上海至太仓是一个大产棉区，也是一个商品棉花的集散地。明末大诗人吴伟业作《木棉吟》说：“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棉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乌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咀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后集二）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万历时江南棉花生产和交易的盛况，到万历时，棉花大面积种植在山东河南地区已渐普及，而且北花已经向南方倾销。南北棉花产量的激增，直接促使棉纺业的发展。松江府上海县生产的“标布”，销路甚好，“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阅世编》卷七）苏州的木棉布也很著名。
浙江嘉善县棉纱、棉布生产发达。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浙江通志》卷一○二，物产）北方棉纺业的发展，由于气候干燥，棉绒断续，不能成缕，虽也能成布，但质量欠佳，棉布生产遇到困难。万历时，北直隶肃宁县的织工创造出提高棉布质量的方法，“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因而织出了高质量的棉布。肃宁县所出产的市匹，足当松江产量的十分之一，质量越来越好，其细密程度几与松江的中等品相类。（《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随着棉纺业的发展，染坊和踹坊也兴盛起来，芜湖是南方棉布染织业的中心。染坊专业染布，踹坊专业用大元宝石压平布匹。从事两业的工人甚多，产品销行南北各地。
二、丝织业
丝织业是中国古老的手工业，明代继续发展。丝织从养蚕、缫丝到纺织及纺机工具，此时皆有新的改进。对蚕种的选择，蚕病的防治，桑叶的培植，育蚕的工艺，结茧缫丝的方法与工具，都有规定的程序和改进之处。改良桑树，使之多叶而株矮，采叶多而省工。改进过的缫丝工序是“以一锅专煮汤，供丝头釜二具，串盆二具，缫车二乘。五人共作一锅。二釜共一灶门，火烟入于卧突，以热串盆。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为沟以泻之，为门以启闭之。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缲。即五人一灶，可缫丝三十斤，胜于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也。是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矣。”（《农政全书》卷三十一）徐光启提供的缫丝工序，既可节省人力，多出丝，又可节省燃料。
丝织机有两种，一种是沿袭元代或明初式样的“花机”。这种织机实际上是一种提花机，专织上等丝织品。提花的样式，工匠可以用“花本”（即花样的设计图纸）上机，“梭过之后，居然花现。”（《天工开物》卷二）另一种织机是“腰机”，专织平面的丝织品，一人操机，技艺高的也可以织出精品。福州的织缎机原为五层，弘治时，工匠林洪将它改为四层，称为“改机”，提高了产品质量。（《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江南濮院镇织纱绸，以前用土机，万历时，机户沈大德改为“纱绸机”，专用于织纱绸，大大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当时织机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织各种丝织品，大都有专用织机，在苏州市上就出售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等多种织机，说明丝织业发达的程度。
丝织业发达地区，除江浙外，以山西潞安府最为驰名，所产潞绸，著名全国。潞绸起源甚早，明初已盛，“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产品行销各省，乃至边境民族地区。潞安丝织业最盛时织机达到九千多张，以后逐渐衰落，但直至明末织机尚存二千多张。（乾隆《潞安府志》卷八）
三、陶瓷业
陶瓷业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制瓷业的中心仍是江西的景德镇。这里有丰足的高质量的制瓷原料高岭土，有上万家的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明人王世懋所见的景德镇的情景是“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二酉委谭摘录》）
除景德镇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的制瓷业也很发达，生产各具特色的瓷器。
各地的官窑大都资本雄厚，巧匠众多，生产供皇家御用或祭坛陈列的瓷器，这些产品不计成本，精益求精，本身不是商品。有些瓷釉用色或形制，民间禁用，只能是一些艺术品。民窑主要生产商品瓷器，大多是民间实用的生活用瓷器，产量甚大，行销国内外。其中也有几所著名的民窑生产精美瓷器，是传世珍品。如崔公窑的主人崔国懋，善制仿宣德、成化制品，谓之“崔公窑瓷”。周窑的主人是周时臣，号丹泉，万历时人，精于仿制古器，可以乱真。壶公窑的主人吴为，别名十九，所制流霞盏、卵幕杯，色料皆精美。
明代制瓷业工艺上的创造是用陶车镟刀代替以前的竹刀镟坯，吹釉代替了以前的蘸釉，此前的瓷器大多为单色釉，此时大量制出青花、釉里红及三彩、五彩等多彩瓷器。瓷器的种类，明代也比前代加多，除普通用
品如碗、盘、碟、钟、瓯、盏、盒、杯等之外，还有酒海、炉、瓶、半边胡芦瓶、罐、坛、花缸、渣斗、醋注、烛台、花尊、笔筒、笔架、凉墩、扇匣等。
四、造纸及印刷业
明代造纸业十分发达，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万历时，江西铅山县的石塘镇有“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康熙《上饶县志》卷十）纸张的品种繁多，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的“火纸”、“糙纸”，用于包装物品。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即成为喜庆用的“吉柬”。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专供办公呈文用的“连四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是高级的书写纸。
蒸煮纸浆的工艺，多用石灰，提供了纸浆的质量。福建等地的纸坊破碎原料，多用水碓，提高了功效。
纸张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的显著发展，为印刷业提供了条件。江南地区由于印刷业发达，城乡出现大批刻字工人。刻字工价，每叶两板，每板工资银一钱五分余。江南刻工，三分银刻一百字，按当时银价，不过铜钱二百文。由于刻字价贱，故印书甚多，私人出版物随之大增。（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
明末的印书作坊，规模相当大。到天启、崇祯时，常熟虞山富翁毛子晋开办很大的印书作坊，专营出版古籍。为了搜求古本珍本，特建汲古阁，延聘文士，建双莲阁，延请僧侣，另一阁，延请道士，整理书籍，校对文字。汲古阁后楼贮存书板，楼下及两廊供刻书匠人居住。匠人中有刻书匠，还有印匠和装订匠。毛氏汲古阁所印书种类繁多，上自十三经、十七史，以至丛书、别集、道藏、词曲等，享誉一时。
明代印刷技术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短板、拱花等工艺。中国是活字印刷术应用最早的国家，明代铜活字、铅活字排字印刷技术都有所发展。无锡人华珵、华燧、华坚曾使用铅活字印了许多种书籍，如《剑南续稿》、《宋诸臣奏议》、《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蔡中郎文集》等书。同县人安国也用铜活字印刷过《正德东光县志》。常州、苏州、南京也都有铜活字印刷业。正德时，“毘陵（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
套印技术是将同一板面分成几块相同大小的板，各用一色，依次序印在一张纸上，即成套色印刷品。这种套色技术常用于有各色批注的书，有时可套印三、四色批注文字。饾版是把同一版面分成若干个大小不同的版，每块版只是整版的一个部分，将各块版分别刷上需要的颜色，逐个印在同一张纸上，成为一幅多色斑烂的图画。最著名的饾板印刷品是安徽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印成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包括翎毛、花卉、虫鱼、竹梅、兰草、山水、人物等。另印有《十竹斋笺谱》，除用饾板印刷山水人物、花草羽虫的图画外，还使用拱花的技术，将雕好的版不用颜色压印在纸上，形成凸出的花纹，实际上是一种凸印法，多用以表现图面上的白云、流水、叶脉、衣纹等。套印、饾板、拱花技术是我国印刷史上最有创新意义的成就。
五、矿冶业
矿冶业，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原料、燃料原料、铜、银货币原料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加上矿冶业开发所需用的劳动力，得到流民劳动力的补充，因而有了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采煤业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做燃料的国家。明代的煤已应用于普通居民的日常做饭和手工业加工，极为普遍。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了当时煤炭开采和使用的情况：“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北方勿论。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不用风箱鼓扇，以木炭少许引燃。……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锻。……末煤如面者，多曰自来风。泥水调成饼，入于炉内，既灼之后与明煤相同，经昼夜不灭。半供炊爨，半供熔铜、化石、升朱。至于燔石为灰与矾硫，则三煤皆可用也。”（《天工开物》卷中，燔石）各地开采的煤矿有：南直隶和州的含山县牛头山煤矿、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白羊口煤矿、京师的西山煤矿、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煤矿。京师西山煤矿的煤，是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
当时找矿还仅凭有经验的矿工“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然后掘挖”。“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䦆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天工开物》卷中，燔石）可见当时采煤技术，已经基本解决排除矿中瓦斯，以防止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