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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即位亲政，复设军机处后，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鄂尔泰历仕三朝，能文能武，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七月，因办理贵州苗疆事务获罪，解大学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为军机大臣，三等伯。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兼议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张二老臣辅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渝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著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四月，在一个谕旨中说：“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同上，卷一一四）昭梿《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多次告诫臣工，预防朋党。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梿《啸亭杂录》以此事为刑部侍郎张照诬谮）。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清史列传》）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早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绪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二）边疆战事的发动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间，主要在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苗疆战事
雍正帝时，张广泗等攻占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兔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十月间逮捕张照，治罪，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至军，劾哈元生徒事招抚。免官逮入京师论斩。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劾董芳师集数月，剿抚无端。免官逮至京师，以副将发云南。张广泗调集贵州兵，集中于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借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对瞻对土司的镇压
四川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雅龙江畔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险劫货，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时，土司隐匿不交。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借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奏请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降。清兵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力战，不敌，请降。庆复不许，上疏报捷。乾隆帝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所居男妇老幼，俱被火烧。李质粹咨报班滚已自焚死。六月，庆复据以奏报朝廷。乾隆帝以为可疑，说：“惟班滚渠魁，断不可容其漏网。”传谕庆复继续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高宗实录》卷二六八）清军暂且收兵。
三、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游，有两水，因山中产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两川附近地区，称大金川为促浸水，小金川为作儹纳水。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印，统领部众。其庶孙莎罗奔曾随岳钟琅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首领泽旺，以图控制。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莎罗奔曾将泽旺捉拿，被清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庆复制止。庆复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报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即莎罗奔）性更凶顽……，更欺压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经臣差弁严查……，方遣土目具禀军前，当即严加申饬。”（《高宗实录》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正月，四川巡抚纪山奏报说，莎罗奔侵占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并诱夺泽旺印信。乾隆帝认为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诏谕“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令其畏惮奉法，恩抚感怀，各得其道，先事所筹，无致轻有举动。”（同上，卷二八四）随后，庆复又奏报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同上，卷二八六）。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阻山为石垒，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乞降。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此番官兵云集……，断无以纳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同上，卷三○一）十一月，张广泗又奏报莎罗奔遣使乞降，“臣复面加晓谕……，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乾隆帝旨复：“甚是！甚是！是慰朕怀。”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五）年底，清军仍不能前进。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隐藏未死，庆复奏报班滚自焚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将庆夏免官，与李质粹同下刑部狱。审讯，以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至三月，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削职的岳钟琪以总兵衔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从征。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厓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驻勒乌围，其侄郎卡驻噶尔厓。六月间，讷亲至军，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尔厓。清军发起猛攻，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无功而退。张广泗蔑视讷亲，临阵推诿困扰。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劾奏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滇遭张广泗弹劾罢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召回讷亲、张广泗后，九月间，晋升协办大学士傅恒（满洲镶黄旗人）为保和殿大学士，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十月，傅恒奉旨出发，十二月入川。傅恒至军，在卡撒驻营。察知张广泗信用的良尔吉，与莎罗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罗奔密报军情。随即将良尔吉、阿扣及引荐良尔吉的汉人王秋斩首，军中震动。傅恒奏报作战方略、当地险要形势及期以四月间取胜，井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珍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乾隆帝得报“深不以为然。”这时，边疆战事已经并非必要地拖延经年，损兵折将，虚耗资财。乾隆帝已渐有悔悟，谕军机大臣传谕傅恒，说他“辗转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现在酌拨帮项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拈据。”“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同上，卷三三一）几天后，又以“恭奉皇太后懿旨”名义，传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结束战事。次年正月，乾隆帝决意撤兵，诏谕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另有谕旨寄发，召经略大学士傅恒还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后，交还原旨，请求继续攻打噶尔厓。说：“攻克贼巢，旦夕可必。一篑之亏，诚为可惜。”（《清史列传·傅恒传》）乾隆帝得报，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还朝，并赐诗三章，有句云：“武岂黩兵应戒彼，绩惟和众孰同斯；功成万骨枯何益，壮志无须效贰师。”（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罗奔遣使来降。傅恒谕令莎罗奔、郎卡亲到清营来降，当赦免不杀。为取信于莎罗奔，提督岳钟琪只率十三骑亲自到勒乌围开谕。莎罗奔率领郎卡随岳钟琪到清军大营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邻封、归土司侵地、献出凶手、资送内地人、纳军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罗奔，领兵还朝。乾隆帝褒赏傅恒，后封岳钟琪三等公，赐号威信。董芳赴镇料理善后，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后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的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默武邀功开了端绪。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赋税的诏谕中曾自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节俭，薄赋轻摇。”“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高宗实录》卷二四二）如果说，大小金川之役是开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么帝后的巡游和皇室的豪侈，又开了“靡费之端”。
一、帝后巡游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宫，称避暑山庄。夏秋间皇帝在木兰狩猎，称为“秋狝”。驻跸避暑山庄听政。秋狝驻跸实际上是继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纳缽制的传统，以保持骑射的武风。但山庄的修建，模仿江南园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开始举行秋狝，奉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嘉庆时谥孝圣宪皇后）同行，驻山庄避暑。此后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后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的，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带来巨大的靡费。
谒陵与东巡 乾隆帝生长京师，不知满洲故乡风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后自北京启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临行前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将各地本年应征钱粮捐免。所谓“不令丝毫扰累”，自是空文。“有资民力”，则是事实。启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筑桥梁道路，铺设驻跸宫幄等所谓“应办差使”。孝圣太后与乾隆帝途中驻跸避暑山庄，在木兰行围。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围后赐宴并颁赏腰刀缎正，随行兵士亦各有赏银。行经召乌达盟，盟长贡献牛羊驼马。乾隆帝以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下谕褒奖，对各级官员、兵丁颁赏大批缎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赏赐盛京将军银五千两、副都统银二千五百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东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