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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性。以后，在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产出大批铁火炮。这些炮外形象匏（音袍páo）口小，用生铁铸成，厚二寸，作战时发射后，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威力很大（宋赵与：《辛已泣蕲录》）。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丄火药，用火点着，据说，“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音弱ruò）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还有“飞火枪”，用纸十六层做筒，简中装上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金史·赤盏合喜传》）。金朝工匠在火药应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造船——金朝船舶制造，比南宋较为落后。但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争的需要，造船技术仍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官吏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张中彦设计的“小样”（模型），不过几寸长，不用胶漆，而头尾用“鼓子卯”自相钧带。按照这件“小样”造出巨舰以后，本来要调发附近州县的百姓来拖曳入水。张中彦召集了几十名役夫，把巨舰附近的地势修治倾斜，然后取新的秫秸，密布于地，再以大木限其两旁，于凌晨霜降地猾，率领役夫将巨舰滑曳到河中（《金史·张中彦传》）。金朝的工匠还设计了一种适宜于北方严寒季节在河道中行驶的船只。蔡珪《撞冰行》诗：“舡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中州集》）这种专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由于造出了这种撞冰船，过去船夫在寒冬“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艰苦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监吏人著有《河防通议》一书，书中“造船物料”节，详细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装船斤重”节，还详细地记载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载量。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较前有所提高。
商业 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金朝商业日益繁盛。金朝建国初年，各地的商业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当女真族原住地涞流河流域还是“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的时候，燕京三市已经“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贸易相当发达。以后，由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兴府在海陵王正隆间成为国都后，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兴府共有二十二万九千多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约有一百万口。中都在金初商业就已较为发展，城北三市是商业的中心。城内“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世宗时，商业更为发展。
南京开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营建宫室。世宗时，相国寺仍旧每月逢三、八日开寺，商贩集中在此贸易，宣德楼门下“浮屋”中买卖者甚众。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二万五千多户。以后到章宗泰和时，又增加到七十四万多户。
其他城市，如成平府、东京辽阳府是“商旅所集”之处。河北相州“人烟尤盛”，城内秦楼街十分繁华，食店、酒楼甚多。河东上谷是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这里“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家，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音柱zhù）”。“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成为商品集散地之一。据世宗时出使金朝的宋人记载，从黄河汤阴县以北，州县开始有城壁，市井繁盛，胜过河南。
金朝在商业繁盛的城市设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员，正八品，市丞一员，正九品，职责是调整市场物价，监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权衡和百货的估价。除中都设市令司以外，东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设此官职。金朝城镇商业中的行，见于记载的有油面行、布行、银行等。参加同业商行的商人称为“行人”，同业商行的首领称为行头和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的商业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领的压榨外，还要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在商行中“强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的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见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
院务和商税——金朝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正、副使和都监各一人，负责征收商税、巡察逃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罢诸关征税。一一八○年，规定商税法，凡金银百分征一，其他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规定，小商贩贸易的货物征钱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多贯。
货币——世宗时，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促使铜钱、交钞逐步增加发行量，同时，银铤的使用也日趋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设监（后名“阜通监”），铸“大定通宝”铜钱，年产一万六千多贯。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阳县设利通监。以上两监，每年共铸钱十四万多贯。
因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领域中的铜钱较多，世宗时交钞的发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认为，交钞的使用有利于商旅远行，但每期交钞只能行使七年，不利于周转，因此建议朝廷废除“七年厘革之法”，使民间能够长期使用，如果交钞上的文字磨灭，允许到各地官库纳旧换新。
世宗时，国库积存大批金银，约可折钱一亿贯。这时，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还并不很多。但官府已经将白银铸成银铤，每铤重五十两，值铜钱一百贯。民间往往将银铤截凿成小块，流通支付。
榷场——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族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榷场这一渠道。设置在宋、金分界线上的榷场，有泗、寿、颖、蔡、唐、邓、凤翔、秦、巩、洮、息等州府，还有专为宋人海上贸易准备的密州胶西县。设置在北边的榷场，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后来有庆州朔平、净州天山、丰州、东胜州、辖里尼要等。设置在金、夏边界的，有绥德州、保安州、兰州三处。各处榷场，根据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废置不常。金朝在各处榷场派出场官，“严厉禁，广屋字，以通二国之货”，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金朝从宋朝购买的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就要费银三十多万两。金朝官府从西夏、北方少数族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马匹。大定时，金朝泗州场，每年收税五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万多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多贯，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万多贯。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当金朝处在奴隶制度统治下，奴隶主要扩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发动战争去掳掠奴隶，不断扩大奴隶的来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扩大土地占有，以剥削农民，便成为女真贵族主要的剥削手段。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朝封建主不断地展开了土地的掠夺，并且不断地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剥削。
一、土地掠夺
占夺民田 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常见的现象，是所谓“豪夺民田”，即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族人民的田地，据为己有。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中，出现了“富强丁多者”和“贫难者”的分化。女真贫困户不能自存，便只有出卖田地给“豪民”。女真贵族地主通过买田，不断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贵族地主也还依仗权势，在官府授田时，占据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贫瘠的田地拨给女真的贫民。
多占官田 女真贵族地主还使用各种手段，多占官田。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却可恃势多占。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卿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可见完颜襄占田早已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顷。定制以外，朝廷还有对贵族的“赐田”。如太保阿里原曾被赐给山东地一百四十顷，又赐中都路田一百顷。贵族官僚住地迁移时，继续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贵族迁徙到河间，由官府拨地后，仍不文还旧地，“两地皆占”。
冒占官田 金朝占据的大批官田，被“官豪”们租去，再出租给农民。年月既久，这些官僚地主们便把原来的官田，冒为己有，或者凭借权势，冒占强取。海陵王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广置产业，留给子孙。世宗时，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三十余家，共占田三千余顷。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权要”们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顷，以致平民无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县大批官田，也被赵王完颜永中等四个王府冒占。世宗时，女真贵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括田（刷田）贵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们和金朝官府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间占去的官田。张九思根据地名皇后庄、太子务等的田地，不论百姓有无凭据，一律指为官田拘刷。甚至秦汉以来的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也都拘括为官田，结果是一般地主甚至农民的田地被官府强行拘占。而那些权势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夺的官田。如对参谋合、温敦长寿等所占官地，除牛头地外，限给十顷，其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括地也照此办理。同年，又在山东大规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对官员们说：虽称民地，然无凭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说：“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经过这样的拘刷，山东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达二万余顷。梁山泊被拘为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农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带，没入官府的田地有六万多顷。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与宫豪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强占。广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的手里。
二、苛重的赋税和徭役
苛重的赋税 金朝的赋税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分正税和杂税两种。对猛安、谋克部则只征牛头税。
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规定每亩农田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税的期限，夏税为六月到八月，秋税为十月到十二月。
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饯、免役钱及黄河夫钱等。
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
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饯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
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
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
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顶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
通检推排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
——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
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
随着封建租佃关系迅速增长，女真族急剧分化后，猛安谋克户的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负担也出现了严重不均的现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议如何推排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认为：“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没有差役。现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验现有的产业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颜守道等说：“只验财产的多寡，分成四等，依旧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刺道、都点检完颜襄反驳说：“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的多寡，贫富之间的差别才判然分明。贫富分别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缓急，即可检验簿籍来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贫者不致增加负担。这与不管贫富一律科差 的办法迥不相同。”又建议到农闲时，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数额推排。世宗采纳蒲察通等人的主张，说：“每一谋克部人户的贫富，谋克怎么不知道？一猛安领八个谋克，各谋克奴婢人数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时兴兵，朕的奴婢上万口，牲畜几千头，但不科差一人一马，这怎么能说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从中都路开始推排。据《金史·食货志·通俭推排》记载，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各路官员一起推排。九月，又因为猛安谋克旧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签军、差役、赈济、户口增减，不以实报，下令在推排的同时，兼括户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万多贯。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确立后，徭役大致可分为兵役、夫役两种。担任官职的品官全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纳粟补官而官阶还不够荫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权。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则必须负担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实行雇募制度，农民不必服兵役，比较能安定地从事生产。金初，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女真人当兵参战，“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海陵王时，不仅女真族平民，连汉族、契丹族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撒八、移刺窝斡等人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就是以金朝签发契丹人当兵作为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