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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于是，“揭示出深刻的社会真理”
，就成了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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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萨特：荒谬人格
学创作的根本目的。（《萨特自述》第１６６页）在美学上，萨特的思想讲起来可以非常复杂，但它的基本支点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介入。关于自由，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它实际上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 由于人生的意义不是事先规定的，人本来什么也不是，仅仅是虚无，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人的选择上。 因此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人的活动，也是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与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不同的是，它只发生在精神的领域，只是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精神自由又是与现实的自由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所以写作也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介入，一种干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文学必然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它为什么又必然是对现实的介入或干预？萨特的回答是，因为文学不是一种僵死的物，它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那么人类为什么又要进行这种活动呢？仅从个别人的主观目的来看，人们进行文学活动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解释。 有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逃避，也有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征服的手段，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却导致了人们共同进入了文学。 我们知道，萨特童年进入文学的时候，这两种动机就是同时存在的。 问题在于，逃避和征服都可以有各种方式，并不一定非文学不可，而人们为什么又非要选择文学不可呢？要逃避，人们可以去做隐士，让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那才是最有效的逃避；此外，还可以沉迷于疯狂，还可以干脆去死，都比进入文学的写作或者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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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人生 １６１
读更为有效，那你又何必通过写作来向人们讲诉呢？
要征服，你可以用武器，远比文学直接得多，那你为什么非要写作不可？可见，在不同的人选择文学的形形色色的目标后面，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选择，这一根本的选择，才是不同的人进入文学的深层原因。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世界，实际上是由人自己开启出来的。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存在来说，人是一个“展示者”
，只有通过人，自然事物才显示出来。“是我们，使这株树与那一小块天产生了联系。 由于我们，那颗死了一千年的星，那一弯新月，那一条黑色的河流，才在浑然一体的景色中显现出来。正是我们的汽车和飞机的速度，把这大块的土地组织在一起。 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世界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新的面貌。”
听起来，萨特的这段话真像是唯心主义的老调重弹，但如果我们还记得萨特是在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中把握世界的，那你就不会为萨特担忧了。 现象学讲述的始终只是给定的现象，它并不关心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问题。 世界最初到底是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在现象学家看来根本就是无法解决、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只有现象才是可描述的，也只是现象才有意义。 现象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对对象的意识，而任何意识都只能是对某物的意识，而不能是纯粹的空洞的意识，所以萨特在描述了意识的作用之后，又说，“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存在的导演者，那么我们也知道自己并非存在的创造者。 要是我们掉头不看这片景色，它就会沉回到永恒的黑暗中去。 至少，它会往回沉；可是谁也不会傻到认为它将被消灭。将被消灭的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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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萨特：荒谬人格
而地球则将在无生命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直到一个意识出现把它唤醒。“
（《为什么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第１９２—１９３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所以，人在感觉上有一种需要，就是要体验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是更为本质的方面。 在萨特看来，这恰恰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动机之一。
六、从“自由的梦”到“投入战斗”
艺术描绘世界，就是“通过凝炼各种关系，引进本来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
（《为什么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第１９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同时，艺术家又不能把自己引进的秩序强加给别人，他不能强迫读者去欣赏自己的作品，也不能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 所以作家的创作只能是对读者自由的一种吁请。 作品不能强迫读者，这好理解，但作家又为什么不能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呢？为什么不能只为自己写作呢？要知道，很多人恰恰就是认为他们只是为自己而创作的，他们不屑于为读者写作。 但萨特指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被阅读，阅读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是阅读才使文学创作真正完成了。 这就决定了任何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 因为阅读是一种充满希望与探究的行为，“阅读时，你在预测，也在等待。 你预测句子的末尾，预测下一个句子，预测下一页书。 你等待它们来证明你的预测是否正确。 阅读由许许多多终于要醒的梦、许许多多希望和受骗组成的。 读者总是走在他们阅读的那个句子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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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人生 ３６１
头，进入一个他们读下去时一部分逝去、一部分相应地聚集拢来的未来之中。 这个未来从一页退到下一页，形成了文学客体的一个移动着的地平线。 没有了等待，没有了未来，没有了无知，那也就没有了客观现实。“
而一个作者如果要读他自己的作品，恰恰就是一种没有等待，没有未来，没有无知的阅读。作者无论在什么地方读到的，都只是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计划，这样，阅读就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能给他快感的审美活动，而只是枯燥无味的对写作过程的某种重复。 所以，为自己写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那么我自己写作不为阅读，只为自我表现，自我抒发感情不行吗？
萨特提醒我们：这也不行。“在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到纸面时，你只不过在设法使这种感情作无力的延伸而已。创作行为在作品创作中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的瞬间。 要是作者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话，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他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作为客体的作品将永远不能问世，而作者也就不得。。不放下笔来，或者陷入绝望之中。”
（同上第１９５页）
写作只能是为一定的读者写作，而读者之所以成为读者则在于他能在作品的指导下自由地创造，于是，萨特得出结论说，写作的目的就只能是诉诸读者的自由。“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
，“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吁求，要求进行合作”。
（同上第１９８页）
作为一个作者，我吁请读者把我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就必须把读者当作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体，我力图影响读者，唤起他们的某种感情，但我不能通过压倒他们来实现这一点，而只能对他们提出要求，向他们提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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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可以通过“纯描述”的艺术手段来提出这一任务，通过所谓冷静的刻画来提出这一任务，而读者则以自己被激起的感情来回应它，完成它。 读者出于对作者的信任，他会变得对作品“轻信”
，但同时他却又每时每刻都是自由的。 读者知道自己沉醉于艺术的梦境中，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醒来，但他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不醒来。萨特说：“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
为什么说阅读是“自由的梦”呢？因为“阅读就是行使慷慨，作家要求于读者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是读者全部的天赋；连同他的感情、他的偏爱、他的同情、他的性生活方面的脾性，以及他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慷慨地献出自己，自由透过了他，开始改造他感觉中最黑暗的那些素质。 主动性为了更好地创造客体，会使自己变得被动，反过来，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行动；于是正在阅读那个人把自己提到了最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以顽强著称的硬汉子听到别人叙述虚构的不幸事件时也会流下眼泪的原因；要是他们没有对自己隐藏自己的自由，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本来会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了。”
（同上第２０２页）
作者吁请自由，读者以投入阅读来认可作者的自由，行使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阅读中就构成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越是体验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越多，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越多。 作者勾划出世界的一种“新关系”
，他创造一种美，然后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关系，这种美传达给读者，这样，艺术就成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中的“授予仪式”
，一种共同的生存建构行为。 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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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人生 ５６１
予世界以意义，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同时把世界建构起来，使自己存在起来。“写作既展示世界，又把世界作为一项工作奉献给读者的慷慨大度”。
这样，文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纯个人行为或单纯的消遣了。 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的自由谋划。不管作品有什么主题，它都绝不会是一份自然的资料，而是“紧迫的需要和一种授予”。
这个世界将它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一齐授予了作者，作者在对这些作出情感反应的同时，又把它们授予了读者，使世界按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吁请读者对之进行反应和评判。“因此，作家的领域只对读者的观察、赞赏、愤怒展现其深度；慷慨的爱表示愿予支持，慷慨的愤怒表示要加变革，而赞赏则表示将作模仿”。这样一来，文学就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它是要对现实作出判断、确定对现实的态度的活动，因此也是要对负责的活动。萨特说：“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的责任。”
（同上第２１１页）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自由的要求，就是对不自由的反抗。 作者动笔去写，这一事实就表明他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而读者翻开书去读，也就说明他们承认了作家的自由。“当我一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时，应当可能再要求我用自己的自由来同意对这些人中的某部分人进行奴役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部反对种族压迫的优秀黑人小说，但我们却不可能设想可以有一部歌颂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由于任何奴役读者的企图都是与作家、与艺术不相容的，所以谁要是接受法西斯主义观念，谁就必然会在艺术上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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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无力。 萨特说：“一个铁匠在作为一个人而生活时，可能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铁匠所拥有的技艺却不一定会受影响；而一个作家则两者都会受到影响，后者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前者更大。 我看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战前衷心欢迎法西斯主义，但当纳粹分子把种种荣誉加在他们头上时，他们的创作立即变得苍白无力了。”萨特举了《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罗歇为例，他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时期为纳粹领导一个评论杂志，即《新法兰西评论》。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他走错了路，并因此断送了自己的艺术。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许多封建御用文人，就其个人才华和个人信仰的真诚来说，都无可指责，但问题是艺术才华与任何反自由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信仰得越真诚，他的艺术才华枯萎得越快。 很多人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一旦投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怀抱，他的创作才思逐渐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经常看见的个人荣华与艺术才华成反比的现象。 萨特关于艺术与非自由思想不相容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既然艺术担负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既然艺术天然与自由为盟，那么，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了。 因此，在萨特看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捍卫自由的战斗者。 萨特说：“散文艺术只能存在于一个使散文获得意义的领域中，那就是民主的领域。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也同样受到威胁。 仅仅用笔来保卫它们是不够的。 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因此，不管你是怎样接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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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文学把你投进了里头。 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同上第２１４页）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美学思考是从最抽象、最超然、最个人化的“自由”开始的，而最后却落脚在社会的“责任”
上，在别人眼里纯属风雅之事的文学艺术变成了一场社会“战斗”。这种鲜明的色调对比，这可以说是萨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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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美学最终要诉诸于社会学，这已经逻辑地暗示出作家萨特最终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资本世界的著名抗议者。 萨特说仅仅用笔来保卫民主、自由是不够的，“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之言。 他说到做到，尽管还没有拿起杀人的武器，但从他在法国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期间的表现看，他拿起武器并非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萨特的确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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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从不满足于把真理仅仅挂在嘴巴上，锁在象牙塔里，他意识到人的存在必须有直接的社会行动，于是他成了一位直接行动者。 在萨特的时代，几乎哪里有对自由的侵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萨特大声的抗议。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出现了事关正义原则的战斗，哪里就成为萨特关注的焦点，哪里就会出现萨特战斗者的身影。这个存在主义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要担负起自由的责任。
一、活着就是为了行动
如果从个性和气质和个人生活目标来看，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本来都不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 在大学时代，萨特还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 萨特在柏林留学期间，德国正是正义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的战场。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上了总理，２月２７日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随后取缔了德国共产党。 法国舆论深为纳粹对待德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安。 许多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已经开始流亡外国。 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代表１４００万德国工人宣布：他们决不允许法西斯继续统治德国，决不允许希特勒把德国拖入战争。 但就在那时，萨特还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他在思想上属于左翼分子，但他决不准备介入社会活动。 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在１９３９年以前，他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国家无关。萨特说：“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在政治，萨特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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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他既听共产党朋友的演说，也听社会党朋友的论点，但就是不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做一项社会活动。”
（《七十岁自画像》）
，《萨特研究》第８９页）萨特后来又一再解释他那时的观点：“我想，我的任务是写作，而写作决不是一项社会活动。”
（《心心相印》第６６页）
１９３３年夏天，墨索里尼政府搞了一次“法西斯主义展览”
，为了吸引国外游客，意大利的火车票七折优惠，而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就是被吸引到意大利去的游客中的两个。 尽管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黑衫党党徒，到处都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大幅标语，但他们两人还是在那里玩了个够。 然后，萨特又回到德国，在法西斯主义喧嚣的柏林继续读他的胡塞尔，继续他在法兰西学院自由自在的留学生活，其间还轻松地涉足了与“玛丽”——当地一位学者妻子的风流韵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特就是这么一个不关心世事的逍遥自在的家伙。 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曾指出，是战争使萨特注意到了“他人”的存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