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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最明显的不同表现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一遇挫折，西蒙。 波伏娃的情况就很糟。 她往往脸色大变，精神不振，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不可理喻。 萨特虽然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例如在早晨或是无事可做的时候，但却不那么感情用事。 萨特说西蒙。 波伏娃有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而西蒙。波伏娃则讲萨特在日常生活中太以自己为中心，她说“萨特只结交与萨特交往的人”。
每当他们在一起而又情绪不好的时候，萨特就开始模仿他们在动物园看见的那头海豹，而西蒙。 波伏娃则对他说些有关海豹的事，萨特一面听，一面学着海豹的样子向上翻眼睛，又是叹气，又是默默地哀求，直到两人一齐哈哈大笑。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相互逗乐的习惯，逗乐成了他们生活模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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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服兵役的那１８个月里，他们只能每周见一次面。在通过了新兵的基础训练之后，萨特被分配到部队的气象部门，他的任务是测量风速。１９３０年１月，他被调到巴黎西南１５０英里图尔附近的一个军事气象站，他与站长和另外三个新兵住在一起。 萨特的工作是每隔两小时晃动一下风速表，用电话将测得的数据通知另一个地方的气象站。 每逢星期天，西蒙。 波伏娃总会来到气象站，给萨特带来从图书馆借来的一大堆书。 萨特则抱着这堆书狼吞虎咽地大啃一气之后，在每个月的第三周将这些书带回巴黎。 八月份，西蒙。 波伏娃在圣拉德贡德的一家小旅馆中住了一个月，那儿离气象站只有十分钟路程。 天晴的时候，她坐在小河边读书，在阳光中消磨一上午的时光。 中午她用完午餐——随身带的一盒饼干和一条巧克力，就爬上山坡，到气象站附近的一个地方与萨特见面。 她过于羞怯，不敢把萨特带回旅馆，他们便在野外作爱。 后来，萨特因祖母去逝而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他们才可以到那儿的相对体面一点的餐馆就餐。 军事气象站的工作使萨特有极其充裕的时间进行写作。 他写戏剧，还写了一篇与长篇小说一样长的随笔。 而且，他的随笔的开头部分还在权威的《比菲》杂志上发表出来了，这篇随笔的名字叫《真理的传说》。
西蒙。 波伏娃对文学的热情不如萨特高，但她也开始写小说了。 她想写一个姑娘与三个逍遥自在的小伙子在巴黎的冒险故事。 但她只写到第三章就写不下去了。 由于萨特执意要她也成为一个作家，所以她觉得自己好像并不是在创作，而只是在完成学校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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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人家庭”
１９３１年２月，萨特兵役期满，到勒阿弗尔教中学。这时，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都觉得应该修改一下他们的临时“租约”了。 他们的爱情日益热烈，也日益深沉，他们已经不能忍受那种漫无尽期的分居了，他们只能容忍短暂的分别。 他们约定：一定要在一起过满３０年，在这之前决不分手。 修改后的“租约”还是没有限制双方的自由。 而且事实上，他们对这样的“自由”权力并不是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解上，而都是实际地使用了的。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４年期间，萨特在柏林学习现象学。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萨特除了疯狂地读书和写作之外，他还忙着两件事：一是给法国的西蒙。 波伏娃写长信，二是与一个叫“玛丽”的姑娘幽会。 这是他感情生活的存在。萨特并不想对西蒙。 波伏娃有任何欺骗。圣诞节期间，萨特回巴黎过了十天，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西蒙。 波伏娃。 这促成了西蒙。 波伏娃二月中旬的柏林之行。 事实非常明白：萨特第一次感到他需要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他要“完善自由”
，这使西蒙。 波伏娃受到了伤害。 她假称自己精神崩溃，因而得到了两个星期的病假，踏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 她虽然知道“玛丽”的存在是不会破坏自己与萨特的关系的，但她还是不放心，她要得到确证，她需要消除对他的疑虑。萨特到火车站去接她，陪着她从库菲斯滕凡大街走到亚历山大广场，他们边走边谈。 在西蒙。 波伏娃到柏林的两周里，萨特带着她在柏林到处游逛。 他们参观了专门为易装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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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设的酒吧和只有上午１１点起才站位的啤酒馆，还去了罗马尼舍斯咖啡馆，那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成群的作家艺术家是这里的常客，他们还去了一趟汉诺威，参观莱布尼兹故居。然后才是西蒙。 波伏娃柏林之行的正式节目：与“玛丽”见面。 三人相会的情形基本上是平静的，西蒙。 波伏娃在后来对此事的回忆中说，她当时没有丝毫的嫉妒：自从我们结识以来，这是萨特第一次认真地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嫉妒并非与我无缘或为我所不屑的感情；可是，这件风流事既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也没有打乱我已经形成的有关我们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为一开始，萨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干这类冒险事。 我已接受了这个原则，所以也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了解世界和表现世界是萨特一生的目的，我知道他是如何地专一于这个目的。”
（《青春年华》，转见《心心相印》第７２页）
其实，“了解世界和表现世界”
，这既是萨特一生的目的，也是西蒙。 波伏娃一生的目的。 要是没有这种人生目的的一致性，不要说西蒙。 波伏娃的平静难以理解，就他们之间那种爱情模式也是不可能的，难以理解的。不过，“玛丽”
并没有进入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共同生活，真正进入了他们共同生活而被人们称为“三人家庭”的，是奥尔加。 高萨绮薇茨。 奥尔加是西蒙。 波伏娃的学生，一个政治上的激进派，有一伙波兰流亡学生朋友。 奥尔加对西蒙。 波伏娃这位哲学老师非常敬佩，同时西蒙。 波伏娃也着迷于这位少女活泼的个性，她的波兰朋友的故事，以及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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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无常的行踪。 在萨特留学柏林那年，她们几乎每周共进一次午餐。 那时奥尔加没有通过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整日整夜地闲逛，跳舞，听音乐或进行马拉松式的辩论。 西蒙。 波伏娃是以一个保护人的姿态把奥尔加带到她与萨特之间的。１９３５年，萨特从柏林回到勒阿弗尔重执教鞭。 这年他已经３０岁了。３０岁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已经逝去将近一半，而自己却只仍然是一个外省的中学教师。 萨特认为，教书匠的生涯葬送了他的自由。 他虽然写作了成堆的文字，但不断的与作换来的却是不断的退稿，在文字中得到不朽的希望正在被击碎。一个３０岁的人不再寄希望于生活中的奇迹，他开始明白人生努力的无用。３０岁的萨特再次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偶然和虚无。 他意志消沉，得过且过，以致离开了一定的刺激物他就无法集中精力工作。 他开始使用麻醉剂。第一次用药是为了研究人的意识和心理，他在朋友的帮助和推荐下注射一支叫“墨斯卡灵”的新型麻醉剂，这是一种运用于心理学实验的致幻剂。 西蒙。 波伏娃在约定的时间向医院打电话，她听到萨特的声音已经含糊不清了。萨特说，西蒙。 波伏娃的电话救了他，使他摆脱了与几条章鱼的搏斗。她立即赶到医院，萨特告诉她，他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最吓人的样子，雨伞成了兀鹰，鞋子成了骷髅，到处是丑陋不堪的脸，到处是奇形怪状的东西。 第二天，萨特恢复了正常，高兴地谈论他这次体验，往后的几天里，他变得时而性情暴烈，时而心烦意乱，意气消沉。 他的视觉出现了畸变，眼前满是黑点，房子歪斜着变成难看的人脸，每一个钟面都是猫头鹰的脸。 有一段时间，萨特外出的时候，他以前的两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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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直陪着他。 他说，是这两个学生保护了他，使他不受螃蟹和各种妖怪的侵扰。 在这段时间，只要西蒙。 波伏娃忙于教书或其它什么事的时候，奥尔加就代替她陪伴萨特。为了使萨特振作起来，西蒙。 波伏娃安排了一次山区旅游。 他们在法国南部山区的峻岭和峡谷中攀援前行，在塔尔纳河上荡桨；在河边烤鱼吃，冒着大雨乘车赶路。 这使萨特真的振奋起来了，他恢复了常态。 医学家们认为，萨特使用的麻醉剂只为他提供了某些幻觉，而不能造成神情沮丧。 他们推测，真正造成萨特神情沮丧的可能是他劳累过度了。 但萨特自己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沮丧的深层原因，是他意识到他正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他正一年年地老去。在这段意气消沉的时间里，“三人家庭”
像麻醉剂一样给萨特提供了另一种刺激。 萨特对奥尔加越来越感兴趣，而西蒙。 波伏娃对此却不在意。她宁可萨特去博取奥尔加的欢心，也不愿他再次陷于消沉。奥尔加是一个从不知道掩饰自己的感情，成天只知尽情享乐的青年人，她对学校的那一套毫无兴趣。 在逃避了医学院的全部入学考试之后，她有一星期没有睡觉，整天四处闲逛，通宵达旦地跳舞，然后颜色憔悴地回到家里。在家里，她与父母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于是她找到西蒙。 波伏娃，向她原来的哲学老师请求帮助。 其实她只比她这位原先的哲学老师小九岁，西蒙。 波伏娃觉得她虽然有点好冲动，好走极端，但却活得很真实。 而奥尔加则由衷地敬佩西蒙。 波伏娃的成熟与才智，她承认，自己所有的憎恨和反抗情绪都被西蒙。 波伏娃征服了。 征得奥尔加父母的同意，西蒙。 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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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为奥尔加的保护人。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想通过他们的悉心辅导，让奥尔加取得学位证书。 但奥尔加对学习毫无兴趣，害怕失败和年轻人的懒惰使她再一次成了失败者，她成天暮气沉沉，萎靡不振。他们不得不中止了她的学习计划。可是当她一停止学习，马上就变得生气勃勃起来，缠着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上咖啡馆，听音乐会，打扑克牌。 奥尔加是个典型的只要享受眼前生活的人。 朋友们都对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迷上这么一个小姑娘迷惑不解，有的还为此感到生气。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对此有过一种解释，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进入成年状态的人对青春的留恋。 据西蒙。 波伏娃的回忆，萨特常常流着热泪，在西蒙。 波伏娃面前自言自语地感叹自己已经衰老。 他说，变老就意味着衰败。 与奥尔加朝气勃勃的青春形象相比，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就更感到自己在一天天地成熟，他们都有一种青春崇拜倾向，他们羡慕奥尔加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她有的是时间过这样的生活，而且她无法不这样生活。但不管怎样，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不得不考虑未来，他们必须为年少单纯的奥尔加以及他们自己考虑一个未来。 于是，西蒙。 波伏娃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从此将是“三重唱”
，而不是“二重奏”了。 尽管她也感到过嫉妒，尽管她也认为“嫉妒是一件完全正当和真实的事”
，但她还是坚信：“人的关系是件不断有新的发现的事，没有哪种东西天生就是特许的或者不可能的。”
（《心心相印》第８０页）这种“三重奏”的生活后来分别为西蒙。 波伏娃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女客人》和萨特的著名剧本《禁闭》提供了主题。１９３９年１月，当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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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篇小说集《墙》问世的时候，人们看到，萨特也是把这本书题献给奥尔加的。
四、“爱情是一种事业”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爱情是他们存在主义的生活实践，是他们存在主义观念的现实化，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他们的“三人家庭”与中国式的纳妾混为一谈。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写道：“爱情是一种事业，即向着我的固有可能性而谋划的有机总体。 但是，这种理想就是爱情的理想，是爱情的动机和目的，是爱情的价值。 爱情作为与他人的原始关系是我用以实现这个价值的谋划的总体。”
（第４７３页）在萨特看来，人是一种虚无，一种否定中建立起自己的存在的，所以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他必须通过自己的谋划来实现自己的可能性。 抽象地讲，人什么也不是，而只是可能性，人生的责任就在于去开发、去实现自己的诸种可能性。 人的本质并无预先的规定，你究竟是什么，要看你最后选择了什么。 因此，爱情作为生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就必然是“向着我可能性而谋划”的一种人生事业了。 与其它的谋划不同的在于，爱情是与“他人”相关的，是对“他人”的一种态度。 这样，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探讨“为他”存在，探讨对他人的基本态度的时候，我们首先就遇到了“爱”。
自我的存在离不开他人的存在，因为自我与自我之间是一种共在的关系。 我们只能共同存在。 因此，我的自由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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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于他人的自由，于是他人的自由就成了我的自由的基础，而同时又是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这种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在爱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萨特说，由于爱的谋划使我与他人的自由直接相关，所以“爱情是冲突”。为什么他人的自由既是我的自由的基础，而同时又与我的自由相冲突呢？这“恰恰是因为我通过他人的自由而存在，我没有任何安全感，我处在这种自由的威胁之中；这自由把我的存在和‘使我存在’糅合在一起，它给予我价值又取消我的价值，我存在于自由得以永远被动地逃离自我。 我介入其中，但又不负责任并不要这种变化多端的自由，它反过来能使我介入成千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所以，这样的谋划实际上会使人失去谋划，这样的自由会使人失去自由。 那么我又怎样才能恢复我的谋划呢？萨特的回答是，必须控制这个自由，只有在我把这自由还原为顺从的自由时，我的存在的谋划才能得以恢复。 在别人眼中，我也是一个“别人”
，这种视别人为别人的眼光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否定。 所以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一种相互的否定，人与人的爱也必须从这否定开始，走向同一。 广义地说，爱首先是对被爱者的征服，然后才是与被爱者融合为一。但是，爱的征服并不是纯粹肉体的占有。 萨特说，在很多情况下，情欲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例如，普鲁斯特的主人公把他的情妇安置在他家里，他能整天地看见她并占有她，并且已经能够把她完全置于物质性的附属地位，他想必似乎应该是无忧无虑。 然而人们知道，他相反，却忧心如焚。 阿尔伯第娜从马塞尔手中逃脱，正是由于他的意识，甚至是当他在她身边的时候，而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她睡着的时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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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着她，他才可暂松一口气。“
（《存在与虚无》第４７３—４７４页）
既然爱与纯粹的情欲有如此的区别，那么爱当然就不能像占有一件物那样去占有被爱者，爱是一种意识行为，即一般所说的精神追求，因而在爱中所要“占有”的是别人的自由，不是取消别人的自由，而是把被爱者的自由作为自由，是“占有一个作自由的自由”
（同上第４７５页）
，用泰戈尔的诗歌的表达方式，就是：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拥着你，又给你充分的自由。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思考萨特与西蒙。 波伏娃的爱情模式，重新打量他们的“三人家庭”
，也许我们就不会像刚开始那样诧异和惊讶了；而如果我们了解了萨特的爱情生活之后，再来看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表达的这段思想，也许你会觉得不那么玄奥难解了。作为一个东方人，一个由儒家文化浸透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国民，你可以不同意萨特的爱情观念，不接受萨特式的爱情模式，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萨特是一个透明的人，一本打开的书，他是里表如一的。 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信念，他的信念直接构成了他的生活。 在中国，他的爱情可能会被视作荒诞不经，行为放纵，然而考虑到不同的国情，你会清楚萨特的爱情真正成为了他生活的一种事业，而他一向是忠于事业的，不论是爱情的事业，写作的事业，还是为社会正义而抗争的事业。萨特、西蒙。 波伏娃与奥尔加的三人家庭解体了，原因是奥尔加又有了一位年轻的追求者。 他叫博斯特，她和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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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了。 博斯特和马克是奥尔加除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外仅有的两个朋友。 马克是一个职业歌手，他在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博斯特对他的同性恋要求的拒绝，使他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当他发现博斯特在与奥尔加恋爱的时候，他几乎失去了理智。为了安慰马克，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