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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中心思想，孙子就如何全面地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它既表征了从矛盾双方去观察事物的辩证法思想，又表征了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只会背诵马列词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无视这一切，竟然斥责《孙子兵法》是过时的东西，应为“蒋介石所专有！”
毛泽东到达陕北时，他整个思想体系（包括军事思想）正进入一个日臻成熟的新阶段。新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需要对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的长期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第二，他开始有条件研读一系列新哲学著作，以之作为方法沦，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第三，获读《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事名著，可以作为总结革命战争经验的借鉴。
从主观方面来说，他于此时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明确提出：
① 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文件。
法》，他作了认真钻研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后，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他特别强调，只有在两个阶段中，都尽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怎样“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干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知彼知己认识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同时提出了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从而揭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进程。这样一来，他就把孙子提出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
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平面看去，呈波浪形，而立体地透视，则曲折为螺旋。人类思维的发展，亦复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思想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历史考察时，尤其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方法，密切注视其前进运动与回归运动的相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解答。
第四部 前进与回归 十二 攻读于菊香书屋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这个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建国以后的路线和政策。他的报告后来当作决议下达，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南。十天以后，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启程前往北京。3月25日驻节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5月，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原是帝王禁苑。中海开辟于金元之时，南海创建于明初，清代统称西海子，为皇家宴游之地。苑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荫，楼台相接，错落有致。“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丰泽园大门面临南海，而菊香书屋的北面面临中海，毛泽东出门可在“海”边散步，进屋可静心读书和考虑国家大事。他爱上了这个古色古香的书屋。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五间屋。北房正中一间是毛泽东的小会客室，靠墙排满了书架。东头两间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有一张特制的五尺宽的大木板床，半边床都摆满了书。那些书都是由图书管理员根据他的需要摆放的。隔一段时间，作一次调整。毛泽东有时躺着看书，在书上加批，或随手划些只有他自己懂得的符号。越是他心爱的书，越是批语满纸，浓圈密点，杠划不断，乃至杠外加框，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
卧室靠北墙和东墙两面也是一排书架，这里放的都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北面西头两间屋原来是江青的卧室，江青搬出去以后，就变成了书房。还有西房的北头三间屋，南房的西头两间屋，后来也全都变成了书房。书籍分类上架，摆放井然有序。据估计，藏书的总数达六、七万册，俨然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的书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一）工具书与马列著作
毛泽东使用得最经常的工具书是《辞海》与《辞源》。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辞源》。解放初期，还继续使用，在上面留下了各个时期圈划的笔迹。由于袖珍本的字体大小，后来换上了一部字体较大的《辞源》，一直使用到晚年。
《辞海》也是在延安就有的，而且使用得更频繁。转战陕北时，有一次因敌情严重，需要轻装，便把它埋藏起来，以后再没找到。进京以后，才重新添置。1957年，毛泽东见到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便说：《辞海》我二十年前使用至今，现在这部书太老了，希望修订一下。后来经过专家们的十年努力，修订本的《辞海》于1965年问世。毛泽东觉得修订本还是过于简□批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并自称领会最深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一生事业的兴衰成败，盖植根于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读过《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读列宁的这些著作，有助于掌握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进入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等地出版的马恩著作，诸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文选》。《理论与策略》等，他才有机会读到。
在延安时期，经他圈划过的马列著作，留下来的并不多，但30 年代苏联的红色教授们阐释马列哲学的著作（中译本），都保留得相当完备。而且几乎每本都经过精心研读，随手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现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是当年批读的原始记录。而《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在批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创新之作。如果把读30年代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集》同“两论”作一番“由此及彼”的对勘研究，便可以看出他当年用力之勤与体会之深了。
进入北京以后，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大字本，陆续出版，一一进入菊香书屋的书库。还有各种阐释马列原理的第二手书，更是目不暇接。往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书来之不易，找来便如饥似渴地批读，直至废寝忘食。现在这些书得来容易，便失去了紧迫感，反而读得少了。
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读书的重点也由哲学转向了经济学。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下功夫钻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读了四个本子。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又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边读边议，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后来小组成员整理成了两种笔记：一种以原书章节为序，记录了他的谈话；另一种按问题归纳了他的谈话内容。遗憾的是，毛泽东再也无法像延安时期发愤攻读哲学书那样，通过批注或笔记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对中国传统哲学作过相当认真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五四时期，他提出要通过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主张。在延安研读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时，作了很多意蕴深刻的批注，接着便写出了“两论”那样成熟的著作，这些成就显然同他自幼形成的哲学兴趣分不开的。而对搞经济，他早年是看不起的。他的大同思想，甚至把工商业都视为多余。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并不熟悉经济规律。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份看一遍。”（《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他讲的两本书，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并不全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成功了的，也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毛泽东想跳出苏联模式，开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对经济建设本来不熟悉，加上又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后来便引向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斜路。
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曾经登上哲学领域的高峰；但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他的红旗几度摇落，乃至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1976年病重时，他要随侍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反复朗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攻守有异势，术业
（二）中国历史古籍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早在韶山的私塾里，就点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长沙上学时，又自学过《读史方舆纪要》和《资治通鉴》。延安时期，他于百忙之中，还亲自去听范文澜讲经学史。进京以后，他买了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全书四千万字。但他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有些部分还反复研读过。如1959年在上海主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他就重读了《三国志》的《郭嘉传》和《明史》的《海瑞传》。直到晚年病魔缠身，还在《晋书》上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 再阅”的字样。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结合研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的纪事本末，这些书原先他都是读过的。特别是《资治通鉴》经常放在床头。这部书真是被他读“破”了，有一些地方都是用透明胶贴住的。
毛泽东不但自己认真读史，而且在百废待兴的开国初年，还抓紧组织史学家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毛泽东曾同吴晗淡起，《资治通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现在还值得批判地研读。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不方便，市上也难买到。他提出要组织人力来做整理工作，出一种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与标点《资治通鉴》相配合，他还提出要编一部历史地图。后来，这两件事都委托吴晗负责办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进行顺利，一年就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十分费事，直到1982 年才出第一册，1988 年才出齐八册《图集》，毛本人都来不及看到。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重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指导刘松林（毛岸英的爱人）学历史，叫她从前四史读起。后来组织史学家标点二十四史，也从前四史入手。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田家英：“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的进行这一工作。？？现在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前四史出来以后，范文澜、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又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整理出来，毛泽东深为赞许。
（三）古典文学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诸子散文、杂记随笔等，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的张贻玖，曾经汇编过一份毛圈阅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诗人429位。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还不知多少。（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看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以从中约略窥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的浓厚兴趣。
在诗词歌赋中，他特别爱好屈原的赋，三李（即唐朝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的词。
毛泽东自幼读书就爱作笔记，但在历经磨难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早年读书笔记，只有四十七页。后面三十六页题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前面十一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离骚》是一首长达二千字的抒情诗，代表了屈原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九歌》是祭神的乐歌，充满候的语文教师推左、孟、庄、骚为写文章的最高典范，同学们也都争相效法。但对毛泽东来说，他终生嗜读不倦的，莫如屈原的“骚体”诗赋。
屈原是“骚体”的创始人。篇中“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带有浓厚的湘楚地方特色。西汉未年，刘向将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效仿“骚体”的作品汇成一集，冠名《楚辞》。东汉以后，相继出现了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王夫之、蒋骥、戴震等多家注本。1957年，毛泽东曾经设法广泛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研究《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并对它们作了相当认真的比较研究。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l年，他又两次要《楚辞》。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来华访问，毛泽东送给他的礼品就是线装《楚辞》一部。
毛泽东终生好读《楚辞》，纯粹出于非功利的审美趣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思维方式，自幼继承着王夫之以来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独立根性；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其感情态度则远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奇妙的结合。
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而且是一个有很深造诣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诗歌以粗豪的笔触和潇洒的气度，展现出“万水干山只等闲”、“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英雄气概，其诗品与人品了无判隔。文学界对此已有定评。
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散见于平日的讲演、谈话和书信之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即通过评论作品来表达或批评某种政治倾向，诸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75年《关于评水浒的谈话》等。还有一类则近乎学究式的，如1958年，他对贺知章《回乡偶书》所作的考证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原诗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曾借此诗以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说明两地分居自古有之。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为此，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书，得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