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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他斥责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烂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第24节 干校生活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年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下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他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我们忘不掉那些痛苦。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子。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第25节 事业的转折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1970年，毛听从周的建议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探索新战略，特别是如何抵御关系仍然冰冷的苏联。两国在漫长而有争议的边境线上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在与这个强大的核邻国的对峙中获得一些回旋余地。
中国在当时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力量。罗马尼亚是仅有的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一直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了巩固中罗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同意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帮助建立15座机械制造厂。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这一半结盟的关系是基于一条古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对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主导地位的唯一制衡力量。
这一项目成为头等大事。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一机部，一机部挑选44岁的江泽民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建设15座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经过罗马尼亚语的强化学习，江动身前往东欧。上次出国时他是一个学生，如今他将成为一个老师。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他发现罗马尼亚人民活泼热情、思想开放，他很喜欢与他们在一起。这是他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次官方经历。国内那些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任何形式外交胜利的上级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漂亮仗。江后来回忆说，此次经历让他“张开双眼看世界”。此行标志着他一生中留给后人的主要成就之一的发端：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往来。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后的混乱使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被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也许，媒体宣传的其他事情也是错的。“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开始执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1972年，江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再度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他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不久赴长春休假，去看望他在汽车厂的老朋友。他几乎有5年没有和沈永言联系了。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