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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邓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新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小平接班人的地位。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江授权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加强对媒体和艺术界的领导。媒体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报道敏感话题，“自由派”的影视作品将受到严格审查。按照江的指示，丁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避免涉及那些会给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继续向世界开放示好。6月，江泽民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次申办后来没有成功：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
几乎同时，江在会见泰国佛教领袖时，概括了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显示了他的博学。江重申中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他支持中国和海外的教徒开展交流。
4月，江泽民授权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相应组织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高度透明的双边会谈。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谈是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最高层次的正式接触。
在类似的方面，围绕香港拟于1997年回归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访问中国，来处理一场由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民主改革”而引发的外交争执。在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江呼吁英国和香港商界注重常识。江主席告诉赫德，香港繁荣和稳定的最终保证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对来访的香港客人说，“我们将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是越来越多的选美比赛。虽然1988年江在上海当市长时被迫取消了一场选美，但是这种比赛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却越来越流行。选美曾一度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象征，而今在全国各地50多场选美比赛竞相登场。什么都可以编成一个头衔，诸如礼仪小姐、葡萄酒王后、空姐等等。深圳在5月份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衫和紧身短裤的奇特混合。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3节 “银河”号事件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新茶话会上。
夏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中国的集装箱船“银河”号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被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神经毒气）的违禁化学制品。出于对中国违反防扩散条约的怀疑，而货船的目的地又是伊朗，华盛顿方面指令美国海军战舰尾随货船，在彻底搜查前禁止其卸货。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定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敏感谈判的结果是同意由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小组对“银河”号进行搜查。美国专家不能登船，但可以向沙特人提出建议。用整整1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证明。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在中国，莱克的讲话被看作是再度证实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纯粹敌视态度。苏葆立评价说：“中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论，莱克的讲话打破了争论双方之间的平衡。”于是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已经设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以防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与此同时，江正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他力图坚持邓的路线，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这点正变得日趋困难。正当江主席即将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会面时，中美关系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1993年11月17日，江乘坐中国版的“空军一号”专机离京赴美访问。这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江的目的地是西雅图，他将在那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举行精心安排的首次高峰会。数月前，江已告知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与美国的关系全面恢复到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水平”。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决定访美。在美国，国会中批评中国的人认为美国总统承认一个向示威学生使用武力的政府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在中国，人们没有忘记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批评他的对手乔治*H。W。布什总统“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
用苏葆立的话说，江的计划是“复杂而近乎不可能……他既要显示自己是个强硬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反映国内领导集体对美国怠慢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捍卫中国的立场（尤其在敏感的人权话题上）；同时又要鼓励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更为中庸的长期策略，和他本人建立某种和睦关系”。国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是国会对华工作小组的组长，她极力主张克林顿和江泽民在西雅图初次见面时，“不要对江过于热情地微笑或打招呼”。
但中国主席头脑里考虑的不只是外交。他渴望对外展示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招徕新的投资。当江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与工商界领袖聚餐时，他鼓励他们看中国时要把眼光放远些。“我确信，”他说道，“美国工商界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不会让机会从自己手指缝间溜走。”
江直接从西雅图机场来到了波音公司。在庞大的埃弗雷特工厂，他称赞这个飞机制造业的巨人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先行者。他告诉3000名员工，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以反击人们对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不正当顺差的普遍抱怨。到那时为止，中国已经承诺购买或租用234架波音飞机，价值90亿美元。
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江泽民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波音公司安排33岁的装配工卡里*奎勒斯接待中国领导人。当江抵达奎勒斯家时，他用英语向他们一家打招呼，在而后的交谈中，他也不时地用英语说上几句。江对奎勒斯说：“我听说你有4次被评为‘本月最佳职工’，你的工作一定很出色。”然后，江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他是哪儿人，什么时候开始在波音工作的，上下班通勤时间有多长，夫妻俩是否拥有他们的房子，等等。
奎勒斯的妻子梅拉妮为客人上茶，并请江品尝她亲手烘烤的小甜饼。江送给主人的女儿一个玩具大熊猫。她回赠给客人一幅自己画的画。“为您画的是一幅‘睡美人’。”梅拉妮*奎勒斯解释道。“真漂亮，”江说道，“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孙女，她也喜欢画画。”江从口袋里掏出他孙子孙女的照片，自豪地给屋子里的人传看。临走前，他送给这家人一些中国纪念品，包括一幅猫咪刺绣，他说这是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礼物。
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晤远不是那么热情友好。双方对外均声称90分钟的会谈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但事实上，这次峰会的气氛非常冷淡，令人沮丧。克林顿据称是“阴沉而呆板”，江泽民则是“紧张”。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4节 不卑不亢
1995年10月23日，江与他的老师、93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重逢。
在克林顿致欢迎词后，江主席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措辞强硬的稿子，照本宣科15分钟，简直像给对方上课，而不是双边会谈。江指责美国不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尊重两国间的差异。他还声明，一国不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克林顿马上进行回击，向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在人权领域作出改善。”
当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批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曾表示，只有在北京改进其人权状况后，他才会再次延长这一待遇。现在他向江开列了美国要求改进的5个方面：红十字会有权探视监狱，释放“政治犯”，与达赖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对“劳改产品”进行调查，以及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移民海外。
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相反，他指出亚洲人“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武器扩散问题上，江表达了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愤怒，但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向外出售武器的关切。
当江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气氛转变了。江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但是这个提议，可能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杜林认为，事情的起因是一位中国翻译不经意间听到克林顿对自己的助手说了一句玩笑话。“我应当把我的萨克斯管随身带着，来这儿练练。”据说美国总统当时是这样说的。翻译没有搞清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江：“克林顿先生说他想用萨克斯管为您吹奏一曲”。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试图给这次会晤增添点亮色。“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有些疏远，”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然而事实是，今天我们举行了会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双方对解决各自关心的问题感兴趣。”克林顿对江的回应作出了谨慎的评论，“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江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是冷战的残余，应当摒弃。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就能够互相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江又说：“一些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他们只着眼于极少数的违法者，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理应法办。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为了积累积极的势头，江邀请克林顿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外界表示：“克林顿先生说他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行。他说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想做的事情。”
尽管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次会晤很平淡，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3天后，当江泽民从西雅图飞往古巴，他所受到的欢迎要热烈得多。他是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以来访问这个加勒比岛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对这位来自兄弟国家的元首给予了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国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极为欣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所写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1993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江引用了这句话，并在随后说：“我们决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无理压力。”
11月中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如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正式方向。同月，江适时地在一次庆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的学习会议上发了言。第三卷共收邓的119篇文章，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江高度评价了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12月，江领导中国共产党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次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文献部门开始出版毛泽东的手稿———包括题词、信件、文章草稿、电报草稿、批注、备忘录、读书笔记、诗作和古典诗词作品。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对1万名与会者发表讲话说，“就是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5节 坏事变成了好事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的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个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个问题：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说，“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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