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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薛忆沩又忍不住写到一个东京的少女在同一场战争的背景下与一名上海美术教师的相爱。故事中东京少女发现自己虚构小说中的人物突然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她禁不住失去了理智，将身心投入虚构与真实的相遇之中，直到上海沦陷……
马丁·布伯继续写道：“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小说从东方与东方的“相遇”，经过两次东方与西方的“相遇”，又回到了东方与东方的“相遇”。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同胞的“相遇”，而是“宿敌”的相遇。两个国家正在进行战争，而“相遇”的两个性别又是永恒的主题中千百年来一直互相角逐着的对方。薛忆沩用纯熟而轻灵的笔触掠过时空，使小说具有了哲学论文一样的张力。在小说发现的“相遇的激情”中，虚构显然占了上风。薛忆沩似乎觉得，面对浩瀚的时空和生命，只有虚构才使有限与无限有了相遇的可能。
《首战告捷》（二○○○年第五期）
情节、风格、主题如此明显的延续性使我们看到薛忆沩的小说是天然地热衷于战争和革命。但是“黄营长”和《首战告捷》中“将军”是区别于职业革命家的。他们善良、脆弱，他们对于异种文化充满了向往和同情。
在这篇小说里，一个来自“浮在水上的城市”的穿着中国绅士服装的意大利遣使会会士吸引了将军最初的兴趣。意大利人对自己信仰的价值毫不含糊，他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将军的疑问。同样，这一次意大利人的传教并没有激起将军的宗教情感，却煽起了他对理想和革命的向往。也许从西方借来的“革命”理论同样给了他清新之感。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样，在《首战告捷》里，个人再一次成为历史偶然性的牺牲品。将军选择了革命，而革命欢迎他的选择。小说中的那个指挥官认为，从这一点看，“革命恰好是最人道的”。但这“最人道”却令将军的父亲心碎。他终于放弃了他的努力，他原来一直想劝说自己已经参加革命的儿子放弃冲动的向往，跟他回到富足安稳的物质生活中去。他终于决定不再跟在革命队伍后面苦苦哀求了。将军“一直目送着父亲走远，直到他的身体消失在仍然飘散着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之中”。将军这时候正满怀革命的豪情，他认为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纠缠或者说终于摆脱了自己平庸的过去，是他赢得的第一场胜利。他品尝到了“首战告捷”的美味。
但是在二十年以后，当最后的胜利也排山倒海似地归属了他的选择，在略带疲惫的喜悦里，将军才突然发现他那“消失在仍然飘散着硝烟和血腥味的黄昏之中”的父亲其实永远地在时间中消失了。衣锦还乡的将军（《老兵》中也有排长战后还乡的场面）被告知父亲当年与他自己一起投身革命去了，从此没有再回来过。生活的链条突然被不可知的命运砸断。“首战告捷”的美味经过二十年的消化突然开始反胃。这难道就是革命的意义？这难道就是胜利的意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突然被历史神秘的偶然性推进了怀疑主义的深渊。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不同，《首战告捷》有一个“开放的”结尾。在叙述的终点，将军还没有做出下一步的选择。他只是“茫然地抬起头”，接着“茫然地看”了叙述者一眼。他不知道他应该“回哪里去”。不可知的历史就这样夺去了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回去”这种日常的行为遭到“形而上”的盘问，终于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方向。
结局还是让读者的想象去生造吧。下面我想转向谈谈语言的问题。在薛忆沩《天涯》小说一致的风格中，语言的风格更是十分突出。可能读者读所有这四篇小说都感觉是在读从西方式的东方情调故事中翻译过来的故事，就像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或者博尔赫斯学究式的小说。甚至情节也有典型性或似曾相识的特征。事实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薛忆沩《天涯》小说的语言取向，一方面，对西方句式和语汇的借用实际上暗含着一个世界的借用，就像“本体论承诺”（一种语言对一类存在的预设）暗含着一种本体论立场。往往只有通过借用的世界才能看清楚旧世界的意义，当然这“看”的过程也包含着创造的激情。另一方面，公认薛忆沩的叙述语言精致而训练有素，不过“考究”并不是表面的风格，我们更应当注意由语言的风格所构成的富有多方面张力的内涵，注意小说在极端节制的语言下所隐含的对文化与人生基本问题的体会。
培根和他的绘画
？ 郏宝雄
《国外画家译丛》再版，说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厚爱。现将为《培根》所写的序加以整理，作为对《培根》的推荐介绍给读者。
现代英国艺术家中最富独创性的形象画家——培根，在世界现代艺术史中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他的那些可怕的画。
记得多年前，我还是一个艺术学生时，曾在一位颇有些名气且因其具有前卫思想而为学生所推崇的先生家里看到过培根的画。那是一本外文画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极其恐怖的画面，给我的感觉仿佛自己会被它乱咬或吞掉一样。对于我当时正苦心研习着每一块骨头和肌肉的生活及欢快而平和的心态而言，的确不能算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遭遇。尽管我根本没有兴趣细细观赏，却无法忘掉它们。在多年后，当我再次谋面培根的这些作品时，由不得心中一惊，这或许就是培根的魅力所在，任何人只要看过一眼就无法忘掉它。
像想了解一个鬼魅的世界一样，我想了解培根——这个古怪的爱尔兰人。在约翰·拉塞尔笔下，对培根及其作品较为全面地认识之后，我心中的培根渐渐丰满起来。我被这个并不曾给人带来美感的艺术家超人的洞察力和不可思议的冥想所折服，他的作品有一种令人难以抵抗的威慑力量。
这个英国画家从未上过任何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或者艺术学校。三十五岁以前只在一次名为“英国青年画家”的混合展览中露过一次面。那时作为一名画家他几乎无任何成就可言，专业艺术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他十分自负，坦白中具有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感，这来自他成长的环境。在爱尔兰他度过了整个儿童时代，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几个身为贵族的姨母的怪僻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庭个性的奇特。同时，也使他体验着人的怪异和与之同在的快乐，这对于他多年后的那种冲动、慷慨和梦幻的生活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短时期地做过室内装饰设计师和家具设计者，而后转入专业绘画，直到一九四九年举行个人展览后才被朋友之外的人所知道。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艺术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风格的绘画和雕塑层出不穷，艺术家们创造了各种新的艺术语言，试图表现一种永恒和绝对的精神。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流派的观念和手法被综合利用，新艺术的发展十分壮观。培根作为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始终保持着他的独立性。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倾向，部分地受到毕加索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作品的影响，而实际上一九三六年的那次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又拒绝展出他的作品。他不介入任何绘画方面的活动，他的独立性使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培根几乎总是一个人单独作画，只有三种东西使他着迷：战争、肉食、独裁者。
在培根的笔下，形象不再是按照真人或动物画出来的，他向人们展现了命运被遮盖了的景象。他形容自己的作品是“试图把某种情绪形象化”。正因为如此，使得一个人的孤独和苦恼成了他最喜欢表现的主题。他的画面上往往出现的是一个可怖的、痉挛的、孤寂或挣扎的肉体，一个难以名状的“食尸鬼”或是一个咆哮着的恶魔，它或坐或站在一个幽闭着的阴森的空间中，很像一个阴暗的单人牢房。这些怪诞的变了形的生物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痛苦和紧张的情绪震撼了西方画坛，也使培根作为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艺术大师蜚声大西洋两岸。培根的作品大都是即兴的，他的想象力在他的“三联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的“三联画”中肉体被随意地拉扯成各种形状，据他自己说，他所要塑造的是一个痛苦和恐怖的世界、是要画出巨头和掌权者的孤寂。就这一点而言，他做到了。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约翰·拉塞尔对培根的描述，我想是恰如其分：“他从来不把自己钉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如一所学校、一个家、一个办公室、一个职业、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个国家……他老是终止他通常给人们的形象感觉：他是大自然万物中不可分类的一个。”培根懂得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不注意社会的准则和禁忌，“远离这一切达到了否定或违反的惊人程度”。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他的存在完全是个人的。他并不忠诚于油画颜料的传统性质，作画笔法草率却具有精湛的技巧，他对于一张平庸的彩色照片与一张名画的态度无太大差别，按照他的观点“每一形象在潜在意义上与所有的形象相等”。他让自己的想象力在画面上驰聘，白日梦的基调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冥想的冲动中不停地创造着。培根以他独一无二的个性确立了他独一无二的画面形象，培根就是培根。
当今的艺术家们对艺术的本质，人的本质以及民族自省乃至哲学的思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培根因而更为引人注目。在我结束以上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想读者已经了解了我们的意图，仅在于使更多的人了解培根。
我个人仍不喜欢培根的画，但这已不再重要了。
（“国外画家译丛系列丛书”《培根》，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再版，译者：吕彭等，定价：9。5元）
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
？ 林敏洁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传统的思维逻辑方式使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了大众公认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在这样的时期，传统的流变是较温和、较缓慢的，较容易被大众所认可、所遵循，它与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和利益也基本吻合、互相适应。然而，在历史剧烈的变革时期来临时，传统中墨守成规的一面便格外引人注目地显现出来，并无可逃脱地受到人们特别是各历史时代先觉者们的怀疑、质问、挑战，甚至是摒弃、鞭鞑。
我们会发现：人们对待同样一种传统的心理态度，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人们既安于现状又思弃旧图新的双重性格，导致了我们对传统的矛盾心理，并使社会的变革充满激烈的内在机制冲突和人事冲突。传统和现实又可比作新旧文化的“两代父子”。这“两代父子”虽在文化理念上有势如水火之处，但却凝结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与难解难分的百年恩怨。
众所周知，萧红曾是中国三十年代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尽管萧红一生都在奋力追求冲破、挣破传统文化束缚，争取女性自由的理想空间，尽管时代的变迁给萧红的努力带来了一部分客观上的契机，但是作为新女性及新女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萧红亦无力挣脱传统文化对她潜移默化的诱导和影响。
《红玻璃的故事》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或许称不上名篇佳作，更何况小说本身又是由萧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英日炮战声中口述，骆宾基于萧红逝世一周年之际整理撰写。因此，在萧红研究上常常被忽略，这并非不可理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篇貌似平庸、语不惊人、情节简单的作品，也鲜明地呈现出传统文化的辐射投向萧红一生躲闪不过、使她倍感苦闷与困惑的压力与阴影。
故事的主人公王大妈本是一位身体健壮、性格开朗、生命力旺盛的农村妇女，但她无意识中拿起外孙女的万花筒观望了一番之后，精神面貌便一蹶不振，回家后染病卧床，很快就忧郁而死。
这篇小说在用去很大篇幅介绍这个中国北方农村普通妇女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后，借助她去女儿家给七岁外孙女过生日这一特定情节展开了小说的主题。作者于是写道：“起初，王大妈还笑着说：‘你那是玩什么呀？拿过来给你姥姥看看’，实在她不是不知道红玻璃花筒，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没有在意。但当王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突然她拿开它。”
王大妈无意中这一看，“对命运有所悟”，“窥破了命运的奥秘”——即祖孙三代无法摆脱贫苦、孤独、“寂寞而无欢乐”的人生道路。于是，一个“最愉快的老婆子”不久便忧郁而死。这里，决定王大妈这一悲剧性人生转折的因素之一，正是佛家思想中所宣扬的所谓“顿悟”。这里作者显然无意间在写作中流露出佛家思想的某些思维逻辑及对此种理论的认同。由此可见，像萧红这样一位追求灵魂解放的女性作家，她的许多理念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作为旧传统的叛逆，新时代的弄潮儿，她的思维习惯也难免囿于受传统氛围影响而产生的习惯思维定势。据现在所知的萧红生平来看，她或许从未对佛学有过特殊的兴趣，更谈不上有何种程度的研究。但《红玻璃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萧红，佛家思维方式仍对她的创作活动起着诱导渗透作用。
《红玻璃的故事》构思的核心，即“但当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这一中心情节（几乎可以说整个故事的前后铺垫都是为此一“顿悟”现象而有意设定的安排），其本身便是从传统文化之一大支系—佛家思想中演化孕育而来。当然，由于故事情节的合理，这种佛家思想的运用更通俗，更合情，更容易被在同一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读者所认同，所理解。这当然可视为作者争取读者的一种受潜意识支配的手段，这手段的本身亦是建立在大众传统文化心理的审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传统的氛围左右着读者对故事内容可信与否、真实与否的约定俗成的判断尺度。而从作者萧红的立场而言，这该是小说创作动机与手段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只要读过《红玻璃的故事》的人都会对小说反传统生活方式的主题一目了然。小说借用令人信服的传统思维习惯，告诉读者“顿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可能的，但故事情节的发展走向又警告读者，即使“顿悟”在思维的领域中可能，但对于现实的变革却显得无能为力。
小说在客观上提示人们：传统文化氛围现状下生活的人们，即使可以“顿悟”，却难于绝处逢生——亦即不可能像佛家思想宣扬的那样“顿悟成佛”。因为这个“佛”如果放弃了“来生”“转世”的假定，便没有了现实的意义，也就自然丧失了精神上的寄托。“民以食为天”，所谓“食”便是现实生活中物质需求的形象化、具体化。没有实现可能的任何思维传统都将被人们所怀疑，并在怀疑的基础上试图改良它，甚至改造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之一，便是诱发读者重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思维逻辑、行为逻辑是否仍可依赖，是否需要更新，进而思索是不是需要反抗。《红玻璃的故事》借助传统思维习惯而获得反传统理念的功效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说《红玻璃的故事》只是偶然浸透了传统思维的习惯，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萧红另一篇小说《小城三月》。
像《红玻璃的故事》一样，《小城三月》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翠姨平淡却是悲剧的一生，所不同的是《小城三月》的写作手法更加细腻，更为隽永。
翠姨是一个“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的典型东方女子。她已接受了封建传统包办婚姻，然而却暗恋上了一个大学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使翠姨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呼吸“咸与维新”的新鲜空气的机会，这便诱发翠姨走上了怀疑传统生活方式的心路历程。在进城的一段游历中翠姨发现哈尔滨“洋学堂”里的男学生“坐马车的时候，总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每一动别人都为她服务”，“在学校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学校引进了俄式的道德规范，处处女士优先。“所以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看电影”。
这一连串男女同行的举动，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大逆不道，但这一段经历却给翠姨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满足和作为女人的希望。她感受到了新的男女平等的精神境界和生活空间。这些点点滴滴的内心体验是翠姨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从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亦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从量变到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