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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是确定评选规则。愚意以为，由著名的《读书》杂志主办的所谓“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顾名思义应该是由读者推选，因为《读书》杂志的读者在国人当中，当属有些文化层次的人群，这一点也一直是《读书》杂志引以为自豪的。简言之，《读书》杂志的读者喜欢读的书（或文章）应该说在思想性、学术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以此为评选规则，大致上错不到哪里去。
再来看评选出来的得奖著作。
以特别荣誉奖得奖著作《费孝通文集》为例，因不涉金钱，仅是特别荣誉，故此可以断定此奖与金钱腐败无涉，而与学术界之风气有涉。笔者不知这荣誉授予的标准是什么？是作者的政治地位还是学术地位？还是著作的政治影响或学术影响？如以作者的政治地位为准绳，费老的地位似乎远不如某些选集的著者显耀，学术地位也从来不是学界执牛耳者。如以政治或学术影响为准绳，费老一生只有两本书，一是调查报告《江村经济》，二是论著《乡土中国》能够立于后世。但论其影响，却远不如与其同时并世而立的范文澜、郭沫若甚至后起的胡绳先生。范、郭二位的著作当年挟政治影响之威与两先生在学术界位势之尊，凡治学者案头必备一套，相信四十岁以上的学者，大多数人都读过范先生编的《中国通史》以及郭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十批判书》，只要是老实人，大多也不敢以脱离其思想影响自矜。而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也为学人所熟知，从其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之大，费著都远逊于这几位学界前辈——这样说有点得罪费先生，但请费先生海涵，因智者自明，本无须后生小辈来言三语四，要怪只能怪这次评选活动，是评选结果迫使笔者开罪费老。
不过时移势易，能经得住时间淘洗的往往是有生命痛感且以良心面对历史的著作。前面三位先生的著作因种种原因现在颇遭非议。所以笔者建议这项特别荣誉奖应该颁给韦君宜先生。因为她在临终前以大彻大悟之心，从容面对一生经历，写下字字沥血的《思痛录》。如果以社会良心为准绳，韦君宜先生灵台澄澈后承认自己一生长期从事的工作都是在编造与出版谎言，应该获此特别荣誉，这总比将许多应景之作收进去的《费孝通文集》要好得多，对后世的示范效应也好得多。
专家著作奖共评了五本，其中四本如《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应该都属于史学著作范畴，且是较狭窄的思想史领域。曾是显学的历史学近二十年垮得稀里哗啦，原因有二：一是史学研究体系有严重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作为统治借鉴的作用已经丧失，因为现在面临的问题全部都是新问题。在历史学很不景气、史学已成“死学”的今天，“长江《读书》奖”力挽狂澜于既倒，将大部分奖项慷慨地送与已经步履蹒跚、日薄西山的史学界，应该有助于史学复兴，但相信这几本发行量均不很多的书，《读书》的读者们大概很少读过。凭良心说，这四本书都可算入出版后中国文化史没有增添太多的光彩，不出版也未必有什么太多遗憾的著作之列。倒是被专家评委们遗漏的另一部史学著作如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算得上史学界一颗明珠。这部书彻底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史学体例上一空依傍，认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最繁杂难解的鸦片战争时期，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生机，其影响远非上述四本著作所能企及。没有这本书，中国当代史学定然会有遗憾。从读者投票没有遗忘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来看，评委“专家”们自应检讨“为什么我们的灵台竟还不如读者们澄澈”这一问题，以免下次再犯类似错误。
最值得讨论的自然是《汪晖自选集》。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笔者手头也有一本。该书共收了四组文章，第一组是“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充其量可算作较好的读书笔记，没有原创性；第二组名为“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主要研究章太炎与鲁迅思想；其余三组则分别为阐释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阐释启蒙理念、论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政治与文学问题。说老实话，里面的文章大都属于读之无味，也无新鲜的思想火花迸出那一类，与中国思想界当前的同类研究相比，并无创新之处。用一位老前辈的话来说，连文字都有欠清通。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汪晖先生以此等文字在中国能享有如此之大的声誉？真是世无英雄么？有人说文集不能获著作奖，道理成立，但现在就退一步承认文集可以获奖，也轮不到汪晖。只说同是为文的朱学勤，他先后出过的两本文集《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就收有不少佳作。我至今还记得读他《我们需要灵魂的拷问》《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些思想文字俱茂的文章时心中所燃烧起的激情。九十年代知识界的热门话语，几乎都与他有关，比如文化讨论热，比如重读顾准，比如寻找“六八年人”。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今天，一个人能在十余年内引领知识界话语并保持强劲不衰之势，是不应该被这个据说是很重要的奖项遗忘的。
再说文章奖。这个奖共评了四篇，说老实话，对评温铁军先生那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我是心服口服，因为温先生厚积薄发，以高屋建瓴之势，挟多年沉潜研究之功，将一个半世纪的“三农”问题写得非常透彻，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们大多自认自己为文也难达到此等高度。而其余三篇说老实话我看不出太多的佳处，读读可也，但说它们思想创意与文字水平高出于《读书》的其他许多文章，恐怕也是评委们的眼光独到之处吧。
三
值得肯定的是“读者评选著作奖”这一项。因为这是读者们自己选的，没有利害考虑，也没有与学界大佬相倚相恃之利益计较，倒还真是选出了几部有口皆碑的佳作。
愚意以为，这些著作中，首推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自一九九八年此书一出，仅从当时的评论来说，就有风生雷动之效，成了党政军学企各界人士争读的著作。溯其原因，主要在于这本书是作者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德勇气，用“最经济的方式，解释了最难缠的现实问题”，将中国改革过程中权力资本化这一过程解剖得相当透彻，对中国未来走势（拉美化倾向）也预测得相当准确，牢牢地把握住时代脉搏。此书的意义还在于其对中国学界那种依附权力的庙堂之作，比附西学的空疏学风形成了巨大挑战。可以说，这本书的许多看法不但成了许多中国人现在认识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激起了许多原来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的读者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同为三联书店主办的《三联生活周刊》在评选二十五位时代人物时，只挑选了一位知识界人士作为代表，那就是何清涟，文中誉其“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算是有眼光之举。而另一评论更认为“昔有斯托夫人之《汤姆叔叔的小屋》、卡逊夫人的《寂静的春天》，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完全可以与之比肩而立”。众所周知，《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南北战争解放黑奴运动的导火线，《寂静的春天》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这评价可谓不低。
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前文已评过，此处不再饶舌。这里再谈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此书当年之热销情景，读书人应该记忆犹新。这本书打动人心之处在于：作者通过解构陈寅恪先生最后二十年生活，将中国知识分子与当时政权之间那种至今仍然让人无法坦然面对的关系作了透彻的分析。一代文运，一代国运都已通过传统史学的最后代表者作了很有意义的展示，让人唏嘘之余还能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钱理群先生号召大家《学魂重铸》，其情也慷，其辞也慨，大概读过这本著作的人都能领略其风采，也会被浸染于书中的道德激情所深深感染。古人云：知易行难，钱先生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重铸学魂”这一伟业就由钱先生在“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开始做起，以慰天下读书人敬重先生之心。
不过读者的选票虽然集中在这几本著作上，但从前三个奖项的“评委集体行动的逻辑”推断，不敢保证这几本书在复选中就能公允地评出来，因为选票的数量也大有可操作余地。有人说，为了让这次评选活动免于耻辱，评委们最好是让《现代化的陷阱》当选。其实，这本书就算是当选，恐怕也未必能让这次评选活动免于耻辱。倒是何清涟女士如果去领这个奖，恐怕有负天下读书人之心。
仅从读者们自发推选的著作与评委们选出的著作来看，其思想性、公共性、学术造诣及文字的流畅都高下立判。让人不由得想起伟大领袖那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那话我一直不太喜欢，因为“群众”这一有太多政治色彩的集体名词曾被滥用得太厉害，但这次却又不得不承认其正确性，真是让人颇为伤心。
可以说，这次“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的结果真是有点侮辱《读书》杂志的读者的智慧，大伤读者之心。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每年用一百万余元的巨奖做为杠杆，鼓励知识界从事那些类似于“乾嘉学派”那种于国事无补、于学术其实也无多大裨益的“纯学术”，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需要似乎也太脱节了吧？“文化与资本相结合”竟然开出这么一朵花来，恐怕让今日知识界人士难以面对后人的诘问。
余也好事，在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中，在纸面上充当一下评选活动的主持人，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笔者的评点得当与否？
余杰的疏误
？ 李江峰余杰的文风属于口无遮拦一类，没有论者惯用的那种前顾后盼的扭捏作派，你觉得话该奔哪儿去，他逶迤而下，随后也就到了，不会带给你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滞涩感。老练些的文人，其间就不免要打几个顿，或卖个关子，作大家心照不宣状，在余杰，便一捅到底了。这是直，或许跟年龄有关，不是有人标举什么“中年写作”吗，准此，我们不妨谓之“少年写作”。惟其年少，锻炼之功尚欠火候，直之外，就捎带露出一些毛病，举其荦荦，约有两端：其一是袭用，其二是讹误。思想著述，来日方长，有改无勉，余杰姑妄听之。
刘绍铭先生在《万象》第一卷第七期《剥皮的艺术》中对余杰文章引用外国作品“例不落注”曾进一言，以为“这些引文，自己译的，要交代。人家译的，更要交代，否则就是‘掠人之美’了”。国内学者引用译著，依惯例大都不标译者，不独余杰为然，而余杰“例不落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译文方面，有些笔墨恐怕有袭用之嫌：《心灵独白》（三）第五十四则（载于《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版，以下所引余杰文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书），在援引费正清关于北京建筑对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意义的论述后，余杰有数百字的引申与发挥，而该段文字无论立意、援例、遣词均与何新《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一文（原载《书林》一九八八年第六期）逼似。何新原文如下：“事实上，直到今天，国外旅游者仍然不能不对北京城建的宏伟布局及其象征意义表示惊叹。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百里东西长街，以及成千上万的标语墙牌，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涵义。而与纽约、东京、巴黎、伦敦、香港那些寸金寸土、商业性巨厦林立、交通极为发达的现代化金融都市形成极鲜明的反差和比照。——由这种本体性的差别中，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的堡垒，而不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起源地。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市民阶层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进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直到现代的城市，我们仍然乐于把大量金钱投诸于大量象征性的政治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却吝于把金钱使用在营建高速公路和市内通讯、交通设施的实际改善上。”余杰与何新的这段文字因缘令人费解，如果是读书笔记的窜入，何以与何新又稍有出入？若是对何新见解的隐括，则理应标明出处。
如果上面这段文字属于札记片断，不足为凭，我们再来看收于《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篇长文《知、性、游——重读杨绛》的一些论述，后附的异体文字则出自胡河清的《杨绛论》（载于《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一、正是凭借这件隐身宝衣，杨绛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中，游刃有余，荣辱不惊，仿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人。在《记事》中有这样一处微言大义的细节：“秋凉以后——没有撤下。”——“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是杨绛对庄周“逍遥游”所作的现代阐释。一道帘之隔，使得她心安理得地在帘内看帘外的世界，一切芸芸众生悲欢离合，一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都与我无涉，于是，眼前“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P190）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中，杨绛也可谓是一位姚老太太式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人。比如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杨绛写道：“秋凉以后——没有撤下。”这实在是很高明的用兵之道。——“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两句，同时也极精练地概括了杨绛、钱钟书伉俪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方式。他们好像金庸小说里的武学大宗师，常年在高山绝顶的秘室中闭关潜修，芸芸众生对他们的道行莫测深浅。而他们却能透过窗际的垂帘，悠闲自在地俯瞰人间龙争虎斗、刀光剑影的热闹光景。（P83）二、这种“出元神”的分身法令西方人很难理解，而这恰恰是古老的亚细亚传统的精华部分。只有深味佛家“此身非吾有”哲学义谛的智者才可能有这种把自我对象化的感觉。然而，也正是在这“化功大法”的展现中，我们看到了人精神受到的巨大压力及由此而产生的近乎荒诞的的反作用力。——杨绛先生整合记忆的过程，与其说是一种超越痛苦的通达洒脱，不如说是对自己“元神出窍”安然避过伤、杜、景、死、惊五凶门的自我欣赏。（P191）原来她学会了“出元神”的分身法。这种把自我对象化的感觉，只有在佛家“此身非我有”哲学真谛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古老的亚细亚传统，具有忍辱精进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可以从中铸就顽强得近乎荒诞的精神力量。杨绛正是得东方“化功大法”精要的一人。（P80）三、小说中最精彩的章节莫过于两个人游西山之事了。——两人心知肚明却又避来避去，避出许多事端来。“躲避”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的生存态度。许、姚的缘分中都沉淀着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所以就使他们不敢正面迎接这场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恋情姻缘，宁可各自早早退步抽身。姚宓退到门背后，听彦成去意徊徨的脚步声，暗暗垂泪。（P193）《洗澡》中顶有趣的情景，莫过于许、姚两人游西山之事了。避来避去，就生出诸多细节来。——这种互相躲避中藏着一种英国人称之为withdrawal（退隐）的人生态度，也是典型东方的。许彦成、姚宓的血缘中都沉淀着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所以就使他们不敢正面迎接这场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恋情因缘。他们宁可各自早早退步抽身，——撤到最后，姚宓终于退进了大门。只得躲在门背后，听着彦成去意徘徊的脚步声，暗暗垂泪罢了。
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三个忧患深重的问号，既是针对具有约翰克利斯多夫气质的傅雷夫妇，也是针对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P194）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杨绛这三个忧患深重的问号，很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漫天黑云中在脑际闪过的。她担心的正是罗曼罗兰中译者夫妇面临的“深坑”。（P77）上面所引的几个段落，文字不算多，却是胡、余文章的主要论点所在，两者的内在勾连是显而易见的，语句的相似倒还在其次。余杰关于“躲避崇高”及侪类王朔、杨绛的一段言说，似乎触发于胡河清这“避来避去”四个字，但胡君此“避”乃指“隐”，内中的精义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而所“躲避”者却断非余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