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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
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
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
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
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
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
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
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
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
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
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１９２５
年４月２４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
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
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两个军人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由于青军会成
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
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号称有了５０００会
员。接着，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
组织一个“白花剧社”唱对台戏；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两个杂
志，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
读》和《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你开一
次大会，我也开一次大会，并且比你的还要大。你在我的大会上发表了反演说，我
下次就组织人去踩你的会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
脚。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
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由青军会发起，在梅县中学广
场开军民联欢会，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正讲得起劲时，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孙
文主义学会的人，手持短枪，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由贺衷寒发表演说。青军
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李之龙趁势抢占
了讲台，要贺衷寒“滚下台去”。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
龙的脸上就是一拳！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于是，两个便扭
打起来。顿时，会场大乱，两派枪口对枪口，怒目对怒目。后在梅县党部负责人的
劝说下，才暂时平息。事后，贺衷寒、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贺衷寒被
“撤职查办”，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为总司令，贺衷寒任
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
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
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说什么一个革命政
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
如尽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指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
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１９２６年２月２日，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
纠纷”的名义，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
会议，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
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强调两派要“精诚团
结”。最后，蒋介石提出４点解决办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
的领导，有矛盾由他来解决。４月７日，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
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
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
并亲任会长。１９２６年６月２７日，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贺衷寒缺席当
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
排斥国民党左派。
三、在苏联异得声名狼籍的贺衷寒想亲自带兵，蒋介石却偏不交他兵权
１９２６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
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这时，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
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他认为，像苏联共产党那样
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
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
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
国民党旅莫支部，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
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但
他们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
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
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贺衷寒等人遭
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
由”，不应该压制。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
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１９２８年１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
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３月，该校正式迁往南
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
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
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
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
１９２９年春，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
机会，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贺衷寒虽身处异
国他邦，仍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时发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
其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的小册子，颇受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赏识。
贺衷寒在日本学习、考察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
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
抗斗争，贺深受其影响。
四、致力反共的政治训练，受到蒋介名赏识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宁汉合流，全国
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
原，尤其是红军在湘、赣和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
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蒋介石纠集１０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
“围剿”，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铁的事实使
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
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
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
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１９３１年２月，贺衷寒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
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
处长等职。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运动，一
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清”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
无政工人员。针对这种情况，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
挑选１３０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
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
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５次亲自到该所训话。
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
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
１９３３年２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
采用办“政训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
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
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
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
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３４００余人。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
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
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３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
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如：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
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１７条任务和职
权；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剿匪”（围剿红
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１９３５年４月在汉口
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
的问题。７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
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
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
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
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
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
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
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
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
训系统的总头子。
五、揣摸出“老头子”的真正意图，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
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
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４大台柱，而贺衷
寒名列第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
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
岌可危。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
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
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
样。这年的１１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
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
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
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
“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
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
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
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
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
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
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
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
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
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
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
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
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
泽等５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
律条例。１９３２年２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
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１９３２年３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
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
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９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
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３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
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１９３３年１月，贺衷寒接
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
嫌。１９３４年８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
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
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
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
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
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
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１９３６年８月，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