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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瑛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 娘鸾瑛和母亲胡氏秋是靠在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 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 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 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 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 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 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蒲）这样 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1973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 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 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的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 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 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 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象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 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 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 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降两个 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 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 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 “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 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1970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 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亲女 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 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 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 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
越战混血儿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虽然不那么圆满，但是所有能够离开的混 血儿都争先恐后地逃出越南，定居到西方国家去了。大量的报道和图片表明，他们在那 里生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掉他们曾居住在越南，也没有忘却那些未获得签证而 滞留在越南的亲属和朋友们。现在，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公民，用亨利·贡的 话来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我们是从越南来的，从 我们永远不愿返回的统治下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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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 十、第五代统治者
1985年4月30日清晨，河内从闷热的空气中醒来，成千辆自行车、公用轿车和低座脚 踏机动车沿着街道行驶，还有更古老的法式有轨电车发出疲惫的声音驶过各个路口，商 店、机关和商场也陆续开门。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前越共上尉阮莲这样对西方记者说，脸上 露出了微笑。
尽管一切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但此时这个城市已经是整个越南，而不是半个 越南的中心。自从南方的杨文明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以后，完成那个经过二十年艰苦战 争而获得“统一”的越共政府又把巩固它的政权的战斗进行了十年，首先它公然与曾经 尽全力支持它取得胜利的盟友中国关系恶化，赶走了三十万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了几代的 中国侨民和华裔越南人，接着又开始清洗政府中的亲华他分子和南方干部，开辟强迫性 的“新经济区”，在南方没收私营企业，继而出动越南军队与老挝军队一起进入柬埔寨， 帮助韩桑林亲越分子赶走了亲华的“红色高棉”，驱赶大批印度支那难民涌向东南亚各 国，与中国军队在靠近边境的地带交战，在泰柬边境进行骚扰和入侵。
越共政府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使世界各国一次一次把目光集中 在那个曾经同样动荡不定的地方。越共政府，作为继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 之后的第五代统治者，象它的前任一样不时地制造出一连串发出震动、令人不安的事情。
“1975年标志着这个国家真正的统一。”胡志明市（西贡）市长梅之寿在庆祝越共 军队攻占西贡10周年的游行纪念活动中对外国记者说。
与河内同一时刻的胡志明市（西贡）榴弹炮声轰鸣，军乐队奏起“在金星旗帜下” 的进行曲，士兵和民兵，其中一些人扛着缴获的美制M…16和M…1型步枪，走在苏制T…54坦 克车的后面，苏制米…21型喷气式飞机呼啸着掠过碧蓝的天空；佩戴着与他们同样瘦小的 身材极不相称的数十枚勋章的越战老兵、摩托车兵和工人混在一起，簇拥着一幅前越共 领导人胡志明手握哑铃的巨幅画像车，在画像的下方写着一句胡的激动人心的话：“大 家都来早锻炼！”在围着蓝色围幕和红娟的检阅台前面，身穿各色彩色服装的男女青年 表演着优美的舞蹈。
庞大的游行队伍从著名的动物园出发，途中经过市中心的“四月三十日大街”（前 美国大使馆曾设在此街），一直向“统一大厦”行进。
检阅台上，有九年以上资龄的政治局委员们傲慢地挥着手，意得志满地观赏那拙劣 的表演，并且不无欣喜地回忆起他们是如何从美国人手中夺走1500亿美元和58022条生命 的过程。
那天坐在检阅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长征，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共政府总理范 文同。他们要极力表现越共大获全胜之后的民族骄傲感，同时也要掩饰那个国家陷入的 自相矛盾的荒谬狂妄的窘境——尽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亿美元的苏联援助，但是越南始 终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业人员及由此而产生 的吸毒、卖淫、乞讨和流氓行为在这个被占领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个角 落，这似乎是对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绝妙的嘲讽。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越共政府竟然毫无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帮独裁统治了十 年造成的所有恶果都说成是那个早已经结束了的“战争创伤”，一块似乎永远也不能治 愈的，永远会帮助越共解脱困境的“创伤”。
实际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没有制定过任何真正建设 或恢复经济的具体计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争，镇压民主人士和极端独裁，以 及搜刮民财上。它的一个口号叫作“共渡艰难！”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陷入 了“艰难”的境地，而那个“艰难”似乎仍永无穷期。
转嫁它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事端，先是把南方 人民送到变相的集中营和劳改场所的“新经济区”去，要那些人在同区没有任何工具的 荒芜的原始森林里“发展经济”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温和 态度的市民和贫民，掩盖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贫困的事实。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残酷手段不仅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 满和反抗。许多人象从吴庭艳总统的“垦荒区”逃出来那样，冒着生命危险从越共政府 的各个“新经济区”逃了出来。
对待一个它根本不关心，但是又时刻困扰着它的社会现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 侵邻国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国中国的争端，以此来转移人民对它的强烈怨恨之 情和世界舆论的视线。
作为对自诩“代表人民”却又极度空虚的一种填补讲，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业已 形成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规军，另外还有没 有确切数字，但是规模相当大的民兵和其它变相的军事组织，而且一直处于象瞄准麻雀 那样的高度戒备状态。这项庞大的经费开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 所谓“来自各国，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胁”的歪曲宣传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既卑鄙又拙劣的会俩。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规军和十万以各种名义进入柬埔寨的越南人 正在企图征服顽强战斗着的“红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装力量；在北部长百公里左右 的中越边境，原集着六十五万精锐的正规部队，不时从那里传来局部的从枪战到小规模 交火的报道。
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经成功地用来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 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广大越南人民引向了两个邻国：柬埔寨和中国。
虽然中国的毛泽东曾经毫无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牺牲来援助北越进行了长达二十年 之久的战争，越共政府还是很容易地利用历史上中国皇帝对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动起 与中国人的对立和恐惧；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把十二年来的“中国同志”变成了 “战争赌徒”、“企图控制越南的霸权主义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 国是真正的、自古以来的敌人，一直想统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样， 只有苏联人是朋友，真诚的社会主义朋友。”
1982年4月21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译员的陪同下通过三号公路前 往距越中边境仅三十公里的高平省会。经过跨越红河的、法国人于1896年修建的隆平桥 里，我们几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共产党人曾经把源源不断的食品、 机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资运进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国的空袭轰炸中继续作战；而后， 中国人又在1979年愤怒的报复之中把炮弹倾泄到了那里。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里种着水稻或早稻，田地里有土豆和其它的各 种蔬菜，河流和溪水穿过越中边境的石灰岩山峦流到了越南，当地的乡民仍然穿着我在 1954年见到过后那样褴褛的衣服在进行耕作，似乎时钟从那个时候就停止了一样。
一位四十二岁的越南中校陪同我们，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 仗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先是同法国人，然后同美国人和中国人。当我们笑着问他 中国军队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说道：“打不过我们，从来也打不过我 们。”
“那么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问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们根本打不过我们。”他说，摘下他的越共军队的军帽，一顶 镶着红星的软木遮阳帽让彼德戴上。我们评论起越南警察刚换上的、难看的苏式军帽和 制服时，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五千人口的东恙是中国军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小镇，然后突然撤走了。我们沿着大路 走去，见到竹林中那栋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墙壁上涂写着一 些反对中国的口号。高达1000英尺（304。9米——译者注）的山头上，有几座已经崩塌了 的塔，远处一座山峰上中国军队的雷达屏在不断旋转着。我用照相机对准那个山头，然 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镜头。“不准拍照！”他指着一块牌子对我。
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宣布要对枪杀中国军人和边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进 行“惩罚”，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许多城填。那次报复行动持续 了一个月，沿着越中边境向前推进了40公里，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国方面宣称，在那次 战斗中越南伤亡人数为百万人，而中国军人伤亡二万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国在河内进 行了停战会谈，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让步的争吵中搁浅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在 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在越中零号边界进行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然而在场的新闻记 者说：“那简直是一次相互攻击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为他提供了一 直被他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生活的纸烟和啤酒，他终于同意给我们半天自由采访的 时间，当然，他仍要象指示儿童一样，对我们提出了几项具体的“要求”，并在我们一 再许诺的情况下同那名越南译员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如果说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译员的陪同下，每一个越南人给我们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 答复，那么小镇上的市民们对于两个单独行走的外国人则一直在用似乎发现了外星人那 样的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Lien so！”（苏联人）身穿褴褛服装的越南孩子们用手指着我们喊道，他们的目 光贪婪地望着我们手里拿的“太阳”（Asashi，日本生产——译者注）啤酒。
我从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乐递给一个小男孩。他接过去尝了一下，马上就不喝了， 他不喜欢那种饮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发光的小玩具罢了，一块铁皮， 或者一条尼龙绳都会使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出问题时， 他们便显得异常惶悚不安，瞪着眼睛一个字也不肯说。后来，有个胆子大一些的小男孩 开始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并纠正我的越语发音。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一名二十多岁的少妇，突然出现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 意离开，他在母亲的拉扯和哄骗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们听到了耳光声和那个小男孩的 器声，这使我们难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谈。
镇里的人都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他们不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越共警 察的影子无时不在威胁着他们，尤其是同外国人交谈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 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 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正在炎热的烈日下忙着插秧苗。
“我们经常听到枪声。”一位侬族老人对我们说。“所有的麻雀都吓跑了。这也可 以说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们，自从1977年以后，许多部队来到了边境附近。他村里的年轻人都参加 了民兵，经常举行各种军事学习。村民们被告知说，中国将要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因 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许多岗哨。我们问他个人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他重复了越共 政府宣传机构那样荒谬的话，说中国给予我们援助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企图控制越南， 然而，他又补充说，战争年代他一家和村里的人都靠中国运来的粮食和布匹为生，因为 村民们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下根本不能种稻子。
那位老人说，越南警察从村里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国侨民的人，“他们是作为‘越 奸’而被其他村民告发的。”另外，他还讲起中国对越南的“惩罚”战争。
“当时我们带上口粮和财产躲到山里去了。”他回忆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枪炮的 声音，有的地方还起了火。后来，撤退的士兵换上衣服也同我们一起躲进森林，听说中 国军队要消灭越南，已经把经过的村里的人们都杀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几个居 住在村里的中国人也被杀死了。”他指着村庄的一面墙告诉我们：“逃跑的时候我看到 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在中国军队占领 镇子以后便开始进行搜查，抓走几名没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没有放回来。他们没有杀人， 那是我们村里民兵干的，”他十分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们问他是否见过中国军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国军人很多，大约有50人左右，都关 在山中一个军事工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