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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事情的发展是庞涓越来越不了解孙膑与自己，而孙膑却越来越了解庞涓与自己，因此双方打仗，庞涓必败是注定的了。
其后在公元前353年，魏国攻打赵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国君齐威王本想请孙膑为将军，孙膑很有自知之明，辞谢了，只担任个军师。这可能还有一招智慧，就是我孙膑不出头露面，让你庞涓不能摸清齐军的底细。这样就变成我知你的谋略，而你不知我的谋略。
齐国将军田忌原来打算领军直至赵国救援，孙膑想出妙计，就是引军直奔魏国的大梁，直接攻打它的都城。因为此时魏国的精锐部队都用在攻打赵国方面去了，那么城里必定空虚得很，这一攻打必定使得魏军放弃赵国而急忙来自救。正如孙膑所料，魏军果然这样做了，而齐军就在魏军返回途中的桂陵地方以逸待劳，狠狠打击了他们，大破魏军。这就是有名的一举两得的“围魏救赵”、“桂陵之战”的故事。根据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记载，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大败魏军。从这里可以看到，孙膑与庞涓在知人、知己方面综合水平的高低了。
过了十三年，魏国又和赵国联军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国的将领田忌还是采用直扑魏国大梁掏老窝的方法，迫使庞涓赶快离开韩国来救大梁。孙膑又出奇谋了，他对田忌说：“魏国兵很勇敢，一向看不起齐国兵，认为是胆小鬼。我们就来个因势利导，命令齐军进入魏国境内后造十万灶，第二天造五万灶，第三天造三万灶。”这里要说一说，什么叫“十万灶”、“五万灶”、“三万灶”？今人主要有两种解释，举个“十万灶”的例子来说，一是说供应十万人吃饭的炉灶，一是说十万个炉灶。前一说法是十万人，而炉灶多少不知道；后一种说法是炉灶十万个，但吃饭的人数不清楚。虽然不能断定谁是谁非，但不太要紧，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根据炉灶可以判断出军队的人数来。庞涓行军三天，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进入我国境才三天，士兵逃亡的已经超过半数了。”于是他舍掉他的步兵，用轻锐部队日夜兼程追赶齐军。孙膑一直在观察形势，看到庞涓上钩，估计这天晚上庞涓会追到马陵，他就埋伏了重兵，还在一棵大树上削了皮，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并约定：“晚上一看到有火光亮起来，就往那儿射箭！”有意思的是，庞涓真的来了，他想看树上写了什么，就取火照着看，还没有看完，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就自杀了，临死说了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
到最后庞涓又一次“自知”，是自知智慧已经穷尽，兵败已经无可挽回了，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但是他又清楚地“知人”，这一下你孙膑这个小子成名了。果然如庞涓所料，在马陵一战后，孙膑名扬天下，而他的兵法也流传到今天。
我们如果用老子的理念来解读，那么庞涓与孙膑这两位均是高智商的一对一的“自知”与“知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知人”要“智”，不容易！“知人”有浅知，有深知，有个深度的问题；有片面的知，有全面的知，还有个广度的问题。同样“自知”要“明”，也不容易！明到什么程度？是一点之明、一片之明，还是通体能明？孙膑吃过庞涓的亏，被断了腿；庞涓又连连吃了孙膑的亏，一连败仗，最后丢了命，就是在“知人”与“自知”中较量，在“智”与“明”中角逐。最后胜利者非孙膑莫属，这是因为孙膑是真知了庞涓与自己，而庞涓非真知孙膑与自己。
试看“桂陵之战”，既然你庞涓被孙膑打得大败，那么你得痛下决心，好好总结教训，好好进修进修兵法。此后经过了十三年这么长的时间，你应该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上面很有长进了。你应该对对手孙膑以及自己有很深刻全面的了解了，不应该还是那么心高气盛，大意轻敌，从而在“马陵之战”中已经不是老子说的“几丧吾宝”了，而是全部把“吾宝”丧失了。
相反我们看孙膑，他吃亏后能反思总结，在《史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成长的信息。比如到了齐国后，碰到这样一件事情。田忌经常跟齐国的贵族子弟赛马赌博，孙膑就叫田忌尽管下大赌注，保证他赢。他要田忌用下等马和别人的上等马比赛，用上等马对付别人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付别人的下等马。结果三局中输一局，赢二局，终于获取齐王的千金。此后写“桂陵之战”、最后写“马陵之战”，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以及“知人之智，知己之明”的情况，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一个在不断进步，一个不进步，或进步甚微，那么孰胜孰败，其实在开战之前就可以知道了。
今天商家喜欢讲商战，研究商战，研究《孙子兵法》，我们这里对《老子》“知人之智，知己之明”的分析和事例的解读，或许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启示吧。
再比如说，庞涓不会处理他和孙膑的关系，如果跟孙膑联合起来的话，那么或许会出现另外一个成功的人生。这又使我们想起了张良，这个人值得解读。
我们就再来说说张良。他的人际交往处理得很好，刘邦开国的三大功臣中，韩信最后被杀了，萧何也几次被刘邦怀疑过，惩罚过，而张良没有遇上这些事情。这就是归功于他既有深邃的知人之智，又有高超的自知之明。
他有深邃的知人之智，凭借这一点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出谋划策，因此帮助刘邦建立了许多功业，功劳很大。
但是他又有高超的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虽然功劳大，但不应该去和别人争功，处处感到满足，因此他从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所以心态很好，说：“自己凭着三寸之舌成为帝王的军师，封得万户侯，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这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事情，想随着赤松子去漫游。”（《史记》）于是他就学辟谷，学导引，隐居起来，完成了他一个美好的、成功的人生！
再来说说萧何。他是刘邦的得力助手，被刘邦看作是自己的左右手一样重要。萧何很会处理他和刘邦的关系，他十分了解刘邦，也了解自己，他是把人际关系作为学问来研究的。
萧何本来是沛县的功曹掾，通晓法律，据说当地无人能比。他当然于人际关系研究得很精通了。刘邦在平民时，后来做了亭长时，萧何曾多方保护帮助他，因为有知人之智，他看到刘邦绝非寻常之人。萧何后来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奇功，被封为相国。
他和韩信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有意思，中国人有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推荐韩信，使得韩信成功的，是萧何；最后因韩信在关中想谋反，吕后杀了韩信，也是萧何出的计策。
萧何很会琢磨人际关系的变化，并在变化中把握、处理人际关系。朋友、敌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的，要善于观察到关系的变化。
他自己和刘邦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变化中调整与刘邦的关系。刘邦在外面打仗，平定陈豨的叛乱，听到韩信被杀后，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给了他一支特别的卫队，由五百名士兵，还有一名都尉组成。大家来贺喜，但有一个叫召平的人不这样，他对萧何说：“你的祸害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边吃辛受苦地打仗，你留守关中没有危险，为什么反而增加你的封地，还要给你配上卫队？这是因为韩信在京城谋反，刘邦也开始怀疑你了。希望你坚决地推辞掉，不要这些，还要把全部家产捐出来作为军费，这就会使得皇上高兴，不怀疑你。”萧何有自知之明，也了解刘邦是个什么人，就听取了建议，巧妙地调整了他和刘邦的关系。
但是刘邦还是不放心啊，黥布造反时，刘邦一面在外边讨伐他，一面多次派人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在干什么呢？他在京城忠心耿耿地把自己家产又一次捐出来做军费，并安抚鼓励百姓，但是有一个门客对萧何说：“你离灭亡不远了。你位居相国，功劳第一，还能再高吗？你刚进关中时，就深得民心，百姓都依附你，你还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博得了百姓更大的爱戴，皇上多次打听你，就是害怕你的威信太大。如今你可以多买些田，用低价或赊欠的方法买田地，败坏自己的名声。皇上就会安心了。”萧何又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从善如流，结果刘邦放心了。
刘邦回京城时，百姓拦路告状的人很多，告萧何贱价强买民众的田地、房宅，价值达几千万。萧何巧妙地避开了灾祸。
不过萧何也不是跟任何人都能相处得很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是人，不是“神”。比如他和曹参就处理不好，两个人都是大功臣，但是史书上说，这两个人彼此向来瞧不起对方。不过萧何毕竟是大政治家萧何，萧何病重之时，还是向皇上推荐了曹参作自己的接班人。而曹参也毕竟是大政治家曹参，他代替萧何做了相国，都按照萧何的既定方针办，政策法令全盘继承，所以有个成语叫“萧规曹随”。人啊人，人们的交际就这么复杂，玄妙得很，不研究，不琢磨自己和对方这两个方面能行吗？
我们再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现在有不少人因为资金的缺少，便联合起来合伙创业，有的最后很好，有的最后闹翻了。许多经验都表明，选择合伙创业就要注意很多东西，除了要依法合伙，比如按照国家的企业法规定的程序运作，来保证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外，还有比如财务上务必透明，而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认识人的问题。一是你对于合伙人一定要知道底细，特别是他的人品、素质要了解清楚，甚至要知根知底，这样才可以选择好的合伙人。这就是要知人。还有，虽然合伙人都成了股东，但是要明确责任分工，因为各人的才能不同，这同样需要知人。二是还要知道自己，在这些合伙人、这些股东中自己是什么地位、什么才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等等。这样你的企业办起来，就有了很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而用好人是最重要的保证。
老子的智慧教诲我们去成功地知己知彼，成功地进行人际交往。祝大家取得成功！
第十一讲老子智慧与人际交往中的定位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老子的又一种人际关系中的智慧，就是与他人交往中的“定位”的智慧，这个问题很重要，定位定不好，就是坐标系统没有选好，那么怎么不出问题呢？我在这里讲讲定位中的“处下”的智慧。
定位中的“处下”
我们一般人的理念是高者贵者在上，低者贱者在下，老子在人际关系中讲究“处下”，也就是要自己处在“下方”、“下位”、“下层”，高要以下为根基，贵以贱为根本。这是一种智慧的定位。
为什么呢？大家一想就知道了，因为大家已经了解老子的理念了，这就是老子教导人们一切遵循道而行动，而道就是处下的，所以交往中也要选择“处下”。
古代人群中间最高位的要算侯王了，《老子》的第39章、第42章中两次解读了同样的例子，就是解释古代侯王称呼中的意义和智慧，就是要“处下”，从而教导我们，侯王尚且要如此，其他人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老子》第39章说：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这段话在各种本子里多有不同，首先说一下其中的文字问题。其一，王弼本作“自谓”，有的本子作“自称”。其二，王弼本作“不谷”，河上公本作“不毂”。其三，王弼本作“致数舆无舆”，有的本子“舆”字作“誉”，“舆”通“誉”。有的本子据《庄子·至乐篇》所引，作“至誉无誉”。其四，“琭琭”，是指玉的文采之貌；“珞珞”，指石头的坚硬不美的样子。
这段话的意思大家理解也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大体意思是：贵是以贱为根本的，高是以下为基础的。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本吗？不是吗？所以最高的称誉就是没有称誉，作为侯王最好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像玉那样显示它的光亮文采，宁可像石头那样坚实无华。
那么侯王为什么要自称“孤”、“孤家”？自称“寡”、“寡人”？自称“不谷”？侯王自称为“孤”、“孤家”就表明自己是孤独的人。自称为“寡”、“寡人”，也表明我是孤独者，还是一个寡德之人，也就是缺少道德的人。既然孤德、寡德，那么就希望臣民来拥护我，支持我。我们又常从文献上看到，楚国的王自称为“不谷”。什么叫“不谷”？“谷”就是善，“不谷”就是不善之人，就是才德不好的人。范应元注：“谷，善也，又百谷之名也。春秋王多称不谷。”这也希望臣民来辅助自己。
尽管古代的王侯许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人们在选择这样的称呼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表示，侯王“我”应该居于下位，“我”应该处下，“我”孤独，“我”缺德，“我”能力不够，因此希望你们大臣、百姓来帮助我，辅助我。这种“处下”，就是“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尊贵的用卑贱的作为根本，高位的用下位的作为根基。大家想，有这样的根本，有这样的根基，不就是根深蒂固了？那么你的尊贵就不会倒下，你的高位就不会颠覆了。这“处下”之道不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宝？我们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舟比喻为君王，水比喻为百姓；舟在上位，水在下位。如果你船上的高贵者经常想到船下面的百姓的水，认识到这是我所以能高贵、高高在上的根本、根基、基础，常常居上思下，处尊思贱，就不会发生危险。如果忘了根本、失去了根本，那么就危险了。
这些王侯的称呼都不是老子起的名称，但是他发掘出中间的含义和智慧。试想，王侯尚且要求如此，那么一般人可以想见，当然也更应该“处下”了。
大家也许觉得这一理念、智慧离开我们现代人太远了，侯王的名称与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老子的理念与智慧还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过又是因为融化了，显不出间隔距离，大家太熟知了，因此反而浑然不知其来源了。
比如，当下的市场经济中，大家都听惯了一些套话。常听说“消费者至上”，“顾客是上帝”等等。什么叫“消费者至上”？什么叫“顾客是上帝”？这不就是暗合老子的理念智慧了？在生产厂家、企业家、商家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上，你自己要“处下”。你要定位在下位层面，而要让对方消费者、顾客处在上位层面，而且还要是“至上”层面。这就不仅在上面，而且是在最高处，就是“上帝”。
还有啊，政府的官员、公务员都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什么叫人民的“公仆”、“勤务员”？人人都懂，那就是“我”在下位，人民在上位，我的地位不是高高地居于人民的头上做官当老爷，相反“我”是人民的仆人、奴隶、勤务员。
老子如果听到今人的这种理念，他一定会说：“然也，是也！”他也许会含笑地说：我的主张就是这样的，处下！这就是道的所在，这就是应当遵循的道！
但是，今天商家中的一些人把“消费者至上”、“顾客是上帝”只看作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实心里在想，哪里真有上帝？谁看见了上帝啦？要真有上帝的话，我自己先是上帝！因此在行动上，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上位，消费者、顾客是下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有这么多的屡屡禁止不了的伪劣产品、假冒产品，不断冒出来害人，吃了奶粉会变成大头娃娃，喝了工业酒精做的白酒就中毒等等，真是层出不穷啊！
还有一些官员啊，也并不真的甘心去做人民的“公仆”、“勤务员”。有人也许心里想，傻子才去做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呢！所以不就有这么多的、络绎不绝的、层出不穷的一批批被揪出来的贪污、腐化、腐败分子？老子对于这些只会冷笑一声，他冷笑的是你们不遵守“道”，不依循“处下之道”，那么你们当然就会受到惩罚了。这就叫自食恶果，也就是自己吞下了不“处下”的恶果了！
我们再来说，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面对着高高在上、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人，都不太使人能接近他、亲近他。有一些新贵，比如老板、老总、大腕啊，只“处上”，而不能或不会“处下”，就往往较难处理人际关系。
再比如现在有少些大学生、研究生把自己看作天之骄子，因此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就缺少“处下”的理念和智慧，不肯处下、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