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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杀叛逆
在战争中，将士叛逃投敌不仅会泄露我军事秘密，而且会对军队士气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尤其当叛逃者在敌方得到重用时，对士气影响更大。为此，必须在叛逆者的危害作用发挥出来之前，将其除掉。除掉叛逆者的方法之一就是间杀。
宋真宗时，边将曹讳驻防渭州。一天，曹玮正在与客人下棋，突然有人来报：“渭州有十几个士卒叛变，逃到夏国去了。”曹玮听后若无其事，照旧下棋。军吏以为他没有听到，于是多次提醒他。曹玮很不耐烦，大声斥责军吏说：“他们是我派去的，你唠叨什么？！”后来，消息传到夏国，夏国人信以为真，把宋朝逃过去的士卒当作侦探杀了，并丢弃到国境边界上。曹玮借夏国人之手，除掉叛卒，用的就是离间方法。
离间敌人与叛逆者的关系，常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制造谣言和假象，使敌人把叛逃者的叛变视为诈降，从而将其杀死。例如，西周时有个叫昌他的人叛逃到东周，把西周的情况尽其所知告诉了东周。西周君臣十分恼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大臣冯且自告奋勇除掉昌他。他派人给昌他送信，让其告诉昌他：“事情若能成功，就努力办成；如不能成功，就赶快逃回。事情拖延久了，泄露出去，必招杀身之祸。”接着，派人向东周巡察边境的士兵传话：“今晚有奸细进入东周。”东周士兵果然抓住了送信人，献给了东周国君。东周国君看了书信，听了送信人的供词，认定昌他投奔东周是假，为西周办事是真，立即杀掉了昌他。二是当叛逆者把军事行动的秘密泄露给敌人时，突然改变原定计划，使敌人上当。敌人吃亏以后，必然对叛逆者产生怀疑，从而将其杀死。三是伪造写给叛逆者的密信，并设法使密信落入敌手，借敌人之手杀死叛逆者。据《宋史》载，南宋时汉奸刘豫反叛宋朝。投降金主，卖国求荣，被金主立为大齐王。公元1137 年，岳飞奉命攻打金兵。他了解到金人对刘豫的看法有分歧，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决定利用矛盾，离间金人与刘豫的关系。碰巧岳飞军中有人抓住了金兀术的一个间谍给岳飞送过来。岳飞心生一计，装作认错了人说：“你不是张斌吗？我上次派你到齐王刘豫那里，约他和我一起把金兀术诱骗出来杀死，你却一去不返，我只好另派他人。现在刘豫已经答应，今年冬天以联合入侵为借口，把金兀术骗到清河消灭。叫你送信你却没有送到，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敢违背我的命令？”那间谍越听越糊涂，为了保全性命，干脆将错就错，认了违命之罪，跪下向岳飞求饶。这回岳飞真地给刘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着约刘豫一起诱杀金兀术的计划。岳飞对间谍说：“我宽免你一次。现在派你去问刘豫起事的日期，务必把信送到。”间谍拿到信，如获至宝，立刻跑回去交给了金兀术。金兀术看后大吃一惊，立即向金主作了汇报。金主从此不信任刘豫，不久就把刘豫废了。岳飞让敌人的间谍给自己送信，“栽赃”于刘豫，借金兀术之手废掉了刘豫，假戏真唱，维妙维肖，堪称间杀叛逆的杰作。以上我们结合历代的离间事例，依次介绍了离间敌盟、间除敌将、间杀
叛逆这三种基本的离间类型。总括起来说，用间是一种高水平的智力竞赛。用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那么，要提高用间的成功率，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起码应包括以下四点：
其一，要善于利用矛盾。敌人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派别之争、利益之争。国与国之间、君与侄之间、帅与将之间、将与将之间、将与兵之间、这支军队与那支军队之间，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要善于透过表面上的一致，发现联盟中的裂缝，君臣间的不和，将帅间的介蒂，借题发挥，就水和面，火上浇油。如果对敌人内部的情况若明若暗，是不可能用好离间计的。
其二，要选准离间的对象。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从内部攻破，也要选准突破口。就离间敌盟来说，应选择与联盟联系最松散的成员突破；间除敌将，要拿上司有疑心、同事有妒心、对我威胁大的对象开刀。倘若选错了离间对象，必然是劳而无功。
其三，要抓敌人最敏感的问题。秦王间除信陵君，利用了魏王担心信陵君与其争夺王位的心理；韦孝宽间除斛律光，利用了北齐国君害怕斛律光拥兵自重、军逼帝京的心理；希特勒间除图哈切夫斯基，利用了苏联领导人担心军队与政府离心离德的心理。总之，都抓住了对方思维上的敏感之点，所以都取得了成功。历代君王都有多疑的特性，他们最敏感的问题往往集中在王位和权力上。凡是对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都会成为其废黜、杀害的对象。所以，围绕敌人最敏感的权力问题作文章，离间计往往会立竿见影。
其四，要有说服力很强的证据。离间，离不开谣言、谗言，但光靠这些东西不行。欲使敌人相信这些假话，还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假话是真的。例如，西魏大将韦孝宽为离间东魏大将段琛与阳州判史牛道恒的关系，不仅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而且专门查访牛道恒的笔记，仿造了牛道恒给西魏的降书，并加工成烧而未尽的样子，投放到段琛营中，增强了谣言的真实性。希特勒为离间图哈切夫斯基，制造的证据就更加系统、全面，无懈可击。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实施离间计必须进行充分准备，特别是证据方面的准备；第二，对人的处罚要慎之又慎，不仅要重证据，而且要对证据进行仔细的鉴定，防止敌人伪造证据，陷害忠良。
四、诈死诈降
在示形一章中，曾提到假死假降，并将其列为懈敌示形和诳敌示形的手段。其实，假死、假降更多地是一种诡诈之术，因而是示形法所不能完全包容的。以假降为例，有的是打出白旗，放下武器，诱使敌人离开阵地，前来受降，然后乘其不备突然开火；有的是一纸降书送达敌方首脑，并无战场示形配合；有的是假装归顺敌方，伺机里应外合，赚敌城池；还有的是假装反叛，乘机把假情报送给对方。这后几种假降显然是示形法所不能包容的。有鉴于此，专在诈骗一章中辟出一节，谈谈诈死诈降之法。
（一）诈死
无论是群体间的战斗，还是单个将士之间的格斗，都不会超越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这条界线。换句话说，一方战死，标志着战斗或格斗的结束。获胜一方失去了攻击对象以后，其攻击行动要么停顿下来，要么转向其他攻击对
象，从而开始另一场战斗或格斗。因此，在作战中，装死是使对方停止攻击行动的手段之一。
诈死，按其目的之不同，似可分为以懈敌为目的诈死和以脱身为目的诈死。
公元前686 年，齐襄公被杀。齐襄公在鲁国和莒国避难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闻讯后，都想赶快回去做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为了让公子纠得到君位，特派十辆战车和一队兵马护送公子纠回国；同时派管仲带一支人马在宫国至齐国的路上追阻小白。管仲赶到即墨时，公子小白在宫国军队的护送下刚刚过去。管仲闻听，一口气追出30 里，终于追上了小白。管仲张弓搭箭，一箭射中小白衣服上的铅带钩。小白乘机咬破嘴唇，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假装死去。管仲见状，赶快去报告公子纠。公子纠以为小白已死，就放宽了心，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当到达齐国国境时才知道公子小白早已到达齐国都城临淄，做了国君。公子小白装死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自己的对手，属于以懈敌为目的的诈死。
相比之下，以脱身逃生为目的诈死更为多见。电影《紧急下潜》中有这样一个颇具真实性的情节：一艘美国潜艇与一艘德国驱逐舰在公海上遭遇，被迫紧急下潜。因为潜艇水下行驶速度比驱逐舰慢得多，且只要发动机一开，立即就会被驱逐舰上的声纳发现，所以，只好乖乖地呆在原地不敢动弹。德军的深水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潜艇附近爆炸，情况十分危险。就在此时，艇长想出了一个装死求生的妙汁。他命令水手们做好准备，在深水炸弹爆炸时，把艇上的一些废旧物品从鱼雷发射孔抛出艇外，同时泵出50 加仑柴油。这一招果然有效。一声爆炸过后，德军发现潜艇泊位上方漂浮起木板、救生衣等物和大片油污，断定潜艇已被炸毁，便掉转航向开走。此时，潜艇浮出水面，突然发射鱼雷，炸沉了德国的驱逐舰。美军潜艇装死的目的，就是为了脱身求生。当然，懈敌和逃生往往是联在一起的，在很多情况下，敌人的松懈麻痹是脱身求生的前提条件。公元前129 年，号称飞将军的汉朝名将李广，在一次战斗中，全身数处负伤，被匈奴骑兵俘获。匈奴骑兵把他放在用绳子编织的一个担架上，架在两匹马的中间往前走。行进中，李广一直闭服装死，麻痹敌人。匈奴兵见状以为李广伤势严重，庵庵一息，便逐渐松懈起来。这时李广斜着眼瞥见旁边有一敌兵骑着一匹快马，便心生一计，趁敌不备，突然跃起，飞身上马，顺势把那个骑兵推到马下，催马而逃，待匈奴骑兵回过神来，李广的坐骑已跑出数百米，追也来不及了。李广就这样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逃脱了性命。从李广装死逃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懈敌与脱身常常构成一条因果关系链，即装死→懈敌→脱身。在这里，装死是为了懈敌，懈敌是为了求生。
除了上述两类诈死之外，还有一种现在已不多见的以骄纵敌人为目的的诈死。在古代故争中，人们受将帅决定论的影响，把主将的生死看得特别重要，所以，有时诈称主将已死，骄纵敌人，诱敌轻举妄动，待敌军借机发动进攻时，伏兵四起，将敌重创。《三国演义》中关于周瑜诈死的描写，就是这种诈死类型的真实写照。
周瑜攻打南郡中了曹仁的埋伏，中箭落马，多亏身边大将舍命相救，才从乱军中捡回一条性命。在养伤期间，他想出了一条智胜曹仁的计谋。这天，正当曹仁在寨前叫阵时，伤未痊愈的周瑜突然起身下床，不顾众将劝阻，披甲上马，率领数百骑冲出寨外，迎战曹军。谁知战将刚一出马，未及交锋，
周瑜就在马上“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坠于马下”。周瑜被诸将“救”起之后，令军士挂孝举哀，遣心腹军士前往南郡曹仁营中诈降，散布周瑜已死的消息，同时布下伏兵。曹仁听到周瑜的死讯，信以为真，当晚便率领人马前来劫寨，被预有准备的吴军杀得大败。在撤退途中，又连遭吴军截杀，伤亡惨重，最后只好放弃南郡，逃之夭夭。
诈死能否奏效，关键是看是否死之有因，死得可信。前面提到的几例诈死之所以成功地欺骗了敌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死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是可信的，他们的死是那种特定情况下完全可能发生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再加上必要的示形配合，不由得敌人不信。
（二）诈降
诈降以投降为幌子，以打入敌人营垒里应外合、智送情报、诳 敌上当为目的，是一种典型的欺诈术。在古代战争中，以诈降计欺骗敌人的战例很多，此处仅举两例。
例一：公元616 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投奔了先期举行起义的高士达，被礼贤下士的高士达任命为军司马，掌管军队指挥大权。适逢宫府派涿郡通守郭绚率一万余人攻打起义军。窦建德让高士达留下来看守辎重，亲率七千精兵抗击郭绚。窦建德离开高士达以后，高士达即宣扬窦建德率兵背叛了自己。为了表明对窦建德的“痛恨”和“决裂”，还用俘获来的一名妇女假充窦建德的妻子，当众杀死。窦建德也装出与高士达有矛盾而率兵反叛的样子，派人给郭绚送去“降书”。窦在“降书”中说，如果郭绚接受他投降，他愿与郭绚合兵一处，打败高士达，报杀妻之仇。郭绚被上述假象迷惑，相信并接纳了窦建德，与窦建德订下了共同消灭高士达的盟约。这样一来，郭绚的士兵更加松懈麻痹。窦建德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大败郭绚军。例二：公元208 年10 月，曹军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减少船的颠簸摇晃，曹操命工匠用铁链把船统统连在一起，并在上面铺上木板，做起了“连环船”。这样，不仅人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而且还可以在船上骑马射箭。曹操以为有了这种连环船，扫平东吴就指日可待，没承想，正好为东吴实施火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摆在吴军面前的难题是如何从水上接近曹军战船。周瑜部将黄盖建议用诈降计欺骗曹操，得到了周瑜的赞同。黄盖一面加紧进行物资准备，一面修书一封，派心腹军士利围夜暗乘船过江给曹操送去。信中说：“我受孙氏的厚恩，长期担任将帅，孙氏待我是不薄的。但天下之事总要顺应大势。今孙氏想以江东六郡的乌合之众抵挡您的中原百万大军，显然是寡不敌众，必败无疑。东吴将吏无论智者、愚者都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惟有周瑜、鲁肃等人思想偏执，一意孤行，硬要打下去。现在我愿顺从大势，归顺于您。待两军交战之时，我担任先锋，自然会见机行事。我为您效力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曹操得到黄盖的降书，特意秘密接见了送信的军士，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让军士回去向黄盖转达自己的话，“只恐怕你这是诈降。如果你真的言而有信并见诸行动，我当然会授给你超过任何人的高官厚禄”。黄盖诈降这天，适逢东南风起，几十艘战船上装满柴草，浇上膏油，蒙上苫布，扯起黄盖的旗号，顺风向曹营疾驶。曹操远远望见黄盖的旗号，心中大喜，立在船头迎接黄盖到来。船离不远，突然燃起大火。曹操大惊失色，连呼上当，下令掉转船头躲避。无奈船只用铁链牢牢系住无法解开，眼看着烈火席卷战船，瞬时成为一片火海，军士纷纷跳水逃命，烧死、淹死不计其数。火顺风势，风助火威，一直烧到曹军在陆上的营帐。孙刘联军乘势
攻击，曹军大败。
以上是两个成功的诈降战例。战史上，诈降失败者也不乏其例。
三国后期，司马昭控制了曹魏政权。当时在位的曹髦不堪司马昭的强横，便与王经等人合谋除掉司马昭。由于事不机密，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昭察觉。司马昭派人杀死了曹髦，并夷灭王经三族，当时，蜀将姜维正在兴兵讨伐中原。交兵之际，司马昭派了一名名叫王瓘的人，诈称是王经的侄子，带五千人到蜀军投降。姜维没有多问，便收留了他，并派他率三千人到川口运粮。夏候霸担心其中有诈，来问姜维。姜维微微一笑说：“我明知有诈，只不过将计就计而已。”夏候霸不明白，姜维说：“司马昭既然杀了王经，灭了三族，如何能让他的侄子在关外领兵呢？”遂把今后防范王瓘的办法作了交待。过不多久，负责监视王瓘动向的人果然截获了王瓘写给魏军邓艾的信。信中约定某日运粮到某处，让邓艾前去劫粮。姜维将信中日期稍作改动，派人送给邓艾。到了约定日期，邓艾果然领兵前来劫粮。蜀军见状弃车而走。邓艾命军士迅速拉走粮车，不想车上突然燃起大火。原来，车上装载的不是粮食，而是芦苇等易燃物品。正慌乱之际，姜维等率兵从四面杀来，魏军死伤殆尽，邓艾弃马而逃，混杂于步卒之中才得以脱身。
从以上三例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不难看出，诈降计运用得好，确实作用很大。然而一旦被识破，却往往会败得更惨。诈降计要取得成功，关键是诈降者取得敌人的信任。而要取得敌人的信任，首先就要有“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投降理由。从对一些诈降战例的剖析看，诈降者常常使用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是怀才不遇，不被重用。在诸候争雄、军阀混乱的年代，各种势力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总是招贤纳士，广揽人才。诈降者正好借此机会，借口自己不被重用而改换门庭，投奔新主。
二是无端被疑、被贬、被罚。个人本无过失，却被上司毫无道理地怀疑、贬职或惩罚，再老实的人也会对上司产生怨恨。以此作为反叛的借口，敌人往往会信以为真。
三是众寡悬殊，胜利无望。黄盖诈降就是用的这种借口。他在诈降书中，并没有回避孙权对他的恩遇，只是认为寡不敌众，战也枉然，因而愿意顺应天势，归降曹操，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弱军在与强军作战时，以此为借口诈降是很容易被敌人接受的。
四是伤亡残重，力不能支。当战斗异常残酷，部属伤亡残重，再战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时，主帅借口为保存将士的生命而宣布投降，使敌暂缓攻击，从而得到喘息的机会，然后再谋它图。
五是政治信念不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