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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由事物外部特征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大部队野外驻止，必有如下外部特征：停放的武器装备，帐蓬，来往的车辆，走动的人员，新辟的简易道路，草地上践踏出的小道，坦克和汽车压出的辙印，简易厕所，晾晒的衣物，丢弃的垃圾，昼间的炊烟，晚间的灯火，等等。以上是空间外形方面的特征，还有坦克、汽车发动机的声响，机械和人工构筑工事的声响，汽油和柴油的气味，饭菜的气味等声觉和嗅觉方面的特征；还有无线电通信和雷达的电磁波特征。显然，要完整地模拟部队集结地域，或对部队集结地域实施伪装，仅靠几种方式是不够的。从有关外军材料看，外军很重视运用多种欺骗方式达成欺骗目的。如美军认为：“敌军获取的许多情报都来自地面观察或空中照相。因此，对于向敌方传递欺骗内容来说，目
视欺骗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只进行目视欺骗不会使敌受骗，还必须与电子、嗅觉和音响欺骗（包括部队运动）结合使用。必须根据敌方搜集情报的能力确定综合运用哪些必要的欺骗措施”。“既要让敌军看见，又要使其听见”，“敌军嗅到的气味必须与其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声音一样”，“敌军使用电子设备侦察到的情报必须与其通过看、听、嗅而获得的情报一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为在战役规模、发起时间和主突方向等方面欺骗敌人，经常模拟大型假集结地域，其欺骗措施多达几十种；主要是：修筑简易铁路支线和卸载站，布置假物资堆积场；以坦克、汽车的阳动，显示坦克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集结；工程兵在通往假集结地域的方向上架设新桥，修缮旧桥，修复前送道路；修建假机场，使用飞机模型和部分作战飞机显示航空兵集结；将坦克部队开进假集结地域，然后隐蔽地转移到真的集中地域，在假集结地域留下坦克和火炮模型；构筑假炮兵阵地，设置火炮模型，以游动火炮的试射“活跃”假阵地；使用纲索、绞盘和绞车带动坦克和步乓模型，模拟集结地域内的车辆和人员移动；在敌人能够观察到的地幅挖掘假交通壕，并在开阔地上和树林边沿设置垂直遮障；使用无线电技术器材和火炮、坦克模拟各种声响；通过遣返俘虏和在居民中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的情报机关：以相应型号和功率的无线电通信模拟军队的移动和集结，等等。由于其欺骗方法丰富多样，几乎每一次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为了麻痹以色列，采取了200 多项伪装和欺骗措施。如：多次征召预备队人员，尔后进行复员；反复把架桥器材运抵运河，然后撤回；以军事演习掩盖战争准备，采取前调一个旅、后撤一个营的办法，完成兵力集结，等等。直到开战当天凌晨4 时，以色列才确信战争即将爆发，但为时已晚。埃及军队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很快突破了以色列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三、欺骗手段的诡诈性
——军事欺骗是不择手段的。虽说“准确的眼力比欺诈更重要”，但多用欺诈之术总能争得更多的利益和主动。
“兵者，诡道也。”孙子这一警世之言，极简洁地道出了军事对抗的本质特征。小到战术范围，大到战略领域，敌对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投诱饵，设陷井，制造假情报，传递假信息，隐真示假，以假乱真，方法应有尽有，无所不用其极。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前提的，因此它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是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在军事斗争中，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只要施计用诈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军事利益，任何一方都不会被所谓的信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遍观军事欺骗的战例，可以看出，行“诡诈”之术是极普遍的事情，尤其是主动性军事欺骗，更是招招不离诡诈。由于欺骗是相互的，所以由此带来了诈中之诈。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有一段十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他说：“。。盘根错节中的盘根错节，阴谋和反阴谋，诡计和叛卖，骗局和骗局中
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纠缠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在二次大战中，为了达成诺曼底登陆的突然性，丘吉尔参与导演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欺骗。围绕“霸王”行动所进行的一系列欺骗活动，其构思之巧妙，方法之多样，手段之诡诈，情节之曲折，都是空前的。据说，为了欺骗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英军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他们向当时德国占领的法国派出稍加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完全不知道诺曼底登陆的真情，他们所知道的都是精心编造的假情报。这些低能的间谍派往法国以后，很快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捕获。他们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德国人从这些间谍的口中搞到了英国人想让他们知道的假情报。由于敌对双方彼此十分警觉，所以对轻易得到的、送上门的情报往往不以为然，而对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偷来的东西则往往如获至宝，深信不疑。所以，佯装疏忽，把假情报泄漏出去，常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关于蒋于中计的描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蒋干本是来东吴说降和刺探军情的，周瑜却佯装不知，布置了一个“酒后吐真言”的假象，并在帅案上放了一封伪造的曹操部将蔡瑁、张允的降书，故意给蒋干一个顺手牵羊的机会。于是，偷来的降书促使曹操处死了两员善于指挥水上作战的大将，使曹操失去了得力的水军指挥，为周瑜扬长击短、以劣胜优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构思得合情合理。无独有偶。在1948 年的天津战役中，我军前线司令员刘亚楼也导演了类似的一幕。当时，我军正在准备进攻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无心放下武器，却想借谈判拖延时间。这一天，陈长捷派了两名参议员给我军指挥部送信。刘亚楼为迷惑敌人，来了个就汤下面，顺水推舟，把接见地点由城西杨柳青指挥部移到城北的宜兴埠，并进行了必要的布置。谈话间，凡门重炮声震屋瓦，炮弹呼啸着飞往天津方向，两议员大惊失色。刘亚楼若无其事他说：“二位不必惊慌，这是我军在试炮”。两议员回到城里把情况向陈长捷据实汇报，陈长捷立即断定我军攻城指挥部一定在宜兴埠，主攻方向一定是城北，于是，马上下令把守卫市中心的主力151师调到城北。这正中了我军声东击西之计。
151 师刚到城北就被我军包围，坯没来得及投入战斗就缴了枪。我军东西对进，将天津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激战29 小时，解放天津城，活捉陈长捷。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手段是必然的，正常的，放弃诡诈手段才是不可思议的。诸如乔装打扮、冒充敌军；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悬羊击鼓，金蝉脱壳；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等等，这些诡诈手段在军事欺骗中是司空见惯的。虽然对于将帅来说，“眼力比诡诈更重要”，但正确的指挥，再加上诡诈手段的配合，胜利的代价就会大大降低，行动效益就会大大提高。不使用乔装冒充的诡诈手段，沙龙的先遣队就闯不过埃军严密守卫的运河浮桥；不使用悬羊击鼓的诡诈手段，毕再遇率领的守兵就不能金蝉脱壳，摆脱金兵。战争就是用诈的场所，准善于用诈，谁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四、欺骗策略的随机性
——骗敌有法，但无定法，能因时、因地、因势、因敌而变化者谓之神。
一切正确地反映了军事欺骗规律的欺骗方法是适用于古今中外、通用于敌对双方的。兵家权谋，三十六计，诡道十二法，这些谋略智慧的结晶，对谁都是敞开的，并不格外钟情于哪一方。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出版自己的伪装教材和欺骗条令。欺骗方法本身并不神秘，关键是能否因时、因地、因势、因敌灵活运用。孙膑以减灶计示弱，是因为他要诱敌来追，伏击敌人。虞诩以增灶计示强，是因为他要拒敌追击，摆脱敌人。两种策略遇然不同，但都达到了目的。三国有诸葛亮“草船借箭”，唐朝有张逊“草人借箭”，南宋有毕再遇“张伞借箭”，目的都是骗箭，但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就战争中的虚实运用来讲，不过是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先实后虚、先虚后实这六种。但这六种策略具体运用起来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比如，实而实之是一种“以真隐真”的策略，其要旨是以巧妙的方法有意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情况，使敌按照“一骰的欺诈是以假隐真”的思路对我进行判断，从而形成错觉，上当受骗，事物就是这样奇怪，越是直言不讳地粑真情告诉敌人，敌人越是不信，反而把它看成是一种欺诈。因此，使用这种策略常能达成“公开的欺骗”。在1805 年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法军经过一系列的谋划形成决战态势后，拿破仑派人在阵地上大声宣读他发布的进攻联军的命令。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谁会相信那高声宣读的命令是真的呢？然而正是这大胆泄漏“天机”的举动，有效地掩盖了“天机”，使联军错误地判断了法军进攻部署和企图，迅速从已占据的高地撤出，结果正中拿破仑的下怀，联军被打得大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某师向三所里实施战役穿插，部队一夜疾进115 华里，夭亮时，离三所里还有30 华里，为了对付敌机的空中威胁，师首长命令全师去掉所有伪装，沿公路成纵队跑步前进。凡十架敌机在他们上空活动，居然把这支志愿军穿插部队误认为是从德川撤退下来的李伪军，并通知三所里守敌，准备了米饭、咸鱼、开水等，等待犒军。就这样，该师在敌机护送下，及时赶到了三所里，先敌一步占领了有利地形，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为志愿军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两例都是成功地运用“实而实之”策略的范例。公开的欺骗策略使用起来仍然每每奏效，其原因就在于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境灵活运用。诸葛亮智算华容道，刘伯承七亘村设伏，都是按兵法中“实而实之”的计谋来安排的，但妙处各有不同。诸葛亮妙在针对曹操深知兵法、多思善断的特点，算敌之算，因敌而用谋；刘伯承妙在摸透了日军的心理和用兵规律。由于日军熟悉中国古代兵法，懂得“兵不遵常”的道理，断定我军不会也不敢在此再度设伏，而且日军有一股牛劲，往往是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加之前方需要军械子弹和粮食被服急如星火，七亘村又是必经之路，所以重叠设伏大获全胜。倘若伏击的不是骄傲轻敌的日军，而是力薄心虚的伪军，或者还有其他路线可以迂回，重叠设伏的策略就可能失败。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军事欺骗并非哪一家的专利，准都可以使用，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能不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同样一种策略，用在此成功，用在彼失败，问题不在于策略本身，而在于使用者没有因情因势活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包打胜仗的锦囊妙计，军事欺骗更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依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谁能灵活运用，谁就能取得成功。指挥员欺骗艺术之高下，往往在此分野。
五、欺骗组织的周密性
——战争中没有小事情。军事欺骗越是组织得缜密周到，无懈可击，成功的把握就越大。
同世上任何事物一样，军事欺骗也有两面性。用得成功，可以使敌钻进我之圈套，用得不成功，也会落人敌人设置的陷井。正如《兵不厌诈》一书的作者所讲的：“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象一把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第353 页）因此，使用军事欺骗手段，必须十分审慎周密，决不可粗枝大叶，草率从事。记不清哪位将军曾经说过：“战争中没有小事情”。事实的确如此。蚁缕之穴，可溃千里长堤。战史上，因一着不慎而全盘皆输的例子并不鲜见。军事欺骗与反欺骗是一对矛盾。在我隐真示假的同时，敌人也在拿着放大镜寻找我计划上的缝隙。有时只因一个细节考虑不周，露出了破绽，就会导致整个欺骗计划的失败。因此，只有外行才会忽视细节问题，深知军事欺骗真谛的人是不敢贸然弄险的。为了说明军事欺骗的周密性特点，让我们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著名的军事欺骗战例。1917 年，英国与土耳其在巴勒斯但进行的战争陷入僵局，战线稳定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正好位于加沙（靠近海岸）至贝尔谢巴（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和交通要冲）一线以西。以往的战斗一直集中在沿海地区，以便接近水源和容易得到补给。为了打破僵局，英军指挥官阿伦比将军决定改变传统战术，尝试一下德国指挥官以为他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贝尔谢已穿越土耳其与德国防守薄弱的腹地翼侧，发动骑兵扫荡，包围敌军。为了掩护这次行动，负责情报工作的迈纳茨哈根中校采取了以下措施：①与巴勒斯但的犹太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扫清了德国人在沙漠的间谍组织；②制止土耳其与德国空军在前线的一切空中侦察；③在容易被土耳其情报机构发现的地方放置假的间谍津贴和表扬信件，使敌特受到怀疑；④让土军得到一份英军无线电通信密码资料，然后使用此种密码进行通信，使敌军相信，阿伦比将在加沙发动进攻，而在贝尔谢巴地区的全部行动只是佯攻。整个欺骗行动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把假文件送到敌人手里；第二步，向敌人的密码分析部门提供确凿的证据。
情报军官迈纳茨哈根自导自演了这一骗局。他编了一本无中生有的参谋笔记，其中暗示贝尔谢已地区的行动仅仅是佯动，进攻加沙的日期比实际制订的进攻日期（十月三十一日）晚好几个星期。这本笔记与二十镑钞票一起放进一个背囊，让人感到这个背囊不是故意失落的。为了给这次安排增加真实感，由人代笔以迈纳茨哈根夫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说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另一封信的口气是两个参谋之间的通信，信中埋怨阿伦比志大才疏，并披露原来进攻加沙的计划被一个在十一月中旬发动进攻的新计划所取代了。迈纳茨哈根还伪造了一个总部会议日程，以期证实那些谎话。最后，他又往背囊里放了地图、命令和密码本。这些文件都是一个参谋在侦察中很可能携带的，不会引起敌人怀疑。
迈纳茨哈根骑马进入沙漠，碰上一支土耳其骑兵巡逻队，并遭到射击。他假装受伤，在仓惶逃跑中丢下望远镜、水壶和背囊。为了显得他是因为再也没有力气背那个背囊才把它扔掉的，他事先从他的乘马的小血管里放了些血，溅到背囊上。
土耳其巡逻队迅速把背囊送给了德国顾问。但德国顾问表示怀疑。为了打掉敌人的疑心，迈纳茨哈根打出了第二张牌，他判断敌人会利用背囊中发现的密码来侦听英军的无线电通信，于是，由司令部通过无线电下达十万火急地寻找那个丢失的背囊的命令。同时下达的还有书面命令。这份命令的副本“碰巧”由一名军官用来包裹午餐，并故意丢失，很快被敌军获取。随后，土军又抓了两名俘虏。这两名俘虏也知道丢失背羹所造成的“灾难”。土军巡逻队还发现一支英军搜索分队正在彻底搜查迈纳茨哈根上校与土军巡逻队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