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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用这么大的篇幅引述这一战例，是因为它是军事欺骗周密性的极有说服力的佐证。这一欺骗战例留给人们的启示很多，但最重要的也是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组织工作的周密性。所谓周密，就是周到，周全，严密，细致，想到种种不测，预有应变措施，做到算无遗策，万无一失。军事欺骗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我所采取的欺骗措施，敌人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要使敌人信以为真，就不能存有任何继漏。所以，凡成功的欺骗必有周密性特征，反之，粗疏的欺骗则往往被敌人识破和利用，带来双倍的损失。
六、欺骗作用的时效性
——任何欺骗措施都不可能长久地欺骗敌人。及时、充分地利用欺骗效果是提高欺骗效益的重要环节。
各种欺骗措施纵有千般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制造现象与本质的差异，竭力用假象掩盖本质。而假象是不能长久地掩盖本质的，所以，任何欺骗措施都不可能永久性地欺骗敌人。军事欺骗的作用仅在于增大敌人了解真相的困难，使我之企图和行动被发现的时间推迟，使其来不及采取措施弥补行动上的失误。项羽设鸿门宴欲除掉刘邦，张良略施小计，让刘邦脱身，等到项羽醒悟过来，刘邦已平安地回到自己的营地。蒋介石不明红军兵逼贵阳的真相，急调滇军到贵阳保驾，等到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红军已经在绞车渡有条不紊地渡过了金沙江，想追也来不及了。军事欺骗并不能代替对敌人的直接打击，它的任务是为战斗力的使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时，以骗敌之术，虚张声势，使敌不敢贸然来犯，可以赢得
准备时间；在没有做好围歼准备时，故意示弱，稳住敌人，在敌迷惑不解中达成合围，等等。敌人不可能一直受骗，但发觉受骗时往往已经身不由己了。如平津战役第一阶段（1948 年12 月），当时东北野战军主力6 个纵队尚未到达平、津、塘，另5 个纵队尚未入关；淮海战役已经发起，我军正在围歼国民党第12 兵团，并包围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在此情况下，为使蒋介石不能迅速作出让傅作义集团放弃平津南撤的决策，毛泽东电令平津前线，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隔而不围，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以免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令淮海战场留下杜幸明集团余部，两星期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令山东军区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防止傅作义集团沿津浦路经济南向青岛逃跑。毛泽东的缓兵之计着实迷惑了蒋介石，当蒋介石发现傅作义指挥的60 万人马被我东北、华北野战军分割包围以后，再想南逃已不可能了。从这个战例中可以看到，利用欺骗效果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敌人发觉上当受骗以前把生米做成熟饭。否则，不仅不能置敌于被动，而且还可能被敌人牵制住。在战场上，出现于一定时间、空间的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态势、空隙、裂缝称为战机。战机是战争“时间流”上的一点，其最大特点是它的时效性。由于战争时间是流动的，所以战机稍纵即逝。战机既有因客观情况突然变化丽形成的，也有因敌人的失误而造成的，还有主动创造的。军事欺骗是创造战机的重要方法。由于军事欺骗创造的战机通常不是建立在力量优势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时间更为短暂，往往只占整个欺骗过程的极小部分，有时以时。日为单位，有时以分、秒为单位。从敌人开始接受我方欺骗活动所显示的各种现象和有意制造的情报，到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对我欺骗活动作出充分的反应，这是欺骗效果产生的过程。从敌人作出我所期望的反应，到其自知上当受骗，进而采取应变措施，是我利用欺骗效果的过程。如果把前一过程称为造势的话，后一过程即为乘机，造势是为了乘机。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两个过程及其转换点，适时地由假变真，乘敌之隙，采取行动，才能充分利用欺骗效果，提高欺骗效益，否则，军事欺骗所造成的有利战机就会白白浪费。
利用军事欺骗效果必须要快。乘敌之隙的临界时间必须小于敌人弥补缝隙的时间。为了赶在敌人前面，有时需要打乱敌人快速反应的时间表。利用军事欺骗效果，最难的是掌握好火候。战机的丧失，有时是因为军队行动缓慢，有时则是由于指挥员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行动早了，时机尚不成熟，敌人可能会缩回去；行动迟了，时机已失，敌人可能也会溜掉。不迟不早，恰到好处，需要极高的指挥艺术。
七、情报系统的两重性
——敌方情报系统既是对欺骗的威胁，又是欺骗信息发生作用的中介。重要的是善于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敌人对我实施侦察，当然会给我隐蔽行动企图和军队部署造成很大威胁。有些军事欺骗的失败就在于敌人的侦察人员发现了破绽。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要看到，我们制造的种种假象也是通过敌人的侦察情报系统收集起来，输送至敌军指挥官的大脑，从而发生作用的。敌军的情报侦察
是欺骗信息达于敌方的中介，没有它们，我们所作的一切统统没有用处。可见，敌人的侦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为了“知彼”，敌人必然要进行侦察。制止敌人的侦察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欺骗敌人的侦察，把敌人的侦察情报人员变成我们传递欺骗信息的中介，那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趋利避害，主要是限制其实施侦察的时间和范围。在战场上，敌军将使用一切手段搜集情报。哪些让敌人看，哪些不让敌人看，什么时间让看，什么时间不让看，要根据欺骗需要而定。要特别防止敌人察觉正在准备中的欺骗行动。比如，设置假目标和假阵地的过程，实施隐蔽伪装措施的过程，不能让敌人看到。需要向敌人展示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一切假的地域和目标只能让敌人远远地观察而不能让其靠近。否则就会露馅。为此，必须熟知敌人的侦察器材的技术性能和获取情报的方法，既要使其看得到，又不能使其看得清。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设置假集结地域的过程中，采取驱逐敌侦察机的方法掩护欺骗行动的实施。作业完成以后，采取以游动高炮射击限制敌机高度的方法，制止敌机低空观察照相，使敌人无法发现假集结地域的破绽，从而掩护了主要方向的战役准备。
从对一些战例的分析看，要使对方的情报侦察成为实施欺骗的中介和“助手”，起码应做到三点。一是要根据敌人的侦察手段和能力，采取相应的示假隐真措施。如果敌人没有雷达探测设备，那么，设置角反射器等反雷达侦察的措施就没有意义。二是要巧妙地把假情报送给敌人，1943 年，苏军为了使与德军对峙的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等主力部队与敌脱离接触，转移到新的作战方向，由沃罗涅什方面军编造了一个暂停进攻、就地转入防御的假命令，然后找回一具尸体，换上大尉军服，把假命令放在这位“大尉”的公文包里一块扔到前沿阵地。接着，突击兵团的前沿部队在敌人发起小反击时，佯败撤到第二道战壕，使德军得以从该“大尉”身上搜出那份假命令。由于这份命令是敌军自己搜到的，所以可信性较强。与此同时，苏军广泛制造全线转入固守的假象，以证实假命令的内容。结果，苏军夜间撤离以后，德军毫无察觉，使用航空兵对苏军阵地连续轰炸了一个星期。三是要给敌人留出采取侦察行动的机会和传递、处理情报的时间。敌决策指挥员的职位越高，所需时间越多。这个过程结束以后，才能看出欺骗活动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敌人没有看到、听到的假情况，必要时应重复演示，直到这些假信息作用于敌军指挥决策人员的大脑。
八、对技术手段的依赖性
——欺骗目的的实现离不开物质技术条件的支持。谁拥有更多更先进的欺骗手段，谁就能更有效地欺骗敌人。
物质手段的进步，决定着军事对抗的时代方式。欺骗与反欺骗的矛盾，推动着伪装与侦察技术水涨船高，竟相发展。当一种新的侦察技术出现以后，就迫使伪装变换花样，反之亦然。
在20 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上，伪装技术的发展相当缓慢。公元前555年，晋平公纠合二十路诸侯进攻齐国的时候，使用的疑兵之术是在山泽险要之处虚张旌旗；扎制草人，穿上衣甲，立于车上，将断木、树枝捆在车后，使人驱车来往于山谷之间，扬尘蔽天。三国时张飞在长板桥上智退曹兵所用
的疑兵之术也是以战马拖拽树枝在树林中往来奔驰，扬起满天尘土。到了近代，类似的方法仍在沿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隆美尔在非洲战场上，为制造大军开进的声势，曾把飞机发动机装在汽车上，吹起飞沙尘上，模拟坦克部队开进，欺骗英军。在苏德战场上，苏军为“活跃”假集结地域，也运闸了扬尘的伪装方法。一种方法沿用几千年而无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是侦察手段在几千年内没有发生质的飞跃，主要是靠肉眼观察。望远镜的出现扩大了观察距离，提高了分辨率，但侦察所感知的仍然是可见光。二次大战以后，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加快，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运用于侦察领域，使侦察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科学化。无线电技术侦察使用专门的无线电技术器材，通过侦听、侦收和测向等方法，不仅可以了解敌人无线电拍发的内容，获得较高价值的情报，还可以测定敌方电台的位置和大体功率，从而判断出敌军指挥所的配置位置、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雷达侦察能精确地测定目标的位置和性质，不仅获取情报快，而且作用距离远。近距离雷达可对5000米以内徒步运动的步兵和1 万米以内运动的车辆等目标进行搜索、发现和识别；中距离雷达可对1 万8 千米以内的运动车辆进行搜索、发现和识别。红外侦察是利用目标与背景反射红处线的差别发现目标。红外侦察技术的运用，使普通绿色涂料失去了伪装作用，使传统的仅仅追求形似的假目标不再有伪装作用。尤其是热成相技术，对传统的伪装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报道，最先进的热相仪，其热分辨率可达0。1℃。能发现埋在地下一米多深的水管；探恻到水下40 米深处游戈的潜艇：能发现喷气式飞机起飞后在停机坪上留下的热痕迹。
伪装与侦察本来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仗”的关系。在侦察技术进步的刺激下，伪装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反无线电侦察技术，无线电通信欺骗干扰技术，雷达欺骗干扰技术，无源干扰技术，侦察和伪装的矛盾只能暂时获得解决。新的伪装技术又反过来成为刺激新的侦察手段问世的强大动力。由于对新技术的眩耀，会成为刺激对方寻求对策的催化剂，所以，各国军队在改进伪装技术的同时，都采取严格的技术保密措施和刚中柔外的策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力求不使自己的技术突破成为刺激对方寻求新对策的动因。
纵观战史可见，虽然巧妙地运用传统的欺骗手段也能达成欺骗目的，但技术手段落后总是难免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人的因素不是纯粹的精神因素，也包括对新的技术手段的开发和利用。在战争中，不是所有技术上的差距都能够用智力加以弥补的。在双方智能相当的情况下，技术手段先进的一方理所当然地要居于主动地位。所以，各国军队都不遗余力地利用先进技术改进自己的军事欺骗手段，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以伪装材料为例，已经形成了系列化和制式化。仅美军各种类型的伪装涂料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些涂料不仅能欺骗光学侦察，而且能欺骗雷达和红外侦察。新研制的绿色涂料能模拟叶绿素对近红外反射的“陡坡效应”（反射率相当于普通军绿油漆的2 倍）。绝热伪装涂料涂在目标表面以后，能够吸收热目标辐射的红外线，并把吸收到的红外热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漫反射热伪装涂料涂在发热的目标上，能将目标的热辐射扩散出去，从而有效地降低热目标的显著性。反雷达涂料能吸收和散射雷达波，将目标的雷达波反射降到最低限度，使雷达难以探测。最新型的反雷达涂料已经用于隐形飞机制造，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可以预料，在侦察技术的激励下，欺骗手段将不断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走在
前面的军队，在未来的军事欺骗斗争中，必将有更大的作为。
以上从八个侧面探讨了军事欺骗的特点和规律。军事欺骗的规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规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有自己特有的范围、地位和作用，但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总和的方式发生作用，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规律的特殊作用。比如，欺骗手段的诡诈是欺骗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如果欺骗措施单一，或者组织不周，也不能达到欺骗目的。
第四章 军事欺骗的基本擂导原则
如果说不确定性是军事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的话，那么，军事欺骗与反欺骗就是其中不确定性最为突出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正是由于军事欺骗渗透其间；才使战争更加虚虚实实，变幻莫测，象一条“真正的变色龙”。驾驭这条变色龙是极其困难的。拿破仑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战争，这是连牛顿那样的数学家也会被吓退的数学难题。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把古今名将统统汇聚一堂，让他们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研究战争问题，他们也还是不可能为战争的一切阶段，制成一套完善的绝对的和不变的理论。那么，难道战争、战役、战斗的筹划者、指挥者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盖然性去支配吗？不是的。因为战争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毛泽东说过：“我们承认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军事欺骗作为战争的一种特殊运动形式，其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只要找出其运动规律，并用于指导自己的行动，就能增大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可能。本章提出的十条指导原则，就是从这些规律中归纳出来的。
一、周密准备原则
毛泽东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又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军事欺骗是战争中最诡密的行动，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往往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它既孕育着极大的成功，又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它既可以是胜利的使者，也可以是失败的丧星。胜败荣辱系于一身，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掉以轻心，必须进行周密准备，把成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上讲，各个层次的军事欺骗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实际上，不同层次的军事欺骗的准备工作的复杂程度和要求是不同的，由于战术欺骗通常是兵团以下部队在战斗地域内采取的短期欺骗行动，所以，准备工作不甚复杂，持续时间也较短。而战役欺骗则相对复杂，所需时间也校长。据资料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所进行的战役欺骗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动用的兵力、兵器、装备和物资数量十分可观，准备工作的难度很大。如1942年7 月，为掩护西方面军对尔热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