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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普京不仅对政府发号施令，还干预军事行动。1916年冬季布鲁西洛夫将军冲破奥军防线，大举向前推进，亚历山德拉给丈夫写信：“我们的朋友认为进攻太猛，牺牲过大。”尼古拉下令布鲁西洛夫将军停止进攻，错过取胜的战机。总参谋长阿列克赛耶夫绘制了两幅俄军军事力量部署地图。一份自己使用，另一份交给尼古拉。尼古拉的地图出现在亚历山德拉的梳妆台上。从现存史料上看，拉斯普京并未被德国情报机构收买，因为他现有的权力是任何情报机构所无法给予的。也未查到亚历山德拉通敌的证据。但只要向拉斯普京提供美酒和女人，他什么人都交往。而且说话无遮拦，有一次竟说“他想同王后干什么就干什么。”克伦斯基说，“德国情报机构不利用这个宝贝简直不可思议。”
亚历山德拉同拉斯普京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报刊添油加醋，把他们的关系描写得耸人听闻，四处流传，连前线士兵都知道皇廷内出了德国奸细，士气一落千丈：我们在前线同德国人拼杀，宫廷里的“德国女人”却同德国勾搭。忠于沙皇的军队越来越少，连皇家近卫军也背叛了他。尼古拉成了孤家寡人。1917年2月尼古拉的政权已到千钧一发之际，皇叔山德拉大公来到皇村，央求亚历山德拉不要再干预国事，管管家务就行了。亚历山德拉打断山德拉大公的话，两人大声吵起来。亚历山德拉从大公话中听出杜马要求撤换普罗托波波夫，气急败坏地要求尼古拉解散杜马，决不能撤换拉斯普京留下的人（这时拉斯普京已被尤苏波夫等贵族杀死）。杜马主席罗将柯听说尼古拉要解散杜马，立即赶去见他，两人谈了二十八分钟，未取得任何结果。罗将柯最后对沙皇说：“陛下，我们处于伟大事件前夕，结果难以预料。看来您选择了解散杜马这条最危险的道路。我确信不出三星期将爆发扫除一切的革命，您也保不住王位。”但罗将柯的话还是对尼古拉产生了影响，他把新任命的大臣会议主席戈里岑召来，决定“成立对俄国议会负责的内阁”。傍晚戈里岑再度被召入宫中，尼古拉告诉他要返回大本营：“我改变决定，今晚去大本营。”这是他同亚历山德拉商议的结果，她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要把一个完整的君主专制国家留给儿子。
3月8日（俄历2月23日），即尼古拉返回大本营的次日，彼得格勒妇女到街上抢购面包，但面包店早已空空如也。愤怒的妇女捣毁了面包店，沿街高喊“面包！面包！”很多人加入她们的队伍，形成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游行持续了四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士兵们不但不向他们开枪，反而参加到他们队伍中。3月10日游行队伍手举红旗，高喊：“打倒德国女人！打倒普罗托波波夫！打倒战争！”捣毁了内务部，释放出政治犯。3月12日（俄历2月27日）近卫军也加入游行队伍，沙皇政府垮台，政权转入杜马手中。游行队伍手持红旗，高唱马赛曲来到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克伦斯基热烈欢迎他们，按人数比例把他们组成士兵代表苏维埃，军队一连出一名代表，一千个工人出一名代表，新组成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另一个厅里办公。二月革命完成，两个政权并存时代开始。
《联共（布）党史》第五章第五节写道：“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即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女工们响应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号召，纷纷跑到街道上去游行示威。”仿佛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节下面还有一段话：“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方面的领导，是由设在彼得格勒而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负责实行的。”简言之，二月革命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局领导的，但这同《莫洛托夫访谈录》中他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二月革命发生时他同中央局的另外两名委员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找到高尔基，高尔基告诉他们工兵苏维埃代表正在开会。莫洛托夫问在什么地方开会，高尔基告诉他在塔夫利达宫，他才找到那里去。游行队伍中有位姓尤列涅夫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苏联著名外交官，他不相信二月革命会成功，在克伦斯基办公室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说：“军营中的骚乱已平息。现在很清楚，工人和士兵将要分道扬镳，我们不应对革命抱有幻想。”他的话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并无发动二月革命的计划。
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捍卫儿子的王位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如果尼古拉二世不事事屈从于她，听从理性的忠告，罗曼诺夫王朝还会苟延残喘下去吗？恐怕谁也无法断言。
（原载《苦味酒》，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朱正：怎样的天火
熊熊的烈焰在普罗米修斯高举的双臂间燃烧，这是他盗来送给人间的天火。旁边，是宙斯派来惩罚他的恶鹰，在啄食他的肝脏…这是装帧艺术家张守义为《张西曼纪念文集》设计的封面图案，应该说很有象征意义。
《张西曼纪念文集》虽然在1995年6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可是不好称作新书。因为张西曼教授早在1949年7月去世，书中所收的文章，大多是他在去今六七十年前的旧作了。今天把这些文章辑印成册，让人们看看六七十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被认为其中的先进分子的见解，很能引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
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之翌年，张西曼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阀阅之家。堂兄张百熙是清末名臣，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他曾弹劾李鸿章，举荐康有为，可说是有胆有识。张西曼本人于1911年和1918年两度赴俄国留学，接受了俄国文化的熏陶，后来更主张“接受苏俄伟大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以促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张西曼纪念文集》第257页，以下简称《文集》）。这不但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而且可说是他一生的全部事业。他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创办《中苏文化》杂志，以增进中国人对苏友好的感情。在这本纪念文集里，他的许多亲友都写到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他的同乡老友田汉在悼诗中说：
能有几个人
像他这样
固执亲苏亲共的真理
二十年如一日？（《文集》第13页）
老友常任侠说：“对于政治，他有一贯的对苏联人民友好的信念，对列宁崇敬的感情。”（《文集》第32页）共产党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姜椿芳说：“他有1908年就参加同盟会的资格，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拿他也无可奈何。他就这样坚持斗争。而苏联方面，无论是大使馆、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都很看重他，许多事情要靠他做，许多事情要靠他对当时的会长孙科讲…当时要是没有他这样一个人物，好多话我们还不好说，好多事情还难于开展。”（《文集》第80…81页）
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得到了一个“西曼诺夫”的外号。好些诗文都提到了这事。于刚的诗说：“古道热肠正气，长怀西曼诺夫！”（《文集》第44页）屈武说：“他是非常亲苏的，因而人称他‘西曼诺夫’”（《文集》第49页）。孙大光说：“有人送他一个绰号西曼诺夫”（《文集》第133页）。不但友朋间这样称呼，反对他的也这样称呼。朱学范说：“反动分子甚至在背后给他起了个‘西曼诺夫’的诨号。”（《文集》第66页）也有称他做“西曼斯基”的（《文集》第47页）。不论是在友与敌的眼中，张西曼简直就是个俄国人。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张西曼不遗余力的宣传苏联，就不论比谁都更是普罗米修斯了。这纪念文集里有一阕《临江仙》，一开头就说他“纲领辉煌催赤化，人间窃火英雄”（第118页）。《文集》封面的图案也是从这个思路构想的吧。
在这里，两个称呼是一个意思。“西曼诺夫”是说他的态度；“普罗米修斯”是说他的这种态度所起的作用。从收在这本书中他的一些文章来看，“西曼诺夫”这个称号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可以举几个例。
1939年9月苏联继纳粹德国之后进兵波兰，这是根据苏德秘密协定而采取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对于此事，张西曼却说：“苏联的出兵东欧阴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文集》第241页）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到，在1939年9月27日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1939年8月23日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建立独立的波兰计划成了公开的事情。好像从那时起，苏联政府也倾向于明确瓜分波兰的想法。德国政府明白这一观点，决定实现准确划界。德国政府认为，独立的波兰可能会成为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德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也想到了一处。（档案号N0：05754，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520～5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张西曼称波兰为“东欧阴谋中心”，就比德、苏两国外交部长说的“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分量更重一些了。
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跟中国作战的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时舆论哗然。救国会诸君子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表示绝对拥护中国政府宣布这一条约涉及中国部分无效的声明。而张西曼的说法是：“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无损害。”（《文集》第286页）好一个“并无损害”，原来苏联的“援华初衷”就是这样么？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是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背着中国许诺给斯大林的。苏联乘机收回它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西。条约及有关附件规定了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等。对于这个条约应该怎样评价，1989年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3页）
其实，苏联方面也心中有数，知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中国之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引用了斯大林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谈到关于旅顺的条约时候，说：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掌握政权，局势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苏联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因而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它就废除这项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引自《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在谈判中，斯大林还直接对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旅顺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同上书，第94页）
在1945年那时，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战胜国之一，被迫接受这样一个条约，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签约十天之后，张西曼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不必引用，只看题目就够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中国的复兴》！（《文集》第285页）
不可解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什么没有给西曼诺夫授勋。
我毫不怀疑张西曼的人格和操守，也毫不怀疑他的爱国心。我深信，他是真正相信了这些，以为这真是科学的真理，真以为照这样做了就会造福他的祖国和人民。当年相信了这些的，岂止一个张西曼！刚才提到了鲁迅，他应该说是比张西曼更有思想、更有识力的人物，不也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吗？他就说过：“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9页）不但中国哩，鲁迅还说：“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同上第四卷，第475页）为什么在中国和世界，不少有头脑、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了这些？这显然是不能用盲从来解释的。
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了怎样的天火？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6年8月号，总第36期）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
（一）
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这篇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当时译作喀拉罕或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不知道是因为传递中的耽误还是别的原因，到翌年4月3日才在中国的报纸上公布。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上，以“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为题，全文转载了这一宣言的译文，同时刊出了好些团体和报纸的反应。宣言受到欢迎的情况，李达说：
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吴廷康。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又：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说的与此大抵相同，唯明确说是在4月）
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说：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绝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现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来华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10月18日的《晨报》刊出了张西曼的《我们对于中俄会议应有的表示》一文，其中说：
1920年4月3日苏俄外交委员会声明将从前俄国帝政时代在我国东三省和他处用侵略手段所取得的土地和各种权利一律放弃的通牒，可算是最重要和最公正的表示了！俄国国民，原是世界上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民族。这种优美的国民性，在俄国文学和哲学方面，无处不可窥见，我们要知道：俄国国民对于我们所表示的好感，完全不是一种示惠的手段。不过他们在1917年间，一度颠覆专制的政治，再度推翻官僚式的局面，确立平民政治的基础以后，想尽力于援助在国际上被侵略的民族和在一国内被压迫的阶级的事业罢了。别的且不说，他们慷慨的将从前一帮文明强盗官僚和武人在我国所掠夺的种种权利，全数退还我们。并且没有向我们提出各种无理的交换条件；他们所希望和要求于我们的，就只“树立亲善的邦交”而已。（《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些出版物宣传中苏友好，都以这篇宣言为苏联对中国友好的第一个证据。后来中苏关系和苏联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宣言还是充分肯定的。史学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