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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7月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交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高尔基需要出国疗养，很多布尔什维克领袖同样需要出国疗养，这不是高尔基1921年出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同个别领导人关系的恶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大分歧。分歧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大，最终迫使高尔基出国。揭示出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必然损害已经程式化的高尔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样损害真实的高尔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4日）
蓝英年：高尔基回国
题目须做一点说明。高尔基曾多次出国回国，本文所指的是高尔基1921年10月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在国外侨居6年多，于1928年5月从意大利索伦托返回苏联。很多人把高尔基回国定为1928年，这并不准确，因为1928年他只归国观光，并未定居。1928年他在苏联住了5个多月，10月返回索伦托。1929年、1931年、1932年都是5月来到苏联，10月返回索伦托。1933年5月才回国定居，所以准确回国年份应是1933年。此后高尔基没再离开过苏联。
1921年高尔基出国的原因以及他在国外干出让列宁恼火的事，我在拙文《高尔基出国》中已写过，不须赘述。高尔基怀着悲愤心情离开祖国，心中块垒长期未消除。1924年1月15日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我甚至想我在俄罗斯不得不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众矢之的的角色，…1918年初我明白了，任何政权在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存在，而只有列宁一人能扼制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当中蔓延。然而这决不说明我赞同列宁的做法。我曾多次指出，摧毁俄国知识分子，他摧毁的正是俄国人民的核心。我尽管对这人怀有好感，从他那方面说，他也喜欢我，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争论引起彼此精神上的敌意。”6天后高尔基获悉列宁逝世的消息，极为震动，马上坐下来写回忆列宁的文章《弗·伊·列宁》。在悲痛中更多回忆起列宁对他的关怀和教诲，写道：“我和共产党人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仅仅六天思想便发生彻底转变对高尔基那样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的。前面是辩论语气，同结尾那句也不协调。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对高尔基的回忆录很不满意。托洛茨基同年4月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我对高尔基的文章很不满意。高尔基不理解伊里奇，用他近年所特有的知识分子亲昵的口吻述说列宁。”托洛茨基把高尔基的文章改了一遍才发表。上面引用那段话的最后一句难保不是他加的。所以说列宁逝世改变了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久高尔基得知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下令各图书馆不出借资产阶级哲学书籍的消息勃然大怒，在一时冲动之下想脱离苏联国籍。他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大约在1926年以后，1927年他已萌生回国看看的念头。
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回国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二十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威望很高，很多人把他奉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所以接受了他这种看法。但索尔仁尼琴的看法过分情绪化，不符合实际。高尔基在欧洲文化界威望极高，如日中天，1928年3月29日他六十寿辰之际，罗曼·罗兰、法朗士、巴比塞、阿拉贡、肖伯纳、威尔斯和茨威格等50位知名作家向他祝贺。他稿酬优厚，由苏联和西方支付。他本人生活极为简朴，不需要更多的钱。同他在同一间屋檐下住了近三年的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因政见不合而同他分道扬镳后写道：“俄国社会中传说高尔基生活奢侈，…我郑重声明：在我同他接近的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说高尔基有多少别墅和终日宴饮，都是一派胡言。”从高尔基回国后的表现上，看不出他接受任何附带条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说一度彼此让步，以达到各自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赞成索尔仁尼琴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俄侨医生马努欣经常替高尔基看病，记录了高尔基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在国外呆够了。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进入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知不觉包围他们。必须竭力影响他们，不然不知他们还会干出多少蠢事。”高尔基看到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苏联发生不少可喜的变化。斯大林逐渐独揽大权，个人独断独行。高尔基想把民主引进苏联，“软化”斯大林的强硬政策。这同他一贯主张一致，较为可信。但高尔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埋下后来产生悲剧的种子。
苏联也热切希望高尔基回国，斯大林向他招手。1928年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所有的政敌，可以按照自己心愿建设社会主义了。他认为改变国家应从工业化着手，主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从农民身上榨取工业化资金。但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受到布哈林等人激烈反对。斯大林读过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写的《论俄国农民》，了解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相信他会支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此时仍需要人支持，而高尔基是最理想的人选。
斯大林开动宣传机器，《真理报》、《消息报》带头发表向高尔基致敬的文章，同时发动机关、团体和学校给高尔基写信，盼望心爱作家早日回国。斯大林还要找一个人充当他同高尔基之间的联络员，这人必须绝对执行他的意志，还能获得高尔基的欢心。这人很快找到，他是红军粮食供应部主任哈拉托夫。1921年哈拉托夫担任过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而这机构是高尔基向列宁建议设立的，所以高尔基认识哈拉托夫。斯大林任命哈拉托夫为国家出版联合会主席，并把动员高尔基回国的任务交给他。于是1927年8月高尔基在索伦托收到哈拉托夫从苏联寄来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五年活动（1921…1926）报告》。高尔基看到他走后工作仍有人做，大为感动，给他回了一封动情的信，两人关系拉近了。同年9月1日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邀请他1928年回国参加庆祝他六十大寿和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告诉他政府已成立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由党政要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组成。高尔基一贯厌恶这类活动，收到信后非常反感，回信中写道：“让纪念活动见鬼去吧”，“这太妨碍写作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弗·伊·列宁》那样，使他永远竖立在每个苏联家庭的书架上，比报刊上千篇一律的赞美文章和各地建造的数以万计的塑像更能使他流芳千古。这是哈拉托夫最重要的任务。哈拉托夫担心直说遭高尔基拒绝，便采用暗示手法。1932年1月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谈到已经临近的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时，笔端忽然一转，写道：“撰写约·维（斯大林）传记所需材料我们已经给您寄去，请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材料以及何时需要。”仿佛谈论已经决定的事，但高尔基从未答应过替斯大林写传记，并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坏至死未写。哈拉托夫应做的事都做了，但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1928年5月28日，高尔基回到阔别六年的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自不必说。高尔基在保安局人员簇拥下，沿着他青年时代浪迹的足迹做了一次旅行。看到的都是斯大林希望他看到的。同年10月12日返回索伦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高尔基已显露出自己坚毅的性格。先是为作家巴别尔鸣不平。巴别尔1924年开始在《新处女地》杂志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短篇小说，1926年以《骑兵军》为书名结集出版，获得好评，但得罪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这位骑兵老总1924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骑兵军》，把巴别尔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抬不起头。高尔基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谈谈我怎样写作》的片断，其中有一段为巴别尔辩解的话：“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布琼尼不服，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公开信，高尔基毫不示弱，也在《真理报》上公开答复布琼尼。高尔基所以旧事重提，仗义执言，除希望巴别尔重新振作起来外，还捍卫他一贯主张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接着又同拉普展开论战。拉普以无产阶级作家自诩，但高尔基对他们创作评价不高，却赞扬他们所攻击的普里什文等作家。高尔基在1926年致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信中写道：“…当前俄国只有三位‘一流作家’：您，普里什文和恰佩金。除以上三位外还有高尔基，但他就差多了。”拉普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反唇相讥，高尔基既然把这三位作家引为同类，所以自己也是“巧妙伪装的敌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走得更远，对高尔基的攻击同辱骂相差无几，以致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于1929年12月25日做出决议：“…这些言论与党和工人阶级对待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同志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开始了他一人统治国家时期。这一年高尔基第二次返回苏联，做了一件令斯大林开心的事，也做了两件让他不快的事。
夏天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群岛苏联最著名的劳改营。此前不久，英国出版了一本《在地狱岛上》，是从索洛维茨劳改营逃出的马尔扎戈夫。此书在欧洲反响很大。苏联希望消除此书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所以，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他们认为最好莫过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走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话虽说得尖刻，但高尔基确实负有这种使命。应当说高尔基不辱使命。他把管理犯人的契卡人员大大赞美了一番。这些话发表在《消息报》上。对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92年1月利哈乔夫院士发表的文章说，高尔基赞美劳改营不是没有条件的：“上面让高尔基明白，如果他能消除对劳改营的指责，将放松对劳改营的管治…，高尔基遵守了诺言，可刽子手们没遵守。”利哈乔夫曾是这里的犯人。
1929年9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又卷入一场争论中。这场争论是由三年前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引起的。小说情节是红军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奉命从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术。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用不着做手术，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加夫里洛夫只好服从命令，上了手术台。上麻药时因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这同伏龙芝开刀致死的情形完全一样。皮里尼亚克影射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斯大林当时忙于权力斗争，没对皮里尼亚克下手，只没收了刊载小说的《新世界》杂志，现在到了跟皮里尼亚克算账的时候了。同时收拾在国外发表丑化苏联社会的小说《我们》的扎米亚京。8月26日《文学报》发表了沃林的文章《决不允许的现象》，吹响进攻的号角。所有作家同声谴责这两位遭难的作家兄弟。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皮里尼亚克主席职务。就在这时，高尔基突然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文章《论浪费精力》：“我们是否慎重对待这些人呢？我们是否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呢？我们是否学会教育助手们，并率领同路人一道前进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傲慢地宣称：‘有没有同路人一样’，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形成一种恶劣习惯：把人抬到荣誉钟楼顶上，过些日子再从上面把他们摔入烂泥。”高尔基公开出来替皮里尼亚克辩解并非偏爱他的作品，仍然是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高尔基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拉普的围攻，他们把高尔基称为调和主义者。9月17日《真理报》发表别斯帕洛夫文章，支持对皮里尼亚克的批判，发表高尔基文章的《消息报》连忙同高尔基划清界线，高尔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十月》杂志第9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小说《疑心重重的马卡尔》，向这场争论火上加油。农民马卡尔反对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出门寻找真理，结果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列宁写道：“我们的机关是臭狗屎。”这些机关让列宁深感头疼。普加东诺夫因这篇小说也成为抨击对象，还加上同他合写小说《契…契…奥）的布尔加科夫。一句话，所有有才华、有独创风格的作家都受到拉普的围剿。高尔基虽寡不敌众，但并未屈服，又写了一篇《还得谈谈这个》：“我认为我们滥用‘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两个概念，而滥用这两个概念的人，多半都是没有才华的人，社会价值可疑的冒险家和损公肥私的人…那些‘思想一致的人’公然在皮里尼亚克以及不少作家的脑袋上试试自己拳头是否有力，并竭力让领导相信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捍卫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青年们的贞洁。比如扎米亚京，这个工人阶级意志和理想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凶恶敌人…，可据我所知，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诅咒过和正在被诅咒的人，并不妨碍历史完成自己的事业，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然而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尔基的言论当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统文艺界仍少不了他，况且高尔基赞扬了索洛维茨劳改营，帮了斯大林的忙，所以还得让高尔基几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过示以颜色而已。
这次回国，高尔基对苏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已有察觉，对斯大林排斥、打击列宁时期老同志尤为反感。高尔基回到意大利后，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这封极为重要的信60年后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1989年，第3期）。高尔基写道：“遗憾的是，最善于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观情绪并对现实持怀疑态度，而正是他们渴望学习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从党内消失，被宣布为异端者，这不能不让他们困惑。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样。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夺式的劳动把土地变得贫瘠荒芜的农民集体而有效地劳动和爱惜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对这种必然性青年们懂得很少。
“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非它所能做到的那么大部分原因可以用党内磨擦来解释。过去这些磨擦可以‘择优’，造就布尔什维克，可现在磨擦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