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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是社会缩影，每个犯人的遭遇都是体制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迅速转化为斯大林个人专政的体制。基洛夫的死加速了这种转化。
车厢里的犯人都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捕入狱的。睡在米佳左边的是二十三岁的工程师沃洛佳。沃洛佳在孤儿院长大，后入党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同女友娜佳结婚。一天新婚夫妇在朋友家听一个聋子闲扯，听得无聊便离开了。后有人告发他听反革命宣传不揭发，便被捕了。侦察员审讯他：“有人当着你的面进行反苏宣传，你应立即揭发，沉默等于包庇敌人。”沃洛佳回答：“我不认为他是敌人，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无聊家伙。”“你不认为他是敌人说明你赞同他的观点。”沃洛佳便以“不揭发罪”被判刑三年。他在劳改营中完全可以担任工段长。睡在米佳右边的是绘图员科利亚，与他同年。科利亚在中学同女生尼娜恋爱，两人决定成年后结婚。中学毕业时尼娜在斯大林相片背面写下誓言：“亲爱的科利亚，我向你宣誓：一辈子爱你。我特别写在我们所有人最亲爱的人的相片上。”尼娜把相片赠给科利亚，以示誓词的郑重。但女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尼娜屈服了，给科利亚写信：“我最后对你说，咱们一切都完了。别再到处找我。就当我死了。”科利亚接信后气得要命，骂她的誓言一钱不值，当即撕毁誓言，即斯大林相片，用信封退还尼娜：“你既然如此无情无义，我退还你虚伪的誓言，我也撕毁你的爱情。”尼娜父亲把撕碎的相片交给内务部：“你们瞧，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科利亚被判了三年刑。他急于报仇，中途逃跑，返回莫斯科时被击毙。
掏粪工斯捷潘老头被判了五年刑。他说：“我们全家靠掏大粪养活。”儿子原是司机，女儿是食堂服务员，全家挤在一间狭窄的地下室里。一天看到墙上的告示：绐掏粪工分房。儿子女儿便也当了掏粪工。他们一天天干下去，从手推粪车改为挖粪汽车，但房子还没有影儿。儿子爱上姑娘，小伙子长得挺帅，女方家里自然没意见，但知道他们的职业后，坚决不干了。同这样的家庭攀亲，还有脸见人？老头向他们解释掏粪工也是工人阶级，他们连听都不听就把他撵出去了。婚事算吹了。不久儿子听说姑娘找了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会计师，马上要举行婚礼，气得要命，发誓报复。老头想出一条妙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那天父子俩驾着掏粪车来了，孩子们惊叫道：“怎么现在掏粪？”支起粪勺的掏粪车一直开到门口，参加婚礼的人看见粪勺，掩鼻发愣。斯捷潘父子走进客厅，对大家说：“他们玷污了我们工种的荣誉，你们也是劳动人民，想必同情我们。我们是正派人，从未欺负过人。祝新人过得富裕光彩。”没想到会计师事先叫来内务部的人，当场把他们抓住。以私闯民宅罪判儿子两年刑，老子则判了五年刑因为主意是他出的。
车厢里还有富农，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力。富农萨瓦反对农业集体化。他说：“我作为阶级被消灭，还要我鞠躬感谢！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被送去修白海运河，回来后仍大骂集体化。但他在车厢里人缘很好，保护体弱者不受盗匪欺负。另一个富农丹尼尔比萨瓦温顺，没反对过集体化，但命运更坏。村里办公楼起火，这房子原是丹尼尔的，他同大家一起救火。有人咬定火是他放的，把他毒打一顿送到白海运河。丹尼尔手巧，什么活都能干，白海劳改营报还登过他的照片，作为劳改犯改造好的榜样，提前释放。他想回村弄清到底是谁放的火，谁知一进村便被抓起来。
伊戈尔曾是惯盗。他是孤儿，从孤儿院逃走，同盗贼混在一起。他人小身轻，作案时由他从窗口爬入，替伙伴开门。一旦得手，他们便快活几日。伊戈尔一伙被抓，关进劳动教养院。教养院文化教育处主任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教育他们，他们哪里肯听。他们看见他有只金表，便发誓要偷到手。伊戈尔夜间来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窗下，金表放在桌上，灯熄了。伊戈尔钻窗而入，灯马上亮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正等着他，抓了个正着。伊戈尔知道完蛋了，没想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让他坐下，问他为什么要偷表。伊戈尔说他向伙伴们发了誓，非偷不可，这是他们的规矩。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干脆把金表送给他，只说了一句：“这是捷尔任斯基的礼物。”伊戈尔惊呆了，灵魂受到震撼，从此洗心革面。伊戈尔改好了，解除教养。他成了家，过着正常劳动者的生活。一家商店遭抢劫，盗贼咬定伊戈尔参加了。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相信他没参加盗窃，并替他辩明。但祸从天降，大清洗时期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仗义执言，为无辜受害者说话，被捕入狱，于是一切又颠倒过来。侦察员对伊戈尔说：“你是人民敌人的宠儿，他包庇了你。现在你要为抢劫商店承担罪责了。”伊戈尔被判了六年刑。也被押解到远东。因为他们都可以成为铺设管道的好工人。
车厢里的检察官费奥多尔、厂长亚历山大和党务活动家济明属于社会上层。皆因基洛夫案件身陷缧绁。检察官因身在列宁格勒，不由自主地卷入基洛夫案件中，知道不少隐秘，不再盲目相信斯大林，是车厢里最清醒的人。厂长原是海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攻打过冬宫，击溃了土官生，守卫过斯莫尔尼宫，有幸亲眼见过列宁。到工厂后被选为红色厂长。”他为因基洛夫案件被判刑的人讲情，认为如此大规模迫害列宁格勒干部太过火了，因而被判了五年刑。他对斯大林坚信不疑，认为斯大林受人蒙蔽，一旦了解真相一定会纠正过火行为。济明属于列宁一代人，曾同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一起流放，组织、发动了十月革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基洛夫遇刺后大批干部被逮捕，其中有很多济明的熟人。他四处打电话，担保他们是无辜的，怀疑内务部里出了问题，并要求成立老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检查内务部的工作，没想到为坚持列宁的组织原则自己反被押上囚车。他对斯大林个人专权已有所认识，但不如检察官清醒。他给年轻人以希望，要他们经受考验，他们被捕不过是个错误，不久必将得到纠正。他的话常招致检察官的冷嘲热讽。他们两人都死于1937年。
车厢里形成了对立的两伙。所有反革命犯都团结在济明周围。他们还召集党员开会，分析车厢里的形势。富农也受感染，站在他一边。另一伙是盗匪，他们抢夺体弱犯人的东西，克扣他们的口粮，把他们赶到铺下。济明等人不允许匪徒逞凶。匪首便决定除掉济明等人，但济明抢先缴了他们的械，把匪首交给押送队。车厢里正义同邪恶的搏斗写得惊心动魄。米佳在搏斗中起了关键作用，济明准备出狱后介绍他入党。济明不忘在难友中做宣传工作，给他们讲大道理，检察官便对他喊道：“我受不了您这套长篇大论。您现在已不是党务活动家了，不是党员了，您已被淘汰出局！您就老实呆着吧，别装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富农萨瓦也同济明争论：“收起你那一套吧。我在白海运河改造好了，可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只能呆在车厢里。你忠于你的党，可被党送去流放。现在没人相信革命了。你们难道不承认列宁想搞的没搞成！在劳改营里难道能把人改造好？”米佳跳起来要打他，被厂长制止住。检察官插了一句：“这个农民说得不错。把所有有思想的人通通关进监狱，革命就完蛋了。”萨瓦接着说：“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完蛋了，可还不知道，在这儿瞎逞能。我什么没经历过。我对你们说：折断了农民的脊梁，现在拿什么也粘不起来了。没有农民便没有俄罗斯。咱们大家一起完蛋。”济明和厂长一起用大道理反驳他。
济明等人有时从列车经过的车站弄到旧报纸，于是读报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读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修改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决议》。“第一款，”济明读道：“起诉书在审理案件前二十四小时内交给被起诉人。第二款，审理案件时外人不得出庭。第三款，…第四款，判决不得上诉。第五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条款把违法彻底合法化了。”检察官指着济明恶狠狠地说，“开始还要早些，几个月前，即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任命亚戈达为人民委员并建立三人小组的时候起。取消了对政治案件的审判。如你偷了一公斤香肠或一瓶酒，你将受到正常的法律审判。但如果有人告发你讲了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笑话或对某件事产生过怀疑，夜间就会来抓你，把你塞进‘黑乌鸦’。案子马上办好，提一两个问题便完事。世上便又多了一个阶级敌人。案子十天办完还要出庭干什么。看不见的三人小组并不需要被起诉人出庭：它缺席判决。对判决也不允许上诉。一切都事先想好，不允许被告证明自己无罪。”“谁有权签署这样的决议呢？”有人问道。“加里宁。基洛夫12月1日遇刺，加里宁次日凌晨便签署了决议。有人从列宁格勒给他打电话，口授济明念的条款。我便因反对设立不受法律监督的机构，并证明决议违法而被送进监狱的。”济明陷入沉思，大家默默不语。检察官接着指出，如果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凶手，为什么不枪决而只判了十年，加米涅夫判了五年，而大批无辜的人同样判五年到十年，这合乎逻辑吗？大家等待济明的反驳，但济明没有反驳，一直沉默。中途检察官被押下火车，大家以为他已获释，纷纷请他代寄家信，但他知道自己是在走向死亡。
火车行走了四十天，把这批罪犯从莫斯科押解到远东斯沃博德内市（意为自由城）劳改营。所有人立即投入工作。济明和厂长都担负起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他反革命犯也同样忘我劳动。他们忍辱负重，在祖国处在危难之时，用劳动表现出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贞。
阿扎耶夫直到1960年才遇到青年时代的恋人玛莎，这时他们都已成家，并且儿女成行了。玛莎问他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消息，阿扎耶夫无以对答。现在诉说他曾如何思念她已无意义。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阿列克塞对妻子济娜的思念表达的正是阿扎耶夫对玛莎的思念。他不知战争爆发后玛莎身在何方，不知她仍在等待他，还是已经把他遗忘。这恐怕便是小说中济娜若隐若现终未出现的原因吧。
《车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虽然同出于阿扎耶夫之手，但却是创作方法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车厢》是作家去世前心灵的倾诉，如果能在1964年发表，其震撼力也许不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之下。
（原载《随笔》1999年第2期）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日丹诺夫在中国知名主要因为他所做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是一篇极其粗暴的批评文章，并开中国粗暴批评的先河。中国人越不喜欢粗暴的批评，便越批判日丹诺夫的粗暴批评，他的名声也越大。但在苏联却恰恰相反，《报告》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大名鼎鼎的日丹诺夫所做的。做这个报告的时间是1946年8月，他已跃居为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和逻辑混乱的报告，令与会的列宁格勒作家困惑不解。一位与会者回忆道：“报告人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话。几分钟后，会场出现一片死寂。他越讲越呆滞，三个小时后变成一块大石头。”
话得从日丹诺夫调到列宁格勒说起。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日丹诺夫便成为列宁格勒首脑。列宁格勒被德国人围困期间，日丹诺夫和州委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领导全市人民忍受了无法忍受的困难，守住苏联北方名城。靠的是什么呢？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俄罗斯民族是宁死不屈的伟大民族，宁肯饿死也不会为一点残羹交出城池。这种精神在那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胜利后，民族主义精神非但未消弱，反而增强了。列宁格勒人已不满足这座由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城市在苏联处于莫斯科的小兄弟的地位，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时市苏维埃干了一件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恢复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街名、广场名，把十月革命后命名的街道、广场又都改回旧名。10月25日大街改回涅瓦大街；红色指挥员大街伊兹梅洛夫大街；革命牺牲纪念广场马尔索沃教场；沃罗夫斯基广场伊萨基辅广场；无产阶级胜利大街大街；穆索尔斯基大街中街；热列兹尼亚科夫大街小街。二十处街道和广场恢复了原名。命令是市苏维埃主席波普科夫签署的，显然得到日丹诺夫默许，但斯大林并不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始终不放心，一直担心苏联出现两个中心，另一个中心将代替他所代表的中心。而日丹诺夫恰恰想把列宁格勒变成另一个中心，筹备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把已有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移往列宁格勒。这又是个敏感问题。斯大林一直不允许俄罗斯联邦像其他加盟共和国那样建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日丹诺夫不仅打算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把俄罗斯部长会议迁往列宁格勒，并已酝酿好未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库兹涅佐夫被任命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日丹诺夫本人担任总书记。日丹诺夫跟斯大林多年，深知斯大林冷酷多疑，在他首肯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此事虽已确定却未实行。日丹诺夫暂时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把库兹涅佐夫拉进中央书记处，并让他监督国家保安机构。库兹涅佐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不仅要了解内务部的现状，还想阅读内务部的历史档案。这不仅严重侵犯贝利亚的利益，而且对他构成莫大威胁。一旦库兹涅佐夫站稳脚跟，贝利亚就没命了。日丹诺夫又推荐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是真正的经济专家，学识和能力都远远超过马林科夫，所以马林科夫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为此马林科夫同日丹诺夫结下不解之仇，联合贝利亚一起同日丹诺夫明争暗斗。日丹诺夫抓住马林科夫所主管的航空工业出现飞机质量问题，把马林科夫赶出书记处，放逐到塔什干。日丹诺夫又同库兹涅佐夫同心协力从贝利亚手中夺走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这是战后日丹诺夫最辉煌的时刻，但并非真正的胜利。不管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谁也不承认自己失败。他们伺机反击，机会终于出现。
要想在斯大林面前告倒日丹诺夫并不容易，必须拿出他对斯大林怀有二心的确凿材料。他们选中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攻击日丹诺夫的炮弹。左琴科是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重视。1939年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此前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处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学现代人》杂志编委。他的小说《日出之前》在斯大林授意下遭到严厉批判后，1946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星》杂志编委。如斯大林知道会生气的，但斯大林毕竟老了，有些小事不提醒他会忘记。1946年在《星》上发表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发表这篇小说除提醒斯大林注意左琴科外很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