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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交往。
叶若夫把本书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炸弹爆炸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枪向房间内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回答说：“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
这“另一套方案”是1940年8月20日由拉蒙去完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这天，托洛茨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拉蒙写的一篇为他辩护的文章，站在旁边的拉蒙悄悄地拿出藏在雨衣里的小凿冰斧砍过去。正好这时候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这样，他受了重伤却没有立时死亡，还大声呼救，他是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的。
拉蒙被当场捉住。他的口供是事先拟定好的，杀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怨，一个字也不涉及苏联的情报机关。他在墨西哥坐了二十年的牢，回到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勋章。
暗杀是情报机关的一项经常性的业务。为了杀人之后不留下痕迹，内务部有一个直属部长领导的毒理学研究室，在官方正式文件中被称为“Ｘ实验室”。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的针剂。用这种针剂处死的人，有拒绝和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瑞典．外交家劳尔·瓦伦贝格，有乌克兰合并派教会大主教罗姆扎，有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舒姆斯基…
杀死米霍埃尔斯的经过要复杂一些。战争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获取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支持。米霍埃尔斯，这位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著名演员，被安排为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他奉命到美国活动。书中说，“去美前贝利亚将米霍埃尔斯叫到卢比扬卡，指示他怎么样着手跟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我们的计划是，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获取对发展我国冶金和煤炭工业所必需的资金”。他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没有想到犯了斯大林的忌。到战后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死期就到了：
显然，斯大林担心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人声望会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
1948年1月，通过所谓的特别程序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有关这次处决的详情直到1953年4月我才知道。…在见一下白俄罗斯主要演员的借口下，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的戈卢博夫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别墅，在那里给他注射了剧毒后，将他抛在载重卡车的车轮下，伪造成在明斯克郊外大街上被歹徒撞死的假象。实际上驾驶汽车的是国家安全部白俄罗斯铁路运输处的工作人员。
书中还写到了一些后来没有执行的暗杀计划。例如，“1943年，斯大林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一旦被干掉，那么纳粹分子们和军界就会企图与同盟国缔结没有苏联参与的秘密和平条约”。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曾经有过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将军卡普斯强斯基的考虑，有过刺杀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考虑，后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放弃了这种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铁托的计划。1953年2月底，斯大林最后一次召见本书，将一份别人拟定的刺杀铁托的计划拿给他看，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斯大林对他说：“这项任务对于巩固我们在东欧的地位和扩大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绝对有把握地对待此事，要避免失败。千万不要再发生像1942年在土耳其谋杀德国大使冯·巴本没有成功的事情。”本书认为这份计划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拿行刺的特工白白去送死。正在情报机关具体研究怎样完善这个实施方案的时候，斯大林死了。高层领导立即进入紧张的权力角逐之中，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书中另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苏联情报机关盗窃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活动。书中说，“1943年至1944年，我们利用了各种途径去接近美国的原子秘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工厂和伯克利核研究实验室。我们还试图打进订购原子武器的工业公司”。
苏联特工努力去建立同原子科学家的关系。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苏联特工的一个大目标。这人思想本来就“左”倾，特别是他的妻子凯特琳，更是向往苏联和共产主义理想，她给了丈夫很大的影响。奥本海默，以及费米、玻尔、西拉德这些科学家，都给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情报，对于苏联研制原子弹帮了大忙。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或者应该说主要的并不是用了通常的情报工作的那些手段。对于这些大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甚至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给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莫里斯·科恩结婚了，他想吸收新婚的妻子洛娜也来搞情报工作。洛娜拒绝了，认为丈夫是背叛，但是丈夫说服她，他们的行动是为实现崇高的正义事业，而不是什么背叛。就这样，她就乐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以后，她带着这颗原子弹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书机智地通过了严密检查的关口。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书中详细记下了她这次应付惊险场面的从容和沉着，可以按原样搬到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去。
这书中说：“我们在英美的情报提供者和情报机构共获取了二百八十六件有关原子能的秘密科学资料和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技术情报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库尔恰托夫（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在1943年3月写给上级的信中说：
获取的情况资料对我们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可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研究铀问题的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科技途径。…看来，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将比在我们科学家了解国外这一问题研究进展之前所预料的可能会大大缩短。
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我们制造原子武器的进程。”
书中还谈到了“罗森堡夫妇案”。这对美国夫妇是被控为苏联窃取原子武器机密而被执行死刑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称他们为和平烈士。现在出版的《辞海》里有这一案件的词条，可是没有烈士的头衔了。真实的情况，本书说：
罗森堡夫妇是1938年由奥瓦基米扬和谢苗诺夫吸收同我们情报机关合作的。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苏联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由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弹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
情报渗透和接近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价值取决于情报提供者的工作性质。罗森堡夫妇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国原子弹研制设施进行外围活动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罗森堡夫妇及其亲属格林格拉斯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属于重要的情报。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对获取美国原子秘密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被外国处死的苏联间谍，这本书中还写了1944年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这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有关他的书，翻译出版了不止一种。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后，他发回去了好些有关德国和日本动向的重要情报。这书中说，“佐尔格的悲剧在于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被我们的指挥机关利用”，“因为这种专职间谍向来不受信任，所有的特工机关都要经常对其进行反复考验”。对佐尔格的最终结局，书中写了令人深思的一段：
佐尔格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审讯中的表现引起了莫斯科强烈的愤慨。他违背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原则：任何时候也不要承认以任何方式为苏联做过间谍工作。…情报局的领导鉴于佐尔格已向日本人坦白，因此没有提起交换的问题。
当一名间谍，是多么艰难的行当呀。
当本书成了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之后，有条件从近处观察到最高领导层的派别斗争。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这一章里，说：在斯大林周围的力量分布是这样的：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两位主管经济的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了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岗位。赫鲁晓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的派别，其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负责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内的人事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负责轻工业和财政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等。这两派斗得很厉害。书中说：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斯大林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来替换他们。
日丹诺夫于1948年死去，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被处死。权力斗争的继续导致了所谓的“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一大批保健医生被捕，想以此为突破口对元老派进行清洗。本书认为，“很明显，贝利亚是斯大林清单上第一个要消灭的人。”斯大林一死，这“案件”也中止了，被捕的医生也就放了出来。
斯大林死后，高层权力斗争出现了全新的格局。说，这时，“赫鲁晓夫便抓住机会向他觊觎的权力顶峰爬去。”本书同赫鲁晓夫有过直接的交往，对此人的印象很不好，说他“善于投机钻营、玩弄阴谋诡计”。“为达此目的，他（赫鲁晓夫）必须摧毁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这一点，他有步骤地做到了。6月，他让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时马林科夫已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赫鲁晓夫了）签发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这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收拾马林科夫了。书中说：“在国家领导人中，不存在任何贝利亚阴谋，而有的是整贝利亚的阴谋。”“不论贝利亚在1953年4月至6月间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关撤销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释放政治犯、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赫鲁晓夫在‘解冻’时期所实行的‘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基本措施。”
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中有不少论点，很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里随手举几个例：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划分。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协议是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前提的。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开始了“同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并在那里建立起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
党的高层领导发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一次次运动，就是为了铲除前进路上的对手和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向读者介绍了这本大可一读的书之后，不得不附带说几句对译文的意见。几位译者不辞辛劳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他们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只是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就更好了。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中的众多人名，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规范的译法。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外交部长基亚诺”（138页）通译为齐亚诺；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利特维诺夫（261页等多处）通译为李维诺夫；苏联驻瑞典大使科洛思泰（310页）通译为柯伦泰；以色列政治家梅耶尔（347页）通译为梅厄；匈牙利的政治家伊姆拉·纳侍（416页）通译为伊姆雷·纳吉。
更不可理解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人的译名也有不统一的。例如：朗纳·科恩（203页）后面又译为洛娜·科恩（217页）；布尔加林（274页）后面又译为布尔加宁（360页）；的姓苏多普拉托夫有一处被印成了苏多普拉多夫（384页）；书中多次出现的梅尔库洛夫有一处被印成了梅利库洛夫了（465页）。
有些是校对的问题，例如基洛夫死于1934年，有一处印成1937年了（51页）。
似乎还偶有译错的地方。例如这一句：“没有贝利亚及其第一副手叶若夫的签字，逮捕令则不能生效。”（55页）只要通读了这书就可以知道，叶若夫从来也不是贝利亚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这一句：“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华中、华北及满洲里。”（87页）这个“里”字似应删去。能够和华中、华北这两大块领土相提并论，只能是满洲那一大块领土，而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满洲里。又如这一句：“菲舍尔奉命向我们报告了美国向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用物资的情况。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279页）人们都知道，当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是美国人支持（出钱出枪）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美国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国民族主义者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误译呢。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不多举例了。总之，尽管译文还未尽完善，这本书还是大可一读的。
（原载《随笔》2006年第4期）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
（一）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作家，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之女，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莲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这样的家庭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科夫斯基20世纪初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既同高尔基交往，也同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交往甚密。夏里亚宾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他在文学领域是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评论及文学回忆录。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剧。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儿童故事《唉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译成中文。他在苏联文坛处境一直不佳，重要作品均未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等人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