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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因为搞这个会搞逻辑，搞逻辑会搞发疯，你搞五千年还没有搞出结果，没有结论。所以《易经》最后一卦叫“未济”，永远下不了结论，永远不需要做结论。如果拿现实来讲，我们老祖宗蛮聪明。
什么叫“六合”？东南西北四方加上下，叫“六合”；四方加四个角，叫“八方”；佛教进入中国，八方加上下，叫“十方”。“十方”是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化关于宇宙天地的观念，“八方”和“六合”是稍后的观念。庄子提出，最早的上古文化，老祖宗对天地宇宙的观念叫“六合”。天地以外究竟还有没有世界？人类是否是外星球过来的？这是中国文化和佛经里讨论得最厉害的事情，是有根有据的。人类从哪个外星球过来的？佛学里有明确地指定，怎么来的，坐什么来的。来了以后，流落在地球上，变成了我们的老祖宗。我们老祖宗流落在地球上很可怜的，是贪吃盐巴搞坏了的。
“六合”之外的事情，庄子说“圣人存而不论。”注意这个“存”字，不是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存在，不过暂时不去追问，“存”而不论。
那么宇宙的人事，“六合之内”呢？“圣人论而不议，”就是讨论研究不加以批判，不做一个严格的结论。
在这两个原则之下，我们的历史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完备，都早。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历史，都是后人慢慢追溯的，例如印度，自己国家没有历史，到了十七世纪以后，才由德国人英国人写出印度史来。大部分的印度历史资料，保存翻译成中国的佛经经典《大藏经》里，西方人有意的不承认，都没有采用，很可惜。印度有两个原因，不大讲究自己的历史：没有时间观念，也没有数字观念。它的民族文化究竟好与不好？很好，很解脱。所以修道优哉游哉，饿了躺在香蕉树下，拿根香蕉吃吃，起来后打个坐；没有裤子，拿片叶子遮一遮，这很好。讲人文文化就不对了。
只有中国从老祖宗开始就建立历史观念，这个历史叫春秋。我们学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称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只有一个现象，一个冷一个热。冷到极点是冬天，热到极点是夏天；秋天是夏天进到冬天的中间，不冷不热，最舒服；春天是冬天进入夏天的中间，也是不冷不热，所以在我们的上古文化二十四个节气上，夏至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冬至是黑夜最长，白昼最短；只有春分与秋分那两天，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黄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不差分毫，这两天不冷也不热，所以称历史为春秋。春秋是最和平，最公平，“持其平也”，历史是持平的公论，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平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做“春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写《春秋》，“从往今也”。如果大家认为，孔子的《春秋》写的历史，是从以往到今也，那就错了。
“春秋经世先王之治，”中国文化的开头就是“春秋”的道理，中华民族为什么那么重视历史文化呢？历史是给人类留下人生的经验，把人类历史过去的经验，兴衰成败、是非善恶，都留下给后世人做榜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之学，也叫经世之道，是救世救人的学问，不是学校经济系的经济。所以，《春秋》是“经世”之学，是“先王之治”，使我们了解祖宗的文化，了解和平安乐是怎样。我们后世的子孙不孝，把天下人类弄成这样的痛苦，这就是非先王之治。
“春秋”的著法，是“议而不辩”，平论。孔子著《春秋》，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一字表决，一个字下去，把你的罪名万代都判了。而“《春秋》责备贤者”，社会搞坏了，历史搞坏了，社会领导坏了，与老百姓无关，《春秋》要批评的是历史上负责的人。因为老百姓是被教育者，而你是负责教育，你有这个责任。这就是《春秋》的道理。
上次讲到，庄子提到中国文化的人伦之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几句话，几乎成为中国文化儒、道、释三家的不易之论。后来的文化，关于历史哲学，东方哲学的看法，一切的观点，都是以这几句话作基础的，各方面都引用到，尤其儒家很严正地引用它，可是大家把这个本来忘记了，这几句话出处《庄子》，也可以说属于道家的思想。
对于庄子本题来说，说了半天，庄子在本篇还是讲逻辑观念问题，还是讲人文文化思想论辩的问题，现在他提出来我们传统文化人伦道德伦理的看法，以及人生哲学、一般哲学、历史哲学的看法，因此这一节的结论。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
“故分也者，”这个“分”念份量的份，“有不分也；”这个“分”念分开的分，所以各部分的看法，有些是不可分割的，要整体的看。“辩也者，有不辩也。”天地间道理讲不完，如果作逻辑观念的推理，辩下去，讲不完。辩到了最后，是无言之辩，没得话可讲。佛学《维摩诘经》上讲的“不辩”，不说之说，不论之论，同庄子的观念一样。因此佛家论辩的最高处，就是释迦牟尼的自辩自答，没有什么可辩的，也没有什么可答的。
真正的理是什么？一个字都没有，没有话可讲，那是真理。换句话说，“本体”“道体”是空的，等于佛家说的“不可思议”，到了最高处，佛学就有个名词“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宗经常提到。道理到了最高处，没有文字，没有理念，什么都谈不上，一切到那里都石沉大海，它本身包罗了一切文字，一切语言，一切思想。庄子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佛学并没有进入中国，可见东西方的圣人，有道之士，他们的境界都是一贯的。
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既然这个道无可辩，无可答，什么原因呢？“圣人怀之，”“圣人”代表学问真正到了最高处，真正得了形而上道，“怀之”，胸怀里只有自己知道，这点说明起来比较难，很难透彻，也只好引用佛学的观点加以说明，佛学里的有一句名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圣人怀之”，到了那个程度，那个境界，“圣人”只有自己知道。一般人呢？不在自己身心上体会，就只在嘴巴上论辩；“以相示也”，来表明自己的高明。“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如果从推理，从思辩上来求这个道，越辩神识越散乱，越辩越看不见道，距离道越远。
接着，庄子连带讲一段人伦的思想，人伦的规范，由道讲到德。我们要了解，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道德两个字大部分的书还不合用，譬如《老子》上半部分是讲道，下半部分讲德，所以，道字与德字各有单独的一个内涵。这个德是讲用，人生的行为、言语、人伦道德的作用。现在，他由道说到德。
五不方能称其大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可以说，庄子对春秋战国时代，到处标榜的仁义道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也指示了一个正确的路线。那个时代，到处标榜仁义道德，事实上呢，可以说是最不仁，最不义的时代，老子也批评过。同时，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省的，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以来，我们自己号称是礼仪之邦，号称是忠孝仁义之道，事实上，深入研究了历史文化，从历史的经验上记录的，我们对这几句话，是让人非常的难过，很痛心。你要知道，孔子提倡孝，可见社会上都不孝，因此才提倡孝，大家都不仁，所以他提出仁。等于说，社会有了这个病态，他因病给药。实际上，我们标榜的忠孝仁爱等等，几千年一样都没有做到。例如，庄子所提过的“春秋经世先王之治”，拿孔子所举春秋四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子杀父的，臣杀君的，不知有多少。可以说，这个自己号称是礼仪之邦的民族，非常的不礼仪。知道了这个观点，才知道老子、庄子正是针对在文化学说上，教育上的这些标榜的目标、口号而进行的批评，认为这些标榜没有用，结果看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相反。
因此，他在这里提到“大道不称，”真正的道是没有理由，没有名称的，不像我们的社会讲了几千年的道，现在社会上狭隘的宗教，譬如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等，这些以外，民间各种各样的什么一贯的二贯的，鸡蛋的鸭蛋的各种教，加上各种的迷信，起码都有一百多种，全世界的宗教有五六百种，每一个都说自己有道，而且都说自己是正道。但是庄子“大道不称”的观念，就是大道没有名称的，真得道的人，自己也不标榜自己得了道。
“大辩不言”，这是针对当时惠子他们讲逻辑，讲思想，讲名学的，真正的道理到了最高处，没有话讲。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到一个历史故事。
宋太祖赵匡胤刚做皇帝时，南唐还没有平定下来。南唐李后主文学很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就是他写的。李后主派了一位叫徐铉的出使宋朝，外交部向皇帝报告，派哪个外交官来接待他呢？等于现在讲，世界的名学者来做大事，哪一位有学问的人来接待呢？赵匡胤知道徐铉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结果赵匡胤在自己卫队中，选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卫士，穿了外交礼服，去对付徐铉。徐铉到了宋朝，一一表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哲学、科学、文学都搬出来。而这位冒充外交官的卫士，唯唯是应，什么都不谈。三天以后，徐铉就认为宋朝的确有人才，以负责接待的先生来说，深藏不露，不知道有多大的学问。赵匡胤这一手很厉害，你学问再好，派一个没有学问的跟你谈。当然这个人要稳得住，如果没有学问反而爱谈，那就糟了。“大辩不言”就是这个道理。
佛家也有一句话：“是非以不辩为解脱”，禅宗注重的行为，不完全是打坐，所以百丈禅师讲“疾病以减食为汤药”，有了病最好少吃东西，肠胃清理一下，不管中医西医，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是非越辩越糟糕，故“大辩不言。”
“大仁不仁”是什么道理呢？这个话就牵涉到道家的思想，我们大家都研究过老子，老子有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一般都认为老子这个话，讲宇宙是很残忍的，上天不仁慈，他把万物都看成刍狗，就是草扎的狗。上古我们的老祖宗是吃狗肉的，现在广东人保持了这一习俗，上古祭祖宗都要用狗肉来祭，大约到了商、周以后，在祭祀中，才渐渐免除了狗肉这项祭品，但在某些祀典中，仍然须用草扎一个象形的狗，替代一头真的狗，这就是刍狗的来源。刍狗还未登上祭坛之前仍是受人珍惜照顾，看得很重要。等到祭典完成，用过的刍狗就视同废物，任意抛弃，不值一顾了。这正如流传的民俗祭神，有时简化一点，不杀活猪，便用米粉做一个猪头来拜拜，拜过以后，也就可以随便任人当副食，而不像供在祭坛上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说天地并没有自己立定一个仁爱万物的主观的天心而生万物，只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有，自然而归于还灭。假如从天地的立场，视万物与人类平等，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暂时存在，终归还灭的刍狗而已。表面看起来，老子说天地不仁慈，把万物当成刍狗一样在玩弄，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同庄子“大辩不言，大道不称，大仁不仁”的道理一样，天地并没有仁与不仁的观点。天地生万物，是非常的仁慈，好的它也生，坏的它也生，稻子它也生，毒药它也生，它包容万象，一切都是它所爱的，下雨也一样，好的地方下，坏的地方也下，太阳光也是这样。所以，天地是无心的，没有特别有个观念，没有特别有个标榜，它看万物都是平等的，自然而成。如果把人当成刍狗，万物也是刍狗，把刍狗当成人，人也就是刍狗，真正的“大仁”，如太阳一样，如天下雨一样，普遍的，自然的，它并没有对某一方面特别的仁。如果你有心来求，已经不是“大仁”，那是做出来的。
“大廉不嗛”，这个“廉”就是廉洁，中国文化里头，标榜人伦的道德，要求人非常廉洁，尤其历代要求做官的一定要做清官，清官就是廉洁，廉到什么程度呢？一清到底，家里稀饭都吃不起。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包公，铁面无私。我们中华文化的小说也好，历史也好，所标榜的清官铁面无私。什么是铁面？看了包公的历史传记就知道，包公一天到晚没得笑容，没有笑过，亲戚朋友一概不往来，脸板得像铁板一样，铁板的气色是青的，那个脸是铁面。老实讲，包公的学问很了不起，人品也了不起，如果他还活着，我不会跟他交朋友，因为没有味道。一个人脸板板的，像块铁一样，脸还发青，不要说没有红润，一点黄颜色都没有，大概有肝病或者其它什么病。他亲戚朋友一概不往来，当然家里很穷。这个很廉洁。实际上《包公案》这部小说，把历史上很多清官的故事，都集中在包公一个人身上。我们研究历史，包公固然了不起，包公的老板，宋仁宗同样了不起，有后台老板支持，尽管干，出了事老板负责，包公当然可以铁面。没有这种老板，不要说铁面，你肉面凉面都不行。所以包公了不起，宋仁宗更了不起。有后台老板支持，那我们每个公务员都可以做到铁面无私，不会铁也可以铜一下，不是做不到，而是要看时代环境允不允许。
“大廉不嗛”，真正的大廉没有谦让，“嗛”与谦是相通的。怎么叫“不嗛”呢？比如说，廉洁的人不爱谈钱，谈钱不好，历代知识分子标榜做官要做清官，钱字都不敢谈，不愿意谈。中国文化里头，这个钱字还有另外一个别号“阿堵物”。南北朝时有个人叫王夷甫，很清高，做了大官以后，人家给他送钱送红包一概不要，而且连钱字提都不提，家里人等他睡着了，在床前摆着钱，等你明早下床总要讲把钱拿开吧，结果他醒来一看说，把这些“阿堵物”拿开，就是把这些堵住他的东西拿开，还是不谈钱。
谈钱就脏了？这倒不然，我倒赞成清代才子袁枚的思想，“不谈未必是清高”，因为你心中还有钱的观念，还有怕与不怕，人真到了最高处，无所谓钱与不钱了。这一句诗，说千古“大廉不嗛”的道理都说完了。真正的廉洁就是人生冰清玉洁，任何行为都做到一清二白。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冰清玉洁，岂止不谈钱不要钱，没有嗛与不嗛，并不是不谦虚，他用不着标榜自己这个叫廉洁。
“大廉不嗛”的道理，我经常说一个笑话，拿什么来比呢？拿猪来比，实际世界上最爱干净的是猪，研究生物学的都懂。你看猪一天到晚用嘴东拱西拱，人们以为猪脏，其实它最爱清洁了，脏东西一点都看不惯，看到脏东西就把它拱开，结果是越拱越脏。由这个笑话，我们可以了解，人真做到了冰清玉洁，一尘不染，不一定是真正的清廉，倒是在污浊的尘世打滚，心里不着任何一点外缘的，他可以做到“大廉”。这也就是庄子所讲的“大廉不嗛”的道理。
“大勇不忮”，真正有勇气的人“不忮”。什么是“不忮”？以现代观念来解释，就是心中很正常、坦荡。孔武有力的人，他到处可以打架，站在那里，都要摆起一个样子给人看，但这不是“大勇”。“大勇”的人看起来很文弱，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忮爱的表示。
上面说的一个原则，就是人伦之道。庄子讲了半天，从“吹万不同”开始，这一“吹”，怎么吹到这里来了呢？他提出“天籁”，“地籁”，“人籁”，这一段都是讲“人籁”。因为这一篇文章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