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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立的第一手资料更明确地谈到与红巾军的结合，这就是写于1397
年的《记事录》，作者俞本是一个军官，参加过明朝建立时的重大战役。我
们通常是从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的引证知道命本的，但有一个更完全
的版本现仍存在（见德雷尔：《俞本》）。这份资料不隐讳地描述在红巾军
的“宋”国朝廷当元帅的朱元璋，并提供了一些《太祖高皇帝实录》所没有
的有意思的军事资料。它还有一个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很不一致的年表，
总的来看，更不令人满意。从17世纪的钱谦益和潘柽章到20世纪的和田清
和中山八郎，学者们一直企图用俞本的材料来修正《太祖高皇帝实录》在记
述上的真正缺点。我觉得俞本的记述把“宋”描绘成一个相对统一和由中央
发号司令的帝国，是易引起误解的，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把红巾军描写成
许多互相独立的造反队伍，则更真实些。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理由，我觉得俞
本的材料应该用来补充而不是代替《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述事件的基本次序。
在我的《明初政治史》（1982年）里，有一份包括这一时期的补充书目。
3 洪武之治，1368—1389年
作者 小约翰·D。郎洛瓦
第二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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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论明初的著作是关于明朝奠基者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二手文献中最重
要的部分。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在20世纪40年代以《从僧钵到皇权》
的书名出版，是现代第一部企图阐明明朝奠基者生平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一
个有广泛引证的版本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黎明1949年，修订本出现于
1965年。在文化革命中，作者受到激烈的攻击，1965年本被禁。但它于1979
年重新出版，此时死去的作者已恢复了名誉。
吴晗把朱元璋看成一个人民革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暴君。可以说，权
力腐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吴晗的著作是对他的处于权力位置的同时代人
的批评。
吴晗的许多关于洪武时期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例如，在《胡惟庸党案
考》中，吴晗企图把有关胡惟庸案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资料理出一个头绪。虽
然没有得出确实的结论，但在原始资料的收集上极有价值。
黄章健关于明代制度的文章也极有用。这些文章收入一本题为《明清史
研究丛稿》 （1977年）的文集里，文章中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原始资料。
研究洪武时期的其他重要的中文第二手材料，有王崇武的 《明代的商屯
制度》（1936年）；和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1961年）。
在美国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词典》
（1976年）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值得浏览的，有约翰·W。达迪斯的《儒家和
专制主义：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983年），和爱德华·L。
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982年）。爱德华·法默的《明
初双京制的演变》（1976年）也值得注意。关于朱元璋的思想，见小约翰·D。
郎洛瓦和孙克宽的《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1983年）。罗梅因·泰勒论明太祖的文章如《明太祖与勋贵》，载《明代
研究》 （1976年），和《明太祖和城隍神》，载《明代研究》（1977年），
也都重要。
已不太近但也值得提到的，是司律思的《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1956
—1959年）。这是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全面的和写得很好的研究。牟复礼的《诗
人高启，1336—1374年》 （1962年）再现了洪武时期一个学者的生平。
有关明初的日本文献相当多。只提出少数有用的研究，它们是塚本俊孝
的《洪武帝与佛道二教》，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966年；
和檀上宽的《明王朝建国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
题》，载 《东洋史研究》，37，3，1978年。内藤乾吉论明代法令的文章，
题为 《大明令解说》（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1963年），是对有关材料
的一个有价值的评述。
原始资料
两部明代文献集对明初的任何研究都极为重要：张卤（1523—1559年）
编的《皇明制书》和台北1966年重印的《明朝开国文献》。前者包含明初的
基本法文献，后者除太祖的《大诰》外包含许多相同的文献。清初修纂的《明
史》自然是整个明史的基本资料。明实录也是这样，不过应当注意，永乐帝
曾下令对洪武朝的实录作过重大窜改。王崇武对《明史》中太祖本纪的一种
早期版本所作的校勘《明本纪校注》，是关于太祖朝的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明太祖的著述，最便于使用的是《高皇帝御制文集》，台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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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印。他的《大诰》包括在《明朝开国文献》中，有如上述。
宋濂（1310—1381年）是洪武朝一个多产的和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著述
对了解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最全的版本是《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
集》。
关于大事记，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非常便于使用。这部著作以
前只有手抄本，1958年以部分标点的形式在北京第一次出版。
4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
作者 陈学霖
情况和大多数明朝统治者一样，关于这四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不缺乏原
始资料。它们不仅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官方资料如各朝的诏令、政治和制度
的简编，和最重要的、及时编纂的实录，而且包括大批私家资料集成，特别
是当时士大夫的文学著作和杂著。对这些作补充的，是各种文献和传记简编，
以及后来在官方和私家赞助下编辑的历史和文学著作集成。此外，明末清初
的学者汲取较早的资料写了许多综合性的叙事史。如谈迁的《国榷》、谷应
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官修《明史》、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是，
一切原始的和传统的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并非具有同等价值，每种资料
都必须仔细核对，以确定它的价值和可靠性。
建文朝的原始资料最成问题。情况之所以被弄得错综复杂，一方面是由
于永乐帝破坏和禁止官方档案和私家著述，并编造和宣传经过歪曲的历史事
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后来同情建文朝廷的学者写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半虚构的
假历史著作。
例如，内战的官方记载，后来被并入 《太祖实录》的《奉天靖难〔事〕
迹》，充满了歪曲和捏造，很难令人相信。 《太祖实录》涉及建文和永乐两
朝初期的部分，也在永乐朝的两次修改中重新写过，为了支持永乐帝的合法
继承权，作了系统的窜改和歪曲。这种修改已经被王崇武和在较小的程度上
被黄章健有条不紊地揭露出来。这两位学者对建文朝和永乐帝初期经历的研
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尽管大部分建文朝的官方著作和建文朝官员的作品受到破坏和禁止，但
仍有一些保存下来，它们或者逃过了侦查，或者是后来的学者从残篇修复的。
幸存下来未经触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建文朝编的《皇明典礼》。建文朝一些
领导官员的著作的残篇虽被收集起来，但包含的资料不多。
同情建文帝的晚明学者，也编了几种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文
集。它们包括姜清的《姜氏秘史》、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以及朱鹭
的《建文书法儗》。这些汇编包含一些细致的证据和对事件的重写，但它们
也羼杂进大量伪造的历史和半虚构的材料。应当审慎地利用它们，以对这个
时期的历史作出可靠的叙述。
除去对宫廷叛乱前数年的记述外，永乐朝的基本资料在史料问题上没有
引起什么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本资料特别是实录像它们理应那样丰富和增
进知识。在宣德帝统治下修纂于1430年的《太宗实录》，前后22年，只有
130卷，在叙事和文献的提供上相当简略，特别是关于某些重要的政治和军
事发展。例如，关于出征蒙古、关于郑和的海上远征，或关于其他扩张主义
行动，没有详细的记述。这是否因为一些由宦官发起和领导的事业，如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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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行，有关的档案文献不是失散了就是官方的修纂者没有接触的机会？或
者因为领导修纂实录的皇帝和大学士们反对扩张主义，因而纂修官故意贬低
它们的意义？看来把这些因素合起来也许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得到永乐朝的更全面的记述，我们必须越过实录，去调查那个时期
的其他资料。例如，有皇帝的著述，而最重要的，有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起
过重要作用的士大夫的文集。《圣学心法》是永乐帝自己选编的。这种官方
的儒家文献选本也是有用的。居领导地位的大学士如三杨、金幼孜、夏元吉
等人的文学著作，是珍贵的资料。这些著作的大多数有单行本，但这个时期
有许多重要的政策论文，被选入晚明时期陈子龙编的《皇明经世文编》。这
些著述在政治事务和政府管理方面比在财政问题和地方发展方面的资料更丰
富，关于后者，我们应转而求诸方志和其他专门著述。
关于永乐帝统治时的对外关系，参与其事的士大夫的奏议是最重要和最
丰富的基本资料。这包括这样一些关于出征蒙古的记述如金幼孜的《北征录》
和杨荣的《北征记》。（见李素英所作的摘要，载《禹贡》，第3—4卷，1935
—1936年。）出使中亚国家的旅行记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
志》，对它们作补充的，有撒马儿罕的沙哈鲁派往明廷的使者用波斯文写的
⑥
报告，有英译本。此外，朝鲜编年史《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有关于
中朝关系的珍贵资料以及朝鲜人眼中所见的某些永乐朝廷的重大事件 （见
下）。
关于海上探险，有三种杰出的同时代记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
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它们不仅为研究明朝与东南亚和
西亚沿海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在15世纪初关于
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的范围。
跟较早的时期对照，洪熙和宣德朝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两朝的实录《仁宗
实录》（10卷）和《宣宗实录》（115卷），它们是在通称“三杨”的辅政
大学士和他们的同事的监督下，分别在1430年和1438年修纂的。这些实录
包括的时间不如永乐帝的长。洪熙朝仅持续了九个月，宣德帝也只统治了九
年，但他们的官方记录在资料和文献的提供上远远超过前朝。这两朝的实录
特别在相对地公正和它们所包含的有关官僚政治实施的详情方面，有别于其
他实录。这是明朝统治者摈弃军事扩张，转而追求儒家的文官政府理想的时
期，显而易见，这说明这些实录为什么缺乏对对外关系的注意。由于这个缘
故，像《朝鲜王朝实录》这样的非中文资料就格外珍贵。《朝鲜王朝实录》
不仅提供了这个时期中朝关系的详情，而且提供了有关这两个明朝皇帝的重
要细节，是中国的记录中所没有透露的。
除实录外，还有洪熙、宣德两朝大臣的大量文学作品保存下来。这些作
品不仅包括辅政的大学士如“三杨”、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著作，而且
也包括担任过各种政府官职的次要官员和士大夫的著作。他们的作品是后来
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时期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概括的基本资料，也是经世文选如
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来源。当时学者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以
及思想和文化发展各方面的杂著，也以大规模杂集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
它们就对官方记录和士大夫文集中的资料作了重要的补充。但应注意，由于
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下对外关系和军事活动降到最低水平，当时只有很少的人
⑥ 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 卷本 （台北，1965 年），一为2 卷本 （台北，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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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些题目，并且不大受到文学杂集编者的注意。这同永乐时期的情况形
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关于明朝最初几个朝代的知识，由于对整个明朝和专对这几个具体
时期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而有了很大提高。有用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
欧洲文字写出的大量书籍、专著和文章，涉及明朝的各个领域，但这些作品
的大多数是专题研究，不涉及叙事史或一般的说明。关于后者，孟森的《明
代史》和爱德华·德雷尔的近著 《明初政治史》是资料最丰富最有用的。此
外，《明人传记词典》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记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现代
学术界在建文和永乐两朝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远比洪熙和宣德两朝丰富，
在历史编纂、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和思想活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
果，远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丰富。这种现象无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但
也反映出学者的偏爱和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至于建文朝，它充满了复杂的史料问题，王崇武的两本书对内战中的事
件和有关的政治发展作了小心谨慎的重新叙述工作，成为这方面学术成就中
的权威作品。近年来，黄章健也在相似的史料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
一点上说，我们应当注意傅斯年、李晋华、吴晗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它们
证实了燕王的母系，而这是理解新皇帝的态度和行动的钥匙。同样地，存在
着相当多的有关建文帝的命运的文献和稀奇古怪的传说，它们引起了同情和
遐想。
关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内战，有几种一般的记述，但唯一的专著，陈
荣捷的《燕王的篡位》，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充分吸收王崇武的研究成果，
虽然它对军事战役作了有用的叙述，但这本书在史料问题的判断上有严重错
误。使用它应特别小心。至于建文帝统治下的制度与政治发展，吴缉华和黄
章健在皇帝顾问的作用和政府改组的流产上都做了重要工作。此外，还应该
提到阪仓笃秀和毛佩琦论建文帝的国策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文章。
关于永乐时期，寺田隆信写了一篇虽然简短然而很有用处的永乐帝传
记。对永乐朝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例如，陈去关于内战
和永乐帝的母系问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外，在政府改组和政治发展方面，有
吴晗、吴缉华、杜乃济、王毓铨的重要研究。其中有些作品涉及整个明代，
但它们对永乐朝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论述这些题目的西方著作，贺凯关于
政府改组的作品和爱德华·法默关于双京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权威参考书目。
此外，关于永乐朝的重要研究还有郭伯恭等人论《永乐大典》的编纂；
郭伯恭、傅吾康、田村实造等人论出征蒙古和北方防御；陈荣捷和狄百瑞论
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以及山本达郎、罗荣邦和约翰·惠特莫尔论干涉安南
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价值的作品还有吴缉华和星斌夫论粮食的分配与运输
制度；黄仁宇论财政管理；司律思、J。弗莱彻和莫里斯·罗萨比论与中亚、
蒙古和女真的关系；木宫泰彦、王伊同、王崇武等论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
徐玉虎、J。V。G。米尔斯和王庚武等论与东南亚的关系等。看来只有永乐朝的
社会经济方面在新近的明代研究成果中相对来说还是个空白。
有少数作品是专门研究洪熙和宣德两朝的。但除了这样一些领域如制度
的发展、朱高煦叛乱、财政改革和对外关系外，许多专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
述。爱德华·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是唯一用一章的篇幅对这两朝作了内
容充实的叙述的现代著作。总的来说，对这个时期较有深度的现代研究成果
涉及的方面是制度改革、政治巩固和财政紧缩。在这些题目上，吴缉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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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济和贺凯论内阁制的发展的著作是资料最丰富和最有用的，吴缉华、周良
霄和伍丹戈论苏州和松江府的财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