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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
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
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③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
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
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
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1406、1413和1416年）作为一个
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
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
约3000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这些
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
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
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
事件。①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统治者
20 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39—44 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329＇，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 （1971 年），第373—375、
384—386 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3 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15—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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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
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
期派出使团。在1410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
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 （1413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
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
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 1421、1422、
1423或1424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
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
到达。①
瓦剌蒙古人也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
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
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
的封赏。除了1414、1416、1420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
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
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
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
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
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①
这种纳贡制度旨在解决蒙古问题，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说纳贡
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
管中国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
要。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阻止蒙古人的袭击，但对明朝廷来说，它似乎是
取代甚至更花钱的连年战争的唯一选择。它暴露了中国根本不能合理地处理
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
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虽然
这个制度有一些缺点，它的确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若干年的安宁；但是，只有
在存在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阻止袭击和战争时，它才有效。
女真族
皇帝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
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
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
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
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
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①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
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
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 （北京，1962 年），第71—77 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4 章，第1 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37—45 页；黄仁宇：《《 明太宗实录》 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
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 （1983 年春季号），第51—54 页。又见黄仁宇：《16 世纪明
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 （剑桥，1974 年），第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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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好的接待。12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
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
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
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
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②
生女真对1403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
住的。1409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
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余人
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
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
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
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
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
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
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①
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
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
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
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
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
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1392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
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
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
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
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
正统性。
1402年9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1435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1400
—1422年在位）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
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
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
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
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
——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
誉的称号。①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83—85
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50 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 年》＇435＇，载《中亚评论》，16，3 （1972 年），
第206—22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23—31 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 （1976 年），第15—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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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
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
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
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1406、1407和1411年，永
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
①
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1408年，
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300名处
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1410年）。她成了永乐帝
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1409年再次向朝鲜
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
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
求。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
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
义满（1358—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
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
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
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
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
的第一个外国使团。①
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
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
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
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1409年）
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
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
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
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
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至1410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
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
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
盗。但在1411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
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
① 见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209—215 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17—25 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
域行程记》＇52＇和 《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15 世纪早期；载曹溶辑： 《学海类编》，1831 年；《四部
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 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
文》＇437＇，载《明史研究》，17 （1983 年秋季号），第49—59 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 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
（纽约，1934 年；1970 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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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年11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
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
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
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
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
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
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
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
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②
1402至1424年期间，明朝廷派了62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95
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 1406至
1427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
①
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
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
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
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1405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
次是在1408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皇帝在这些国
①
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 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
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
高。②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
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
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1414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
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
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
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
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
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永乐帝在 1403年
10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
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永乐帝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
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
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