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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新年的庆贺被取消。以兴安为首的宦官们试图掩盖皇帝病情的严重性，
但消息泄露而让密谋者知道了。密谋者既掌握了石亨、张和曹吉祥控制的
军事机器，又得到了徐有贞、杨善控制的都察院的支持，于是集合了约400
名禁军，赶到北京南城原来的皇帝的居住地，让惊讶的英宗坐上轿子进入皇
宫，他们在这里“夺门”，让他登上皇位，并召集了高级官员。在官员们平
静下来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上朝了。
这次“夺门”行动将成为明代历史上的一次典型的政变，将被认为是另
一次严重地违背礼仪的事件。当然，“夺门”行动远比1449年景帝的登基更
为严重地违背礼仪。那次登基取决于土木灾难后危急的军事危机，而 1457
年统治者的变动是一次纯粹的政变。立景帝为帝，使处于混乱和极度危险的
国家趋于稳定，而1457年的政变则是一次引起大量牟取私利和追求官职的政
治机会主义的行动。数千文武官员从提升中获益，其中的主要人物将在下一
代皇帝时期形成统治小集团。
与此同时，原来的景帝被贬为郕王，死于1457年3月14日，按照某些
记载的说法，他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政权的接管在一开始被得意地称为
“夺门”，不出几年又重新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
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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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的第二次统治：天顺时期，1457—1464年
很少统治时期的事件能像天顺 （顺从天命）时期的事件那样使人对其年
号产生如此彻底的误解。在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和迅速完成的政变以后，第
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算旧帐。报复和仇恨似乎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在前一
皇帝统治时期已有牢固根基的领导集团遭到彻底而残酷的清洗。中国历史学
家有充分理由赞美为明朝救世主的于谦被指控为严重叛逆，这一指控体现了
其政敌的仇恨和恐惧心理，这些人甚至要他受凌迟处死之苦。但是，皇帝最
后减轻了对他的判决；他与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文及四名大太监 （王诚、王
瑾、张永和舒良）一起在2月16日被公开斩首。资深的大学士陈循、刑部尚
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大学士萧鎡和商辂及其他人被削夺官职，有的人
被判去戍边。户部尚书张凤和其他大臣被调任无实权的职务，或者像礼部尚
书胡、兵部尚书石璞、剩下的最后一名大学士高穀及大太监兴安在不久以
后那样被迫退隐。曾经反对另立皇太子和在景帝朝廷作为元老留任的王直最
后获准退隐。唯一留任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翱。
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谦和王文之死的那种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普
遍地惊讶不已：整个中国也承认他们为先烈。只过了九年，于谦追封了原来
的官衔，并取消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几个世纪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
子要到北京东部为纪念他而建立的祠庙中祈求于谦在天之灵给予他们能否中
举的某种征兆。
重建另一个“新政体”
经过对高级官员这样广泛的清洗以后，政变导致了职务的大量提升和变
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同时封
为武功伯；为首的将军石亨被封为忠国公。他的臭名昭著的腐化的侄子石彪
被封为侯；宦官将军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监提督太监，这样就成了宦官集团
的首脑和北京京师卫戍部队的总指挥。他的养子曹钦被封为伯爵，几个侄子
都担任了高级军事指挥。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得到预期的封赏。御史杨善被
任命为礼部尚书；王冀被封为世袭食邑的侯，并在退隐前短时期地任兵部尚
书；张也得到封邑。除了这些有名的人物外，一批次要的合作者和追随者
也要求并得到了爵位或职位，其滥封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朝廷和整个官场的普
遍不满。
反作用很快来临。徐有贞不久就到处伸手。政变后只有四个月，即在1457
年6月28日，他因被控“滥用权力”而被捕，最后由于他的同谋（主要的是
曹吉祥）的阴谋，他被发配外地。三年以后，在1459年11月，个人的骄奢
淫逸已成为公开丑闻和其专横终于使他失去了皇帝支持的石亨，因在一件贪
污案子中与石彪有牵连而被命令退隐。但是随着更多的犯法行为的暴露，他
被审讯并在1460年3月8日死于狱中。他的侄子石彪和其他的亲戚被处死。
在1457年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侵吞土地的案子中与石亨有牵连、但已设法使此
案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曹吉祥，这时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尤其是
因为负责调查罪行的锦衣卫指挥逯杲是一个敌对集团的成员。1461年他和他
的几个侄子和养子曹钦——曹钦处于这些人之间，控制着北京的全部卫戍部
队系统——计划谋反。
起事定在8月7日，由曹钦带头，但是阴谋被忠君的将领孙镗和吴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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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们向皇帝禀报了。曹吉祥被捕。曹钦杀死了逯杲，试图猛攻皇城；但
是虽然他的士兵杀死了吴瑾并攻破了一座城门，他们却失败了。到拂晓时刻
忠君的士兵打败了叛乱者，叛乱就此结束。曹钦自杀。曹吉祥与他的几个侄
子和支持者一起被处死，他的大量财产被充公。随着曹吉祥之死，1457年带
头发动政变的那个集团彻底地被消灭了。
皇帝对他的复辟和复辟后的事件的无情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那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这一特征在明代的几个统治者身上经
常表现了出来。但是，当政变出人意外地把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仍不过30岁的
英宗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却足以解释他的专制的行动。他登基时毕竟是一个
儿童，并且经历了被俘、被废黜以及他的老师王振和他的支持者之死和死后
被人唾骂等事件。然后他又在他兄弟统治下蒙受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以外之
耻。所以他采取强硬的措施以确保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不足为奇了。一
旦他兄弟的支持者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肃清，英宗似乎已采取行动，把一
些能重新稳定朝廷和政府的干练官员安排到政府的重要职位上，而那些在
1457年为他策划政变的人一旦表现出超越他们权力的举动，就立刻被除掉。
在他复辟的最初几个月以后，他的大臣和主要朝廷官员竟不同寻常地很
少变动。在他统治时期，1458年以后，没有重要的大臣被罢官，重要的部的
一切人事变动都是退隐或自然死亡的结果。内阁的情况也是如此，内阁中多
才的三人小组李宪（1408—1467年）、彭时（1416—1475年）和吕原（1418
—1462年）在整个英宗统治时期一直任职（吕原在1462年他去世前在职）。
英宗逐渐依靠以下三人来指导行政：李宪，主要的大学士；王翱，老资格的
吏部尚书，英宗对他特别敬重和有感情；马昂 （1400—1476年）， 1460年
被任命的兵部尚书。此外，几个户部尚书，特别是1460年任此职的年富，都
颇有政绩。
石亨和曹吉祥流产谋反的失败，对正常的施政没有什么干扰。受影响最
大的却是这两名将军在军界中的亲戚和他们的许多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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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
两位皇帝
朱见深，谥号宪宗，生于1447年12月9日，在其父，即复辟的英宗于
1464年2月23日去世时登上皇位；他宣布在下一个新年（几乎整整一年以
后）开始使用新的年号成化。他死于1487年9月9日，即在他满40周岁前
三个月，共统治了23年。他的在世的长子朱祐樘于是在17岁时登基：朱祐
樘生于1470年7月30日，以弘治为年号统治了18年，死于1505年6月，
那时他刚差一个月35岁。在历史上，他死后的庙号为孝宗。
在1368至1644年期间进行统治的16位明朝皇帝，只有五人活过40岁，
而在1425至1521年这个世纪中在位的皇帝都不满40岁。可是这些短命的统
治者并非死于战场或意外的原因——除非我们接受一种似乎很有理的推测，
即几个明朝皇帝因服用如内含汞合成物有毒成分的长生药而意外地早死。不
管这种推测是否属实，在15和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一种不健康的气氛
笼罩着明代的帝制。在明朝中叶，中国一直被一些不中用的年轻人所统治，
他们短暂的一生往往被他们的后妃、母亲、祖母及侍侯他们的宦官所控制。
宦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致与所侍侯的皇帝同年。对比之下，在朝廷和中央政
府任职的士大夫却大都是老人。那些从他们开始教导统治者一直到他几年后
在皇位上死去时仍能够与他保持正常接触的地位显赫的人，几乎都是皇帝的
父亲和祖父一代的人。疏远和不信任越来越成为明代中期皇帝与官员的关系
的特点。
本文论述的成化和弘治这两代皇帝统治期反映了以上概括的几个方面。
一般地说，它们代表了一段平静的间歇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危机。的确，
弘治时期在传统上被人认为是君臣之间有良好感情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时代。
更周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这种理想化的关系中有许多缺陷，并且暴露出两个
统治期的某些倾向的开始，这些倾向后来激化，进而产生了明晚期特有的政
治弊病。
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期标志着明代政治史的形式上的里程碑。明代皇帝在
职能上是行政的中心；他们虽然不是15和16世纪的欧洲君主那样的知名人
士，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的范围内，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素质，是说明每个
统治期特有的气氛和许多行政活动具体内容的终极原因。因此，这两个皇帝
的个性是正当的注意焦点。但是他们不过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中心人物。而整
个明代中期的政治舞台却表现了许多思想活力和认真地献身于公众生活的精
神。
尽管有这些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多才的和有个人成就的士大夫精英
对政治事业的大力追求，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形式和物质手段方面越
加丰富，而且随着15世纪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16世纪（采用我们的时代里
程碑的概念，而不是中国人标志历史时代的里程碑的概念），它也呈现这种
前景。在进入16世纪之际，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作者评述了社会的有力扩张和
并非尽如人意的社会变化的后果。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两位15世纪后期的统治
者、他们的朝廷和政府，以及在1465至1505年期间东亚环境中的更为广大
的明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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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朱见深
这个明朝第八代皇帝在他幼儿时期已经经受了给他的性格留下伤痕的各
种痛苦经历。当他父亲英宗皇帝于1449年被瓦剌蒙古人在土木俘获时，他不
到两岁。在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严重危机中，英宗被他的异母兄弟景泰皇帝接
替。一年后英宗被遣回北京，但在七年中被幽禁在皇城中与外界隔绝和严密
防卫的地方，不能享受一切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他的儿子在1452年被废除皇
太子的身份，而由景泰皇帝的儿子代替；他然后与被废的皇后 （不是他的生
母）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生活条件很艰难痛苦。当1457年一次政变使他
的父亲重登宝座和消灭他的叔父时，他年九岁。他又成为皇太子，以后的七
年他在这样一个朝廷中长大：在那里冲突造成了迟迟不会消失的忌妒和报复
心理，冲突的一方是他父亲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通过支持他叔父当皇帝在
1449年危机中拯救王朝的人。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映迟钝，说话严重
地口吃。据说他父亲怀疑他的智力和治国的能力，但被一些大学士所说服，
他们认为如果合法的继承受到干扰，王朝的稳定会遭到损害。当他在 1464
年登基时，他已把原来侍侯他祖母的宫女万氏纳为宠妃。当时她35岁，年龄
比他大一倍。她控制着他，操纵皇室和内廷的成员，并随心所欲和无原则地
对行政施加影响。
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没有保持过去的派系仇恨或寻
求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他重视朝廷中的正直和干练的官员，但是他也几乎不
加鉴别地使用为人卑鄙的侍从，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对待朝臣 （不论是好
是坏）的好恶也是任性的。他尤其不愿意对后妃及通过她们抓权的外戚、卑
鄙的宦官、谄媚者和冒险家的事务严加控制。不能说他们控制了他，可是也
不能说他尽力对他们严加约束。
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皇帝有点反常地与他们一样贪婪；于是，他为了增
加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进行贪
污活动。早期明代国家的健全的财政基础已经被英宗皇帝的愚蠢的军事闹剧
和建设计划所削弱。到他儿子的统治时期，皇帝及皇室需要更多的钱。从没
收阴谋反对过他父亲的一个宦官的巨额财产开始，他把土地充公以建立巨大
的皇庄，从中收取的沉重的地租直接入了他的私囊。一名御史指责道：四海
之内皆陛下所有，奈何与民争利？他对这种指责置之不理，于是使这种做法
变本加厉。朝廷的一些奉承者从统治者的贪婪中得到了启示，把免税的皇庄
或 （皇帝赏赐的）庄园骗到手中。
明朝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平庸之君引起的，他在财政
管理方面不去请教政府的专门人才，或者交有关各部和司署处理。万氏的腐
化的追随者为她想出了一套办法，在封官、发准许证和赏赐皇恩时绕过行政
活动的正常渠道，但不论朝中的政治家们多么有力地谴责，皇帝却拒绝干涉。
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
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一个明代皇帝的私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行政；就宪宗而言，这种情况
可以从他与皇室妇女的关系中看得最为清楚。他的母亲周氏是一个爱吵架的
悍妇。她原来不过是英宗皇帝的妃子，地位低于钱皇后，但她生了未来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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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当他登基时，她大吵大闹地要求取得与钱皇后相等的皇太后地位。宪宗
在这两名争夺地位的遗孀之间左右为难，于是他把难题交给了主要的大学士
李贤，要他想一个礼仪上恰当同时又能满足她们的妥协办法。两人都被封为
皇太后，而钱皇后的正式称号表明她资历深，品位在前，但是周妃却不顾这
个解决办法的细枝末节，经常为了更多的利益而施加压力。
年轻的皇帝设法避开这两个激烈争吵的妇女，而与他以前的保姆万氏厮
混，后者是他的祖母孙皇太后（死于1462年）在他幼年时给他的。她喜欢穿
武士服装和在宫中的庭院内领头进行军事操练以供他娱乐，如果这不能说明
她是一个悍妇，那么她至少是一个比他大17岁的机智和有坚强意志的妇女，
不论是作为他儿童时代的保姆，或是后来作为他的配偶，她懂得如何去使他
高兴。她在1466年36岁时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为此她升为贵妃。幼儿不到
一年就死去，她再也没有怀孕，但是她严密地监视宫中的其他妇女，在 10
年中通过她的宦官代理人，务必使其他怀孕的妇女流产，如果做不到这点，
就务必使男婴及其母亲都死亡；在这两方面，她几乎完全成功了。
年轻的皇帝在1464年登基后不久，就娶不到20岁的吴氏为正式皇后，
她立刻流露出对万氏的不满，并因后者表现无礼而予以鞭笞。不到一个月，
皇帝找到了一个废黜吴后的理由，这就向整个朝廷和政府显示了万氏控制他
的事实。吴后住在皇城偏僻的后院中，一直到45年后她死去时为止；从她协
助拯救皇帝的长子 （即未来的孝宗）以阻挠万贵妃的野心所起的作用这一点
来说，她一定得到了几分安慰。王皇后在1464年晚些时候作为吴后的继承人
被立为后，她受到合乎分寸的恫吓；她没有儿女。她之能够活下来，是因为
她一切都听从万氏，直至后者在1487年皇帝去世前几个月死去时为止。
朝廷对皇帝未能生育一个后嗣深为关切；京师和各省的政治家们纷纷上
奏，力请他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生育子女。对这种请求，他的
答复是；“此乃朕之私事”；而万氏则又表现了她的凶残。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