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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户部郎中——呈上一份很长的奏议，批评了朝廷和政府的许多方面的
现象；他特别指出了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
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
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
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
①
的言词“狂妄”，但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
②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319—327 页及第9、11 两章；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
系，1368—1549 年》＇549＇，第60—64 页，及第4、5 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第367—381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30、334、348、365 页；又见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
迹旁证》＇541＇，各处。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29、331、335、348、383、386 页；又见王崇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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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经过了一阵犹豫后，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
取悦于他的几个女眷；他代之以罚李三个月的官俸，把李释放，于是李成了
朝廷和京城的一个英雄。后来皇帝又问另一个权位较高的官员关于老白姓对
此事的议论。答复是人民因皇帝的宽宏大量而非常高兴，并大受鼓舞。皇帝
说道：“朕知之。方朕询及宦者时，其所答反乎此。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
我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②
总之，官员们能够信任这个皇帝，因为明朝再也没有其他皇帝能像他那
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克制他的愤怒，和一心一意地去尽为君之道的更重的责
任。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赖他采取这些态度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行动。不管他
们多么严厉地批评时政，并且以明确的暗示批评他，他愿意耐心地聆听，并
且至少要对他们的关心报之以感谢的赞许。有几次他下令作出所请求的纠正
行动；但是他常常评论说，他们如此令人钦佩地陈述的高明的主意此时不宜
用，以此把事情搁置起来。人们逐月地阅读他的统治的《实录》时会得到这
样的印象：所有那些有抱负的官员，不管是出于真心或是仅仅为了出风头，
要求他没完没了地温习儒家的伦理道德、经典的和历史的先例，和考虑他们
详尽地陈述的各自的政策观念。他的政府官员对他纠缠不休。在他的统治时
期，风险是小的，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在明代各代皇帝治下，有勇气
的、偶尔是有洞察力的官员得负担起往往是以死相谏的责任。在宽厚的孝宗
皇帝治下，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他的性格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
他并不强壮，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常常称病而不上朝。甚至在那
时，他也不能摆脱朝政，例如在1502年阴历十二月（实际上是1503年1月），
他的大学士们责备他耽误了关于采取措施以救济受洪水灾害的南京的决定。
他们劝他应孜孜不倦地注意决策问题，以便在政府中激励更高昂的士气。这
位一向谦恭的 （虽然是筋疲力尽的）年轻皇帝因他们良言相劝而表示感谢。
但是他自有主见。他与他的妻子一起，看来也虔诚地信奉道教；在皇帝
的赞助下，道士们定期在朝廷举行斋醮。这些活动可能像当时存在的医药实
践那样是一种合法形式，但它们并没有使皇帝放弃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
可是他的士大夫们却不能掩盖他们的藐视和不满；他们在报告自然灾害时常
常威胁说，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会造成表现为旱、涝、瘟疫和饥
荒的宇宙运行的失调，使他的统治陷入困境。1504年当他封道士崔知端为太
常寺卿时，引起了一片喧闹；这个职务是兼职的（即无实权的）礼部尚书的
荣誉官衔。在朝廷看来，礼部这一以儒家准则纠偏的堡垒被这一任命所玷污。
但是皇帝坚定地不顾所有的抗议。崔知端在成化时期曾为万氏小集团不合法
地任命的僧侣之一，在弘治时期，他曾受“奸”阔李广的庇护（李强烈地偏
爱道教，已不光彩地被迫自尽）。我们应当假定，崔知端 （关于此人的材料
甚少）与李广一样也是张皇后的宠幸。
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统治的18年期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
其从15世纪90年代后期至1505年他去世时更是如此。他多次批准对这些受
灾地区减免税赋和采取救济措施，史籍证明他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但这
里我们在解释记载时又必须留意，因为全国的官员不断利用他们自己及其他
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71—176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8 页。
② 这个估计数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论述东南亚各国的有关条目，材料收于赵令扬等编：《明
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Ⅱ，第263—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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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作为促使这位最易接受意见和谨慎的统治者承
担改革他政府的某些方面的责任，以便恢复宇宙的和谐。他越是肩负起儒家
的责任，他们越是把问题堆到他的身上。
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决
口引起的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之处。在堤坝失修时已经形成的
黄河的几条支流之一越过了位于章丘（约在济南西南80英里处）的运河，危
及大批人的生命并中断了运河的运输。这里邻近徐有贞在1453至1455年进
行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沙湾。这时似乎需要更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1493年，
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工作。
刘大夏绝对不是一个有水利工程专长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
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他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
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
特别是14世纪中叶伟大的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从离裂口很远的
上流 （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刘大夏堵塞了通过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
部流向东北的黄河的几条支流。这样就使主河道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
徐州，进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这样就改变了黄河的主流，使它在山东
半岛南部流动，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进行堵塞、开渠和筑坝
的大工程时，一次使用多达12万人从事长达两年多的劳动。刘大夏成功地计
划和管理这一工程，这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名声，并深得皇帝的宠爱。他历
任高级职务，最后在1501年晚期至1506年中期担任兵部尚书，然后退隐。
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成了皇帝最亲近的心腹，而这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的精
力和治国的注意力衰退了。
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这
表现在设立皇庄，绕过主管的部直接封官，贪污盐业专卖款，朝廷官员接受
贿赂。以上弊病没有一项达到成化时期那样的腐化程度。这些他并不知情的
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这位善良、谨慎、勤奋和由于某些原因劳而无功的
年轻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给王朝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就是他的继承人。1505
年夏当尚未满35岁的朱祐樘临终时，他在病床上召见最受尊敬的大学士们，
把他的当时只有 13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东宫聪明，好逸
③
乐……”他的儿子，即统治期短暂的正德皇帝，浮夸和玩世不恭地藐视他父
亲的一切真挚的儒家理想主义，抛弃了他父亲树立的样板，其方式比18年前
朱祐樘苦恼地摆脱自己父亲的榜样更为直截了当。明代后半期的开始并不吉
利，但根据所有的传统史书来判断，回想起来，弘治之治是一个值得怀念的
时代。
③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3—24 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1＇，第
9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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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和弘治时代文官政府中的问题
内阁的地位
人们经常注意到，明代的开国皇帝并不十分信任他的官员，所以不让一
个负责任的内阁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当他在1380年取消了宰相之职时，他实
际上不过是使制度的现实与他的理想的观念以及他作为皇帝的活动相一致。
在他统治时期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几代继承者更愿意把权力委托给别
人，但是机构的变化则没有形成，所以不能提供一种宪制的基础而把负责任
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宰相或任何高级的顾问集团。明太祖留给其继承者的《皇
明祖训》明确地禁止这样做。结果，每一代在位的皇帝不得不参与无数的日
常行政活动，这样做需要他掌握情报的详情，然后相应地作出决断。这种情
况当然是不现实的。
永乐皇帝精力充沛，有高度理性，并且只对行政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
北方边境的军事问题）感兴趣；他已经开始了把行政权力正式委托给受信任
的文官的过程，这些官员包括主要的部（吏部和户部）的尚书，特别是委托
给翰林院的七名年轻翰林学士组成的集团，他们因自己的学识和机敏而被他
选中。他还承认他对宦官（他皇室的奴仆）的依赖，这些人中有的通文识字，
并且专门受过行政的文牍工作的训练。经过了已形成的明初政治的黄金时
代，在1425至1435年的十年中，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组织内廷顾问的这一
精选的集团。依赖这些人 （这时他们是权位较高的翰林院官员）的格局很明
显地形成了；他们最后都拥有内廷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他们在外廷各部同时
拥有较高的官阶。担任高级职务的任期从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一直延续到第
五个十年的三杨（死于1440、1444、1446年），集中体现了这种发展，并且
成为后来明代政府出现的一种非正规的内阁制度的象征。
就在他们任职的时期，高级的顾问大臣——大学士及其翰林院的助手—
—开始使用在皇帝进行考虑的每份奏议的封面上贴纸条的办法，纸条上概括
了奏议的内容，并提出答复奏议的诏书应采用的形式。1435年作为一个八岁
的儿童登上皇位的英宗继承了他父亲和祖父的一批年迈和受人尊敬的顾问。
在他未成年时 （这种情况 《皇明祖训》没有提到），对奏议起草答复的制度
由内阁全力实行；于是在谘询官员进行讨论和确定如何起草命令之前不提交
政府实行就成了定制。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是官员提议的对奏折的反应——即皇帝颁发的批
准一切行政活动的诏令——占了上风，还是懒散、堕落或者有独立意志的皇
帝容许其他的方式——也许是他们口头上把答复下达给他们的担任秘书工作
的宦官侍从，也许是由这些侍从主动拟定其他的答复——以代替这些官员们
的答复，还是到头来干脆不采取行动或根本就置之不理。把准备好的命令草
稿贴在那些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文件上的制度，其后果是皇帝不必再直接与
他的大臣们商讨。明朝最初几代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廷议进行治理，这种方法
在1435年以后英宗未成年时肯定被中断了。
建议皇帝如何作出反应的纸条是一个代替面对面商量的日益被接受的方
法；他和他的宦官们宁愿采用这一方式，而舍弃统治者及其最高级的政策顾
问们通过对问题的一致理解而作出决定的办法。因此这一方法使统治者与他
的朝廷容易相互疏远。最后，这个制度可能败坏到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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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有让皇帝研究的程度。皇帝及其做秘书工作的宦官可以简单地把它们
埋在堆积如山的大量送来的文件之中，而不作任何反应，虽然通政司在收到
不断送来的奏议时保存和分发了案卷。或者皇帝在答复时可以不给内阁或执
行的部以研究有关的事项和提出合适的答复的机会。
使有条不紊的行政程序趋于崩溃的全部潜力来源于明太祖坚持他的继承
者必须发挥自己的宰相的作用的这种态度。那些不能或不愿发挥作用的继承
者可能就简单地放弃了治国的大权而交给了见风使舵的人，而身处君侧的宦
官往往更有条件来抓住这种机会。
追溯到1435年关键的转折时期，年轻的英宗甚至在十五六岁直接进行统
治之前，已经处于明朝第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独裁者王振的影响之下。王振
非常乐意地看到一些受人尊敬和权位较高的大学士一一去世，从而使他能够
把谘询大权从内阁转到与易受影响的年轻皇帝最为接近的宦官手中。王振于
1449年在土木之战的溃败中被杀。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强大的外廷官员们
接过了权力，有力地进行治理而度过了危机，他们作出了取代英宗的皇帝（他
们的工具）正式批准的一切决定。但是在被俘的英宗在1450年返京和在1457
年最后复辟的同时，于谦承担了强有力的行政权，这使他容易遭到渎职的指
控，其他几百人，特别是那些在反对王振及其同伙时集结起来的人，也受到
猛烈的攻击。一种造成严重分裂的派系活动盛行起来了。
土木事件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危机；它带来了考验帝国政府的时期。到
那个时候，以前顺利发展的以翰林院为基地的高级士大夫的责任谘询制度已
因王振的把持朝政而陷入一片混乱。其年轻无知曾引起1449年危机的皇帝在
1457年的复辟、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以及派系活动产生的敌意，都预示着
内阁制度的不稳定性会继续延长下去。在英宗于1464年死前的最后几年，有
些内廷的高级人士力图诱导统治者去注意制度化的劝谏，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还必须等待宪宗和孝宗皇帝统治
下出现的朝廷和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到 1505年孝宗去世时，内阁制度可
以说已达到了发展的新高峰。
前面已经指出，宪宗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生性宽厚的人；他很快成功
地消除了长时期相互间耿耿于怀的不满情绪，或者至少使人们知道机会主义
的朝臣们再也不能利用那些老问题上下其手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与
其朝廷的官员合作得很好。只有一个派系活动的基础在当时似乎没有消除，
那就是北方人与南方人对立的潜在的派系活动；虽然他偏爱北方人，却没有
成为排斥南方人的集团的一员。事实上，南方人的势力在他统治期间增强了。
当他登上皇位时有三名大学士：李贤（死于1467年）、陈文（死于1468年）
和彭时（死于1475年）。李贤是北方人；陈、彭二人都是江西人。在所有负
责协助年轻的皇帝保持皇位的人中，李贤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他在英宗的最
后几年中曾经真正地左右过政府，而在成化统治期的最初三年又是朝廷中压
倒一切的人物。
李贤让他提名的有才干和良好名声的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虽然父
子两代皇帝对他的恩宠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士大夫，但李贤始终极力主张集体
讨论，尤其坚持一切未决定的文武官员的任命要与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讨论
后作出。因此人们对他的权力并无不满。但是他与年轻的宪宗相处时并不一
直能够按其意愿行事。例如，他在打消皇帝对门达的信任这一方面就没有成
功，门达是一个无耻的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又是李贤在朝廷的死对头。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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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要求退隐，但皇帝都没有批准；李贤的父亲在1466年去世时，事实上皇
帝甚至没有批准李去服丧。皇帝对李贤的信任很可能部分地产生于一件事：
李曾经说服垂死的英宗必须让他的正式的继承人继承皇位，并且在皇帝临终
时使父子两人在一起充满感情地和解了。
在当时，李贤及其周围的高级官员出于许多原因，正处于能影响新皇帝
统治的强有力的地位。尤其是李贤，他决定施加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