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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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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 （1127—1279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 （公
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①
治”。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 章《永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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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
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
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
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
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
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
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 （1567—1572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
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
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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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 ①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
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
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
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
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
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
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
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
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
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
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
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
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
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
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
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
有两次是1569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
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
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
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
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
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
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
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
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
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
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① 见下文《1550 年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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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
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
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
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
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
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
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
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
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
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
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
帝死后评论说，他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
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
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
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
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
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
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决没有忘记他受
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
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
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
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
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青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
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
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
久，这时皇帝大约20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
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事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
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
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
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于无意中承认了政府中根本的体制方
面的缺陷。没有井然有序的办法就任何有关政策和任命的事项在官僚中达成
一致意见。因此消极的批评总有胜过积极建议的趋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批评和指责负责的人；但是，如果他推荐适当的人或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他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585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进谏的官员们批评他怠
惰，对他私生活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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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
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
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
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
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
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
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
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
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
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1586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
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
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第三子朱常洵提
升到高于他的长子的品级 （他的次子夭亡）。这一步骤引起了造成分裂的争
端，没有朝臣能够置身事外。有些官僚在原则上维护长子继承权；他们把它
看成天理的主要部分。可是其他的人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
选择两个王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
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
自己的生命，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和耻辱。
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
没有透露，为了讨好他所爱的女人，他已提升了他的幼子。他自己反而空口
承认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不可违背。他没有在官僚中谋取一个心腹的帮助以推
进他的事情。他在选定继承人方面的拖延仍然引起了他的最高级的官员们，
特别是首辅申时行（1534—1614年）和王锡爵（1534—1611年）对他的怀疑。
在一个派别活动已经有减弱行政机构施政能力危险的时代，皇帝不采取行动
为党派性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焦点，这种论战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万历皇帝无力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可
是，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强加于君主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情势而
不是由阴谋偶然形成的。尽管是专制君主，万历皇帝却没有立法的权力。尽
管是最后的裁决者，他却不得不在合法的迷雾中行事。而当他要朝廷承认他
的人性需要时，他发现他什么也不能得到。在处理继任问题中，万历皇帝处
境孤立。1601年，在来自他的顾问们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才同意立他的
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过了13年之后，如王朝的则例所要求的，他打发他的第
三子之藩。在其间的年代里，他变得完全和他的官员们疏远了。
这位统治者和他的朝臣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 1588
年当皇帝的继位问题还未成为争端时，这一朝的实录记载，一份谴责他从太
监张经接受私礼的谏章已经使皇帝对他的公职职分的热情减弱了。此后，他
减少了公开露面，并终于无限期地暂停朝廷的早朝。将近16世纪末，他只出
席成功的战役之后的祝捷庆典。帝国朝廷的事务全部以书面形式处理，这给
了皇帝留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