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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三个主要问题：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死；明当局给予他的部族对
手以帮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蚕食他的疆土。这些恨只能以让与他疆土和以
金、银、丝织品的年金——实际上是北京的贡品——来补偿。这些条件对于
北京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争的困扰，以致它不
得不鲁莽行事。除非努尔哈赤很快被彻底打败，应负责任的官员们没有一个
能够希望避免指责和弹劾。在这种压力下，连万历皇帝也决定采取行动。有
几个月，关于辽东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时的注意。计划于1619年春季讨伐。但
是，在所有能胜任的官员中，又是有争论的杨镐被任命为经略。几个受到高
度重视的将领——帝国能调的最好将领——也被派到辽东。边境戍军和远到
浙江和四川这些内地省份的士兵、马匹和装备被集合起来以建立一支进攻的
军队。当需要更多的人员时，便以新兵补充队伍。叶赫和朝鲜人也被要求参
加这次战役。①
财政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张居正当首辅期间积聚的国库储备，在早一个
10年已经全部耗尽以供给其他一些战役的资金。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
大开销。总是不愿放弃自己财产的万历皇帝，只为这次战役出了100000两银
子，虽然在内库里他有几百万两。在户部尚书建议下，在除贵州以外的所有
省份，对于土地税都增加了银两附加费。在其他税收外，这项增加预期提供
300万两银子，这笔款项在当时被认为足以使辽东事件获得圆满结局。到1619
年3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杨镐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资料中说有200000人。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此数的
一半，其中大约有83000中国部队，包括那些派给勤务和供应职务的人。余
数由朝鲜和叶赫援军组成。所有努尔哈赤的部队一到达战场就投入战斗。在
这次战役的高峰时刻，他或许有50000至60000人。尽管记载中夸大和缩小
了军队人数的数字，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具有大约两三万人
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却在满洲人一边，因为杨镐
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尔哈赤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
兵力攻击的机会。
回顾起来，杨镐的作战方案应该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评。可是，这个
作战方案类似于在抵御杨应龙战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中所用的
方案。这类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惯例被
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
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
1619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
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
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
由这种缺乏军事领导能力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和缺乏专门技术和后勤
的支持搀和在一起。军队由分散在许许多多行政单位中的各种来源提供资
①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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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它的人员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袭军户的成员。它的装备来自地方征集的，
比来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标准的工厂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质量检查。
16世纪晚期到中国的西方访问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很脆弱；
但是不管它质量怎样差，它在数量上却能弥补。在和丰臣秀吉作战期间，朝
鲜人看到没有甲胄保护的中国士兵迎面攻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
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调遣。它需要富有经验
的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打开攻击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够在他们后面
蜂拥而进，维持攻击的势头，开拓成果。不过这些作战兵团由勇敢的人指挥，
他们本人精通技击，在勇敢的冲锋中亲自带领他们的士兵。
1619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
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
是被完全认定了的。在战斗中，他们被指望负责他们的“家丁”，即誓与他
们的指挥将领们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队。例如，这四个野战指挥官之一的刘綎，
是一个职业军事指挥官，他在1582—1583年战役的缅甸前线指挥，从此开始
发迹。1619年他带着736个这样的家丁到了辽东。既然次一级的将军们顶多
不过担任大队的指挥官，最高指挥部的选择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这个缘故，
战略和战术只能老是简单的。
对杨镐应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减轻错误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败。在
他派马林到北面，刘綎到南面以后，他显然保持着对已在辽东的明军的指挥，
包括叶赫和朝鲜的援军在内。朝鲜人离开他们的本国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
用。地形是另一个影响他的决断的因素；从西方通向赫图阿拉的路线受到限
制。所有的进路都在浑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终归是一个严重的障
碍。
在作战方案已经决定时，杨镐作为经略，和在场的多数军官一起，于1619
年3月26日在辽阳主持仪式以发动这次战役。4月5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
了几支部队，这取决于每支部队到达敌人都城必须行军多远。在举行仪式时，
在前一年的战役中进攻不力的一个指挥当着集会的军官的面被处死。杨镐约
定，自将领以下任何人在当前的战役中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都将施以同样
的极刑。3月31日下了一场大雪，这就必须重新安排这次战役于4月9日开
始。
只要努尔哈赤专意保卫赫图阿拉，让明的几支纵队围攻他，或者把他的
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上的优势，杨镐的方案便有
某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满族领袖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努
尔哈赤的才能估计不足注定杨镐和他的军队要遭到不幸。
碰巧，带着估计有25000人兵力从抚顺关动身的指挥将领杜松因这次战
役的失败而受到了责备。据说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两次遭到伏击。4月14日一
早，他渡过浑河，并在北岸放弃了他的装载着轻型炮的战车营。在南岸的小
接触中他很快消灭两个堡垒，俘获了14个满族人。他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而
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30000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
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
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
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
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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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
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
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
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
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4月14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4月13和14
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
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
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
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
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
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
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
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
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619年4月15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
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
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
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
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
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
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
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
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
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
1000骑兵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骑兵组成，在4月16日。做
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4月16日
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 4000
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
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
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这事实上是不
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
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
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
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
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
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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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
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
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
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
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
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
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
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
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
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
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
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
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
可能性而突然飞涨。1620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
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
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
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
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 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
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
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
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
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
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
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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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仍然倾向于把明朝统治的最后25
年看作是王朝衰落与最后崩溃的重演，这出古老的戏文以前已经演出过许多
次了。然而，简单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对汉、唐或宋王朝结局的看法，去套泰
昌（1620年8月28日至9月26日）、天启（1620年10月10日至1627年
9月30日）、崇祯（1627年10月2日至1644年4月24日）三朝，是忽视
了它们的许多独特与具有重大意义之处，因为17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个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甚至从
16世纪初期起，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对目前研究的这个时期，而且
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
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理当受到坚决果断的拒绝。
但是，明帝国是在17世纪40年代被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满族入侵者及
其联盟征服的，而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探讨这一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如何发生。
使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探讨必须同有时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作斗争。首先
是明代中国的疆域之广与差异之大。譬如，从中国北方平原北部边缘的北京
到亚热带的广州，距离差不多有1200英里，相当于从哥本哈根到巴勒莫，或
从多伦多到迈阿密。从青葱的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 （靠近现在的上海）到多
山的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有1000英里，这大致等于从伦敦到布达佩斯或从
华盛顿特区到堪萨斯城的距离。
尽管在气候、地形、农业、人口密度、语言和地方风俗上有巨大的差异
（更不必说运输和交通上的困难），明朝的官员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工作：
在该朝276年历史的许多时间里，保持了这片广袤领土上的和平与稳定。不
过，同样明显的是，他们在有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有成效，这个事实反映
在关于这个帝国的有些部分的资料很丰富，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很贫乏。因
此，要自信地概括诸如“明代的经济环境”之类的题目，或稍微精确地估计
一下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对另一个地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不可能，
也往往是困难的。
第二个困难来自对上面讲到的有些可变因素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例如，我们公认的关于东亚气候史的基本知识表明，在17世纪中叶，中国跟
北半球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几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也许还有格外
②
凉爽与变化不定的夏天）。然而，这种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迄今都没有
认真或详细的讨论，当考虑到在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中，“坏天气”和“歉
收”将是两个循环不已的主题时，这个事实就特别令人感到遗憾。
对明代人口统计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初步阶段而无多大进展。在14
世纪发生的在某些方面与欧洲相似的可怕灾害之后，中国人口明显地从大约
② 西方著作中缺少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叙述，使笔者不得不对此花费些篇幅。提醒读者，多数中国作者由
于受有关这个案件的道德含意的干扰，倾向于保持一种有选择性的眼光。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