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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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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德和贝蒂娜，这两位名噪一时的恋人，真地相会了多少次呢？她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一八〇六年的秋天，又一次来看他，而且在魏玛呆了十天。此后过了三年，她才又见到他：她去波希米亚的特普利茨温泉小住三天，没想到歌德也正好在这里疗养。一年以后，才是那关键性的两周魏玛之行，访问结束时发生了克莉斯蒂安娜打落她眼镜那一幕。
他俩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又有几次呢？三次，或四次，不会再多了。他们见面愈少，写信就愈多，确切他说，是她给他写信愈多。她写给他五十二封长信，信中使用了表示亲密的du称呼他，通篇都是谈爱情。但平心而论，除了铺天盖地的文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他们这桩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出名？
答案很简单：因为从一开始这件事所关心的就只有爱情，其他概不涉及。
歌德很快意识到这点。而他最初感到这个预兆，是当贝蒂娜向他透露，早在她第一次访问魏玛之前，她已经结识了也住在法兰克福的他的老母亲。她不断向老太太打听她儿子的情况，老人受宠若惊，喜不自胜，整日价向她复述了几十个往日的故事。贝蒂娜认为她与他母亲之间的友谊能敲开歌德的大门，还有他的心扉。这估计并不全对。歌德觉得母亲的宠爱有点滑稽（他甚至不屑从魏玛去看看她），他从一个我行我素的姑娘与一个头脑简单的母亲的结盟中，已经嗅出了一种危险。
我可以想象，当贝蒂娜复述从老太太那里听来的故事时，歌德的内心感觉一定是很复杂的。起初，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对他如此倾心，当然会受宠若惊。她的故事会唤醒他心中许多沉睡的往事，会使他很愉快。但是，他很快会发现有些轶事不可能发生，有些事现在看来那么荒唐可笑，根本不该发生。而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故事出自贝蒂娜之口，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带上一种让他不太舒服的色调和意义。倒不是说贝蒂娜想用这些童年往事同他作梗，而是因为一个人（任何人，不仅是歌德）听见别人所阐释的他的一生与他自己的版本不同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歌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丫头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帮青年知识分子有染（歌德对这些人绝无好感），她野心勃勃，令人不安，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一种界于无耻的自信）她将成为一个作家。一天她直言不讳他说，她想根据他母亲的回忆写一本书，一本关于他歌德的书！他意识到在她表示爱情的甜言蜜语背后，隐藏着杀气腾腾的笔墨，顿时警觉起来。
正因为对她时刻保持警惕，他也就尽量避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闹翻，此人实在太危险；他宁可采取一种怀柔策略，把她稳住。但他又深知，千万不可过分，因为一旦某个小动作被她理解为钟爱的表示（她已到将他每一次打喷嚏都视为爱她的地步），那就会使她更加胆大妄为。
有一次她写信给他说：“别把我的信烧了，别把它们撕了；那会伤害你的，因为我在信中表示的对你的爱，已经与你血肉相连，不可分离。但别给任何人看，把它们藏好，如同偷偷藏匿一个美人。”起初，看到贝蒂娜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信比作美人，他只是淡淡一笑，然而读到“别给任何人看”，他不由为之一怔。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给别人看信的意思？贝蒂娜这里所用的祈使句“别给人看”，恰恰暴露了她想“给人看”的欲望。他已经可以料定，他隔三岔五写给她的那些信件，早晚会有其他的读者，想到此，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被告的位置，法庭正警告他说：从此以后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用来对付你。
因此，他试图从慈爱与克制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对她热得发烫的来信，他的回信总是既友好又有节制，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她使用表示亲呢的称呼du，他却始终报以公事公办的sie。如果他们碰巧在同一城市相遇，他会像慈父一般邀请她上门作客，但会见时他也总是安排有其他人在场。
那么，他们的什么东西受到了威胁呢？
一八〇九年，贝蒂娜写信给他：“我有一种永远爱你的强烈愿望。”请仔细读一读这句表面看去平庸无奇的话。比“爱”这个词更加重要的是“永远”和“愿望”两个词。
我也不想再吊诸位的胃口了。他们之间受到威胁而岌岌可危的不是爱情，而是身后的不朽。
7
一八一〇年，他俩碰巧在特普利茨相遇，在一起度过了三天，她宣布她不久将要嫁给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她很可能宣布时有些尴尬，因为她不知道，歌德是否将她的结婚视为她对自己信誓旦旦的所谓爱情的背叛。她对男人的了解毕竟还不到家，因而没有猜到这消息会使歌德暗自高兴。
贝蒂娜一离开，他就写信给魏玛的克莉斯蒂安娜，其中有喜不自胜的这样一句：“Mit Arnim ists wohl gewiss。 ”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在这封信中，他为贝蒂娜此刻“比以往更漂亮、更温柔”而高兴，我们可以猜想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感觉：他知道，一旦她有了丈夫，那就能像挡箭牌一样化解掉她的滥情，这样，他就可以保持一种更加治然自得的心境观赏她的动人之处。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切不可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歌德从青春年少时期就沉溺女色，他遇到贝蒂娜时，已有四十年追逐女色的历史；这么多年来，他已形成一套勾引女色的机制，稍有冲动，机制就会运转。迄今为止，与贝蒂娜相处，他始终保持克制，当然困难极大。然而，当他发现“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日后可以不必这么谨慎了。
那天傍晚，她又来到他房间，又一次做出一副孩子相。她以活泼逃喜的语调向他讲述某件轶事；歌德坐在扶手椅上，她则席地而坐。因为心境极佳，（“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他欠身拍了拍她的面颊，如同我们平常拍打一个孩子。但就在这时，孩子突然沉默不语，朝他抬起一双充满女人的渴望和要求的眼睛。他握住她的双手，将她从地板上扶起。请不要忘记这个场景：他坐着，她面对他站着，窗外是黄昏落日。她凝视他的狠睛，他也凝视她的眼睛；勾引机制启动，他未作任何克制。他目不转睛看她的同时，用比平常稍轻的声调请她袒露酥胸。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脸涨得通红。他离座起身，替她解开胸前的衣扣。她仍凝视他的双目，落日的余晖与她面颊的红晕融汇，一直蔓延到她的心窝。他把手放到她的胸口：“有人曾经摸过你的乳房吗？”他问道。“没有。”她回答。“你碰我时，我觉得有点异样。”说话时，她仍注视着他的双眼。他的手放在她的胸口，两眼凝视对方，贪婪而长久地从这个胸部从未被人摸过的姑娘的目光深处，吸吮、品味着她的羞愧。
以上大体是贝蒂娜本人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它很可能是不了了之，在他俩八成是修辞性而非色欲性的故事中，这也许是唯一涉及性亢奋的华彩篇章了。
8
他们分手后，这一时刻的魔法效应在他俩身上又持续了很久。在这次会面以后的信中，歌德称她Allerliebste，即最亲爱的。但他并没有忘记面临的危险，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他说他正准备撰写回忆录《诗与真》，需要她的帮助：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谁也不能将他的青春召回。贝蒂娜曾在她身边生活过相当长时间，请她把老太太对她回忆的往事写出来寄给他！
他难道不知道贝蒂娜本人希望出版一本关于歌德童年轶事的书吗？难道不知道她已经与出版商联系了吗？他当然知道！我可断定他请她帮忙并非出于需要，而是不让她本人出版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因为上次会面的魔力使她放松了戒备，又加上担心与阿尔尼姆结婚造成与歌德之间的隔阂，她同意了歌德的要求。他成功地将她收伏，宛如将一枚定时炸弹拆除了引信。
不久，一八一一年九月，她来到魏玛；这一次与她年轻的丈夫同行，而且，她怀孕了。见到我们曾经惧怕的女人被解除了武装，不再给人以威胁，恐怕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不过，就贝蒂娜而言，尽管她已怀孕，尽管她已结婚，尽管她已没有可能写一部关于他的书，她却丝毫不认为自己被解除了武装，她丝毫没有放弃战斗的打算。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不是为爱情而战，是为不朽而战。
歌德面对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考虑身后不朽，是理所当然的。而像贝蒂娜这样不为人知的年轻女人，难道会这么早想到这个问题？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考虑不朽。而且，贝蒂娜属于浪漫派一代，他们从第一眼看见光明时就开始被死亡困扰。诺瓦里斯①没有活到三十岁，够年轻的，然而，正是死亡给了他最大的灵感；死亡，犹如施弄魔法的女巫；死亡，转化为诗歌的精华。浪漫派具有超验的存在，他们超越他们自身，把手臂伸向遥远的未来，生命的尽头，然后再超越，一直达到生命之外的无生命境界。正如我已指出的，凡有死亡之处，定有不朽存在，它是死亡的伴侣；浪漫派谈论死亡时，正如贝蒂娜谈论歌德那样熟悉。
从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一这几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八一〇年，她去维也纳访问了贝多芬，但没有宣布。突然间，她成为两位最为不朽的德国人的知交，一位漂亮的诗人，一位丑陋的作曲家，她与两人都调情取乐。这双重的不朽令她陶醉。那时候，歌德年事已高（那年头，六十岁的人已被认为是老人），早该寿终正寝；而贝多芬，虽说只有四十，实际却比歌德还早死五年。因此，贝蒂娜站在他俩之间，犹如两方乌黑墓碑间站着一位温柔的天使。歌德满口牙齿几乎一颗不剩，她毫不在意，这是何等的美妙。相反，他愈老就愈有吸引力。因为他愈接近死亡，他就愈接近不朽。唯有那死去的歌德才能紧紧抓住她的手，将她引入名人殿里。他愈接近死亡，她就愈不愿意弃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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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命里注定的一八一一年九月，尽管她已经结婚，而且怀孕，她竟然会更加我行我素地装成一个孩子。她大声谈笑，地板上，桌子上，镜台上，甚至吊灯上，哪儿都坐；她爬树，走路时蹦蹦跳跳；别人严肃地谈话，她要唱歌，而当别人唱歌时，她又一本正经起来；总之，她竭尽所能要与歌德单独在一起。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她只成功过一次。按照她的说法，这一次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这天晚上，他们在他屋里凭窗而坐。她谈起灵魂，后又谈到星宿。此刻，歌德向窗外望去，手指一颗大星星让贝蒂娜看。但贝蒂娜是近视眼，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歌德递给她一副望远镜：“我们真幸运！那是木星！今年秋天它显得特别美！”贝蒂娜希望讨论恋人的星宿，而不是天文学家的星座，所以她虽然用望远镜看了一眼，却故意说望远镜的倍数还不够。歌德耐心地又去拿了一副倍数更大的望远镜，非让她再看一次，但她仍坚持说什么也看不见。这样，歌德只好同她讨论起木星，火星，其他行星，太阳，以及银河。他谈了好半天，等他说完，她起身告退，尽管此时没有任何睡意，这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她上床睡觉了。几天后，她在艺术展览上发表了所有展品糟糕之极的看法，而克莉斯蒂安娜将她的眼镜打落在地。
① 诺瓦里斯（1772…1810），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
9
九月十三日这天，贝蒂娜眼镜摔碎，她觉得是一次大丢丑。起初，她的反应是非报这一箭之仇，向整个魏玛宣布她被一根疯香肠咬了，但她很快意识到，她这样不依不饶将使她今后永远别再想见到歌德，而且将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遗忘。于是，她让好心的阿尔尼姆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试着替她表示了歉意。但这封信始终没有收到回信。这对年轻人离开了魏玛。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们又一次来这里，但歌德拒不接见。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贝蒂娜又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充满了自责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十年以后，她又一次访问魏玛，并不邀自到踏进歌德的家门。这天晚上恰逢歌德会见宾朋，因此也没法把她堵在门外。但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同她作片言只语的交谈。同年十二月，她又给他写信，依然没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兰克福市政议会决定为歌德竖一块纪念碑，并委托一位名叫劳契的雕塑家实施这项工程。贝蒂娜看见了纪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欢；但她立刻意识到命运又将一个机会摆在她面前，她决不能白白放过。尽管她并没有绘画的才能，她连夜动手，画出了她设计的雕像的草图：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个姑娘代表普赛克，站在他两膝之间；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她把草图送交歌德，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泪水！这样，终于在十三年以后（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岁，她三十九岁），他在家里接待了她，尽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谅，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过去。
我觉得，在故事的这一阶段，两位主人公显然对所面临的形势达成了清醒一致的谅解：他俩都知道对方的意图，也都知道对方心里同样一清二楚。通过这张草图，贝蒂娜第一次明确点穿了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不朽。贝蒂娜没有挑明这个词，她只是轻轻地擦个边，就像我们弹一下绷紧的绳子，让它长久而无声地振动起来。歌德听见了。起初，他傻呵呵觉得受宠若惊，但渐渐地（把眼泪抹去以后），他开始把握贝蒂娜的话的真正的（并非都为捧场的）意义：她要他知道，昔日的游戏仍在继续；她并没有认输投降；而且她是为他缝制寿衣的最佳人选，他歌德将穿着她缝制的寿衣，展示在后人面前；没有人能制止她，他倔强地保持沉默则尤其不能制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话：贝蒂娜很危险，最好是和颜悦色地监视她。
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这可以从这年秋天他们的又一次会面中看出；在一封写给他侄子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他：在那次会见后不久，“歌德开始与我争吵，可是紧接着他又好言安抚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难道我们还会误解他！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是她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炼付之东流。他于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尽这些年来对她的积怨。但是，他很快又克制住自己：何必那么当真？何必要告诉她心中的想法？关键是坚持既定的策略，让她放松戒备、恢复平静，一刻也不放松对她的监视。
贝蒂娜回忆说，在他们谈话过程中，歌德以各种不同藉口，至少六次离开房间，偷偷去饮酒，她从他的呼气中觉察到这一点。她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问他为什么偷偷喝酒，他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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