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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的只在除去杨国忠，国忠死后，新的事太多，迫杨贵妃死，旨在损李隆基的尊严。因此，验尸云云，陈玄礼决不会认真。再者，陈玄礼为了将来自存，以一个军人，叛迫皇帝之后，如再认真验看贵妃遗体，亵渎之罪大矣。这方面，史书所载，亦已很明白；四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胄而拜，那是说明了他们并未去验看杨贵妃的遗体。于是乎，杨贵妃生死之谜，就由此而起——其后，又有一连串故事发生。
李隆基自蜀中返长安，为太上皇，权力已失，他欲改葬杨贵妃而不能公开进行，乃使内侍秘密进行，旧唐书杨贵妃传云：“……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命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新唐书杨贵妃传略同，但无“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之句，只言：“启瘗，故香囊犹在。”
以上两种唐书，皆根据唐实录，文字太简略了，且不提改葬事，但强调香囊仍在，这记载便引人玄想，其一：由文句引致之错觉，只剩香囊；其二：李隆基返长安之后，本身处境极劣，改葬杨贵妃为秘密进行，不见尸体，自将引出大事来，甚至会影响到李隆基的生命，于是乃为之讳。至“尸体已坏”说，乃是饰词吧？
因为，杨贵妃不曾死的传说，在当时即已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当是据传说而将杨贵妃故事神化，不会是完全受汉武帝李夫人故事所影响，李夫人故事被白居易作《长恨歌》时引用衍化，自有其可能，但必然先有传说而才会联想及之。再者，《长恨歌》中记临邛道士入海上仙山访杨贵妃，是基于：一、“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这里应已点出了杨贵妃葬处无尸体在；倘若未有民间传说，白氏应不会如此写；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碧落是天堂，黄泉即地府，人死，不入天堂，即归地府，临邛道士既能通鬼神，则“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进一步说出了杨贵妃的未死；三、“忽闻海上有仙山”以下云云，在白居易时代，中、日交往已久，且极为频繁，“海上仙山”，无疑是指日本，实是人境，并非仙山；白居易这样的写法，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在文学作品上，倘若指明人境，那就索然无味了。然而，白氏《长恨歌》用“海上仙山”，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当能明其所指。再者，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对于《长恨歌》中的传说“仙话”，作了很有力的结语：“世所不闻者，余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在此，陈鸿把历史及民间传闻分割了开来。可是，民间传说，有时却比较历史更吸引人和令人愿意相信。
于是，杨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说，便流传开来。不但在中国如此，在日本国，杨贵妃逃出中国，卒于日本之说亦甚。而且，在近年间，杨贵妃故事又泛起来。
先说日本的近事：一九六三年，一位日本少女出现于电视，自称是中国杨贵妃的后裔，而且还展视古代文件作佐证。
此一事件曾引起小小的轰动，竹内好主编的日文杂志《中国》，并详记其事。我在那时也曾为此而赴日搜找一些材料。
在日本，有关杨贵妃死于日本的材料，的确有一些，伪真自然无法鉴定（说老实话，伪的多）。但存在久远则是事实。
其所谓遗迹而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杨贵妃在日本有两个坟墓，一在荻町的长寿寺，又一在久津。两墓皆为石塔，但形状不同，我没有亲至墓地察看，所见到的只是杨贵妃二墓的照片。
此外，又有杨贵妃的像（不知是玉是铜），亦传有二，一在山口的荻町长寿寺，据说是杨贵妃死后，日本人所琢；一在京都，为唐使送往，而两像至今尚存。我到京都几处，俱未曾见到“真迹”，人们指一尊佛像谓为即杨贵妃像，其地似在三十三间附近，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或为导游者任意指点而敷衍。
虽然如此，杨贵妃二墓及二像，又都有典籍记载。我看到好几种有关杨贵妃的文字记载，是古之好事者虚构，或是传奇小说类，亦无由辨别，也不欲认真去辨别。各种文件记载不同，一说杨贵妃东渡，侍女从口，大多死去，杨本人抵日后不久亦死；另一说，杨贵妃受到日本礼遇，还有一些繁茂的故事留下。亦有说杨贵妃到了日本之后，仍有信息托遣唐使带入中原与李隆基……
凡此，如认真去作史料看，那应是无稽的，但是，作为传奇故事看，却有其意趣。
再者，由于上述种种，我们应该从“故事”的角度去推测：杨贵妃是否不死于马嵬坡？是否能东渡日本？
从史书的缝隙中找线索，这两者都有可能——故事性的可能，不是历史的考据。
首先，杨贵妃不死于马嵬的可能性很大。
综合旧、新两唐书及实录与通鉴等记载，马嵬之变的经过如下：第一阶段：唐天宝十五载六月辛卯（初九），安禄山部众攻陷潼关。
——按：唐天宝十五载七月，李亨夺权，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因此，天宝十五载又称至德元载。
潼关失守，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城防御使、兵吏皆逃散，是夜，长安城即因“平安火”不至而知事态严重——“平安火”是唐代一种通讯方法，每三十里设戍所，每日暮，放烟一炸，报告平安，下戍所见前戍所举烟，便随之而举，如此，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讯息即可传数十里。
六月初十日，皇帝知大事不妙，上朝之前，密召宰相杨国忠议事，决定出奔。继而上朝，百官惶惶，对时事皆无所指陈，在紧张中的朝会，毫无结果而散。
此日，宫中已秘密从事出奔的准备。
六月十一日，宫中在准备出奔中观望，而朝中则已大乱，杨贵妃的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与皇帝相见，商量出奔巴蜀之事。由于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因而杨国忠力主赴蜀。是日下午，市中已乱，有人逃难。
次日（六月十二），不敢在朝中宣布出奔之事，反而扬言御亲征，自然，官员对此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哥舒翰在潼关的大军二十万人已崩溃，长安及近郊已无可战之兵，皇帝不可能亲征也。
其次，皇帝发表了人事命令，以京兆尹（以现在官名，即长安市长）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并命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赴镇，令本道预备接待皇帝西奔。
——在此，尚有一项不同的记载，旧、新唐书及实录等皆言奔蜀出于杨国忠之谋。但《幸蜀记》文则称：杨国忠力主坚守都城勿逃，宰臣韦见素主逃亡，与之力争。并且争执甚烈，韦见素还说出杨国忠通敌，所以不愿皇帝走云云。最后，皇帝接纳韦见素的意见逃蜀。（杨国忠通敌之说，绝对无稽，因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号召，杨国忠绝无通敌可能。《幸蜀记》此说，应不可靠。）
十二日傍晚前，皇帝自南内（兴庆宫）移居北内——唐皇宫以太极宫（最旧），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为主要宫城；大典、大朝皆在大明宫宫城），北内，在地方上应是玄武门西内苑禁区；不过，唐玄宗在位的中后一段时期，以兴庆宫为起居，大明宫在兴庆宫之北，因此，移居北内，也可能是入居大明宫，因为兴庆宫独立孤处在市区中间，安全防卫不及其它宫城，所以移居，是为了安全。
移居后，皇帝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调双禁军，厚赐钱帛，并选了九百匹马。
——这些事，都是在宫城内秘密进行的。
六月十三日（乙未）黎明前，大唐天子与东宫城之内的皇子皇孙、部分嫔妃以及杨贵妃与其姊妹、亲近宦臣、宫人，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悄悄出延秋门而逃。
——按：长安城九门，东三门曰：通化、春明、延兴；南三门曰：启夏、明德、安化；西三门曰：开远、金光、延平。
其北为皇城，越皇城而北向为宫城。皇城东南西共七门，北面通宫城三门，宫城北通西苑、禁苑，为定武门、重玄门，定武门即前时之玄武门。延秋门之名不见于吕大防长安城图，永乐大典及程大昌宫城图亦阙其名，仅李好文《唐三苑图》志之，延秋门实在是唐宫城之外，并在西内苑之外，为西北宫外禁区的外苑城门，其地为汉时古宫城所在，亦即汉未央宫之西城，此西边墙城，自北而南，有三门，曰：雍门、直城门、延秋门。
皇帝一行人黎明时从延秋门禁区逃出，则前夕之移居北内，当是住玄武门禁军中，非如前人所谓住大明宫也。
我特别指明逃走的地方，是为着这次逃亡是极秘密的，也不道德的。皇帝逃跑，连住在宫城以外的皇族诸王及皇族百官，皆不通知。
皇帝在黎明时逃走了，皇城中人当时亦未知，是日，官员们依然入朝，等到宫城开启，内宫宫人逃奔而出，始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于是，城中大乱，诸皇族中人及百官士民四出逃窜；流氓宵小，出动偷窃抢劫。长安城于一日之间，陷于空前大乱中。而此时，安禄山部，尚在潼关，距长安有数百里之遥也。
至于逃亡的皇帝一群，派内侍监宦官王洛卿先行至咸阳望贤宫准备午饭。结果，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私自逃走了，皇帝出奔，走了四十里至咸阳望贤宫，已日中，大家都没有饭吃。杨国忠去买了一些胡麻制的蒸饼供皇帝充饥，未曾逃走的民众，以粗饭、麦豆献给这一行逃难者。皇子皇孙皆以手掬之而吃——逃亡才走了四十里，狼狈相立刻显露了，此去多艰，可以由此而想见。——这顿午饭，先是狼狈，后来，还是由随行的御膳造了饭菜，供应逃亡者群。
下午，未时集中，再出发西奔，夜将半，一行人才到金城。（按：金城距长安八十五里，属京兆府，本名始平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因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唐皇室人员送行至此而别，唐帝乃易始平为金城县。）
金城县令已经逃走，县中百姓已大多亡匿，兵士们就破空了的民居住食，皇家诸人，胡乱宿于驿中，内侍监袁思艺看情形不妙，带了几名亲信先逃了。
这情形，比在咸阳时更加狼狈。
当夜（或次日清晨）监军潼关的王思礼，自间道逃抵金城，报告守潼关大将哥舒翰被俘事。
六月十四日（丙申）大唐皇帝的逃亡者群抵达兴平县境的马嵬驿。
兵变和政变，就在马嵬驿发生。
在此，先说明一下马嵬的地形，驿栅城在马嵬坡西，其东侧有佛堂，可能附于驿亭，皇帝则止歇于驿亭。杨国忠一行，可能在后，与一批逃出的外交人员和朝官在一起，那时，因食物缺乏，吐蕃的外交人员二十余人，找到杨国忠等，要求食物。陈玄礼属下的四军，此时当已与在后路的太子李亨有所勾结，于是，借此机会制造兵变，他们说：杨国忠和吐蕃外交人员在一起是谋反，立刻发动，杨国忠当亦有家甲，急奔赴驿栅城，至西门，被叛兵追上杀害，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亦被杀——他们二人的死址，当在马嵬驿亭以东。国忠死处则驿亭及佛堂之西。以上三处的距离，无法准确考据，大约，驿栅亭与佛堂驿亭之间的距离，应在一至二里之间。
杨国忠被杀时，皇帝但知外面喧闹而不明发生何事，应可想及距离不会很近。
于是，才有上面写过的赐杨贵妃死之事发生。
杨妃死后，四军暂安，皇帝大约立刻离开了驿亭而西行向栅城。
那时，在后队的太子李亨——尚未入马嵬境内。马嵬事变之后，皇帝等待太子久不至，使人问讯，得知了太子有异志，不肯随行入蜀了。结果，皇帝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予太子（实际，这些军马，早已在太子控制中了。）但一些结果并不是立刻决定的，其间，有会商，太子李亨派儿子广平王李俶为代表，而皇帝，则派皇子李瑁（寿王，杨贵妃的前夫）及高力士为代表，与太子谈判。高力士与李瑁，便往返于马嵬栅城与后军之间。
那是在一天中发生的事故，而且，时间应只在下午。这可从路程算出。
兴平县属京兆府，据元和郡县志：“兴平县东至府九十里。”又载：“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据此，马嵬距长安一百一十三里。距金城为二十八里。唐皇帝一行夜半始至金城，第一日行八十五里，大家困惫不堪，第二日的启程时间，当不可能太早。故大队抵马嵬，当在午刻，盖准备在马嵬城午饭者，兵变发生的另一促成，当与午饭无着落有关，各有关史料皆言将士既疲且饿。而最值得注意者，当是吐蕃使者群以无食而找杨国忠。则马嵬之变的时间，可以断定发生于六月四日午时，再深入一些，时间应在午正以后，至午正或更晚些而午餐尚无着落，外交人员才会找宰相诉说。
从杨国忠逃而被追杀，进而戮毁肢体，悬首驿门，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即令同时被杀，但御史大夫魏方进则于杨国忠被杀后出而呵责兵士时被杀；之后，又有韦见素出，被叛兵打伤头部。
在以上的事件之后，才轮到皇帝闻讯，以及由高力士问明情由，陈玄礼要求并杀杨贵妃，李隆基不应，往复几次，不得已而下令赐死。如此，杨贵妃死后四军罢乱，计时当近未末矣。
之后，皇帝待太子不至及不得已而任命太子，由太子别行，寿王李瑁与高力士往返，当在申时。
杨贵妃被缢死，执行者是内侍，在逃亡中，大约不可能找到缢杀人的专家，而缢死一个人，通常并不是一缢即死的。
内侍们对杨贵妃或手下稍留，或有意，或意外，皆可能缢至气绝而未毙命。四军以皇命赐死，再或见缢，又或得知执行者报，以杨贵妃死而解围罢乱，皇帝不忍看是余事，现实的情势则迫他非离开贵妃死处不可，如此，皇帝与从府及军士走后，贵妃复苏，就只有随侍奉命料理殡葬的内侍、宫女群知了。
杨贵妃待人仁厚，宫中侍从，对她有深厚的感情，遇到这样的事，设法救援，应是情理之常。再者，往返途中的寿王李瑁，杨玉环本为至爱，他妻子被父皇所夺，遇此，岂有不稍加援手之理？高力士与贵妃的关系，自更不必说。因此，杨贵妃倘若未死，代为掩饰及协助她另路脱身的人是有的，而且是极可靠的。
这是杨贵妃可能不死逃向别处的一些情理上的推测。
其次，是杨贵妃赴日本的问题了。
当时，在长安有不少外国使臣，日本国遣唐使唐玄宗朝最盛，人数多，除外交官外，学生、僧侣、商人更众（见日本人本宫太彦著：中日交通史）。李隆基逃亡出都之后，那些外国使臣也随之西奔，走在前面的，如吐蕃使、日本遣唐使等，当亦在西奔之路，但可能和李隆基不同路，又或在后面得知前途兵变而取间道行。这有佐证可资参考。
从长安逃出来时，皇帝一行怕道路阻塞，先秘密走，但皇帝逃出延秋门后，在外面的皇族及百官立刻晓得了，其中，有若干特权人物，应该早就有知，或早已准备，因此，在当天黎明之后，大约较皇帝出奔迟半个至一二个时辰间，其余的显达，也次第逃亡了。
西奔的大路是在渭水之北，自宫城北禁苑西门出，通过渭水上的便桥至咸阳，沿大路向兴平、武功、扶风而进。至兴平马嵬驿时兵变，道路自然受阻。在后面的人，不少另行觅路奔亡，其中一支人再渡渭水，沿渭水南岸小路而进，如杨国忠妻子裴柔和她的儿子一（或二）及虢国夫人，皆走别道，逃至陈仓始被杀害。
据当时的各种史料综合报道：马嵬事变时，除循渭北路走的人之外，其渡渭而南行者，可以分为：渡水至终南，再分路，向西行赴盩厔，向郿、斜谷关——这是继续西行的。次为至终南后，入秦岭山区，转向南行折东西出武关。那是赴湖北的路。
杨贵妃走哪一条路呢？可能渡渭，至盩厔，再折南入山——她先到盩厔，预备入蜀。大约发现入蜀危险（李隆基已丧失权力，因而无目的地折向南行。），走湖北，也是可能的。
她在道路中当然会得到一些消息，她可能选择的亡匿之地应为两湖与江淮地区。
自同一方向而南行东行的逃难者群，在路上相遇的可能不会太少——杨国忠的妻及子与虢国夫人母子，在陈仓被杀，官史对杨国忠的本系子孙的记载，在理论上都有交待，但是，在实际上却太欠详细了。
杨国忠有四个儿子，依长幼为：杨暄、杨朏、杨晓、杨晞。官文书记录：杨暄与父同死于马嵬；杨朏陷贼被杀，杨晓逃至汉中被杀，杨晞随母死难于陈仓。
其中，杨暄、杨晞二人之死，殆无疑问，杨朏婚皇室，妻为万春公主，位鸿胪卿（等于外交部长），陷贼而死之说，颇难成立。杨氏一系对皇室西奔的消息，得知自然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