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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他们又否认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否认某种他们不可能公开予以赞扬的事实。
使他们作出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很难推测的。它似乎是个人的情感倾向。有的人反对性欲，有的人不同意无意识，而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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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精神分析的建造尚未完成，但是它甚至在今天就已显示出某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该学说各部分的联系是不会被任何加入者的任性所破坏的。而这些折衷主义者却似乎无视这一点。我感到这些半拉的或四分之一的拥护者，在拒绝我们学说的其余部分时，从未对它们进行过考察。
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流学者。
诚然，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主要用在他们所精通的其他事情方面，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原谅他们。
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是最好应该悬置他们的判断于一旁而不要明确表态吗？我曾经成功地使这样一位要人的看法迅速发生了变化。
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批评家，他遵循时代的精神潮流，具有仁慈的谅解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
在他八十高龄时我认识了他，他的谈话仍然富有魅力。
你们很容易猜到我说的是谁①。是他而不是我提起了精神分析的话题。
①指乔治。勃兰戴斯（ＧｅｏｒｇＢｒａｎｄｅｓ），著名的丹麦学者（１８４２—１９２７）。弗洛伊德一直很钦佩他。１９００年３月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之后便按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一本《释梦》送到勃兰戴斯下榻的旅馆，但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反应。参见弗利斯（Ｆｌｉｅｓ）信件１３１（弗洛伊德，１９５０ａ）。琼斯（Ｊｏｎｅｓ）在他写的传纪第三卷（１９５７，第１２０页）中，提到了两人的会见（发生于１９２５年）。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给一个侄子的信（信件２２９，弗洛伊德，１９６０ａ）中，再次描写了那次会晤。——英译注。
他以非常谦逊的方式把他自己与我作了比较。
“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而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现者。
然而，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我从未对我母亲产生过性的情感。“
“你完全不必意识到那种情感，”我回答说，“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它是无意识的情感。”
“哦，你主张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呀！”他宽慰地说，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继续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和睦。我后来听说，他在垂暮之年常常很友好地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能够使用“压抑”这个对他来说挺新鲜的词汇。
B有一句常言说，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从未成功过。
但我仍然认为，要是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异议作一番回顾的话，如果我接着指出这些责难和异议犯有不公正和违反逻辑的错误的话——这些谬误很容易就能揭露出来——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示。
不过“考虑再三”后，我对自己说，那样做也许非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会显得沉闷和令人苦恼，而这恰恰是我多年来倍加小心防止的局面。所以，如果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如果我省略了对我们所谓的科学界的反对者进行评价，你们应该原谅我。
而且，这个问题毕竟几乎一直是那样一些人争论的问题，他们囿于无偏见的要求，总是漠视精神分析的经验，故对其进行评价实无必要。但是我知道，就其他情况而言，你们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掉我的。
你们会对我说：“可是，你的最后一个说法对某些人并不适用。他们并没有回避分析的经验，他们对患者作了分析，很可能也对自己作了分析；他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变成了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得出了别的观点和理论，因而与你分道扬镳，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这些脱离主义运动（ｓｅｃｅｓｉｏｎｉｓ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已经变得非常频繁。你应该对我们阐明这些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
好吧，我将尽力按你们的要求去做；不过只能简略地谈谈，因为这些运动对理解精神分析帮助甚微，远非你们所可能期望的那样。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①。它（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而且具有同等价值，人们常常把它与精神分析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作为一定历史事件的结果，它寄生于精神分析之中。
我们认为是属于这类反对派的上述决定性特点，仅仅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
甚至“个体心理学”这个名称都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已经产生了使问题复杂化的结果。我们不允许这个作为“群体心理学”（ｇｒｏｕｐｓｙAｃｈｏｌｏｇｙ）②对立面的术语的合理用法遭到破坏；况且，我们自己的活动大部分并主要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批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因为在我的介绍
①阿德勒（ＡｌｆｒｅｄＡｄｌｅｒ，１８７０—１９３７），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之一。 曾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后因见解分歧与弗洛伊德分裂，另创立了个人心理学派。“自卑感”和“优越感”是该学派的基本概念；个人心理学派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强调社会因素。——中译注。
②心理学分支之一。 以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团体或群众的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中译注。
性讲演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这个内容。
而且我已经作过一次这种尝试，并且尚未感到需要对当时所说的话作任何改动①，不过，我将告诉你们一件前分析时期的小事，以说明阿德勒的观点给予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②是我诞生的地方，三岁时我离开了那里。小镇附近有一所简朴的疗养院，它很漂亮地坐落在树林中。我当学生时假期里总要去那里好几次。
大约二十年后，因为一位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访问那个地方。
疗养院里有一个医生护理我的亲戚。我在和这个医生聊天时问起他与当地农民——我想是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这些农民就是他在整个冬天里的全部护理对象。他告诉我他的医疗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在门诊时间里，病人们进入他的房间站成一排。他们依次走上前来，描述自己的病情：背疼或肚子疼，或者腿很累，等等。然后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在满意地发现症结所在之后，就说出某种诊断；他对每个病人作出的诊断都是相同的。
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诊断，其含义近乎于说“中了魔法”。
我吃惊地问他，这些农民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是否表示了异议。
“哦，没有！”
他回答说，“他们对此非常高兴；那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他们每个人回到队列中自己的位置上后，就用神色
①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观点的主要批评是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１９１４Ｄ）一书中提出的。令人吃惊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荣格的背叛，仅仅在后面第２４０页上有寥寥几句不明确的暗示；而且他显然希望读者把阿德勒的观点放在首位。这种情况符合他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中的某些评论，他说：“在这两种正在讨论的运动中，阿德勒的无疑更为重要。”——英译注。
②该镇原名弗赖堡，后更名为普莱波。——英译注。
和手势向其他人表示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
我当时几乎想到这种情况所具有的性质；阿德勒心理学的性质正与此相类似。
阿德勒学派的“个人心理学”宣称，无论一个人患的是同性恋还是尸体迷恋症（ｎｅｃｒｏｐｈｉｌｉｃ），是焦虑性歇斯底里（ｈｙｓAｔｅｒｉｃｓｕ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ｎｘｉｅｔｙ）还是隔绝于社会的强迫观念性神经病或胡言乱语症（ｒａｖｉｎｇｌｕｎａｔｉｃ），其动机都是希望表现自己，补偿自己的缺陷，保持“领先”或从女性方式转向男性方式。
记得在年轻的学生时代，当人们在门诊部里向我们介绍歇斯底里的病例时，我曾经听到了非常相似的内容。
人们告诉我们，歇斯底里患者做出各种症状，为的是使他们自己显得有趣，从而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陈旧的说法竟然沿续至今。但是，甚至在当时，这种不完善的心理学解释也未能解开歇斯底里之谜；有些问题尚未被阐明，例如，这种患者为什么不采用其他方式去达到目的呢？
当然，“个人心理学”的理论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颗粒般的真理却被当成了该理论的整体。
例如，自我保存本能企图利用每一种情况；自我甚至试图把疾病也转变成对它有利的条件。
这种情况在精神分析中被称为“次要的来自疾病的益处”①。然而，性受虐狂、受折磨的无意识需要和神经病的自我伤害（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等事实，却似乎证实了人类存在着各种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这一假定。当我们考虑
①参见《引论》第二十四讲。——英译注。
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理论结构基础的上述日常真理的有效性，不采用较难把握的新概念，并对无意识毫无所知；如果它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问题，仅限于去发现可以使人们生活变得轻松的技能，那么这个理论就一定会博得大多数人的青睐。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不需要多于一个以上关于原因的解释；他们并不感谢科学所作的深入研究，他们只想要简单的解答，并希望知道问题都已解决。当我们考虑到个人心理学是多么出色地满足了上述愿望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华伦斯泰（Ｗａｌｅｎ—ｓｔｅｉｎ）①的一段话：
如果这个观点不是聪明得如此令人讨厌，我就会认为它真是愚蠢之至。
专家们毫不留情地抨击精神分析，而对个人心理学的批评一般说来却是温和灵活的。
当然，美国也有一个备受尊敬的神经病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Ｅｎｏｕｇｈ）的文章以反对阿德勒，其中对个人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深表厌恶。但是，如果说别人对个人心理学更为友好的话，那显然是与他们同精神分析的对抗大有关系的。
至于其他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去的流派，我就无
①华伦斯泰（１５８３—１６３４），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注。
需详述了。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亦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你们只需考虑到：有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他们使得精神分析难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致这些人不能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只需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同格言所正确主张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
当观点的分歧超出某种关节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后沿着我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而当理论上的分歧包含了某种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假定某个分析者①不重视患者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是仅仅从他当前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去寻找神经病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将忽视对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将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势必凭借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种特殊的生活目标，来弥补缺少患者童年期种种经历这种遗漏。
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②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
①这里暗指荣格（ＣａｒｌＧｕｓｌａｖＪｕｎｇ，１８７５—１９６１，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
②此处指兰克。——英译注。
之一，以此为根据使自己独立出去。例如，它们有的选择支配本能（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ｆｏｒｍａｓｔｅｒｙ），有的选择道德冲突（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有的选择母爱（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历史中的这种脱离现象，如今似乎变得比其他理论运动中的脱离更加严重，我不敢肯定我会同意你们。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于理论观点和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时期容忍的。可是人们却喜欢谴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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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邪恶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就是我们与那些见解不同者断绝了关系。
除此之处，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脱离者的事。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境况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他们自脱离了我们之后，通常也就摆脱了一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它可能是婴儿性欲的臭名声，也可能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在周围人看来，他们还是值得尊重的。至于我们，则仍然被世人所鄙视，仍然背负着上述重担。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把他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①。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难道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这将使我们防止自满的危险，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确实是像他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宽宏大量’的，我们固然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那
①这个例外可能是指斯特凯尔（Ｓｔｅｋｅｌ）。——英译注。
没有关系。
你们很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是正确的。
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正确呢？
请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不仅与你们对抗，而且也阐述你们的观点。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你们所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吗？“
也许在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完全滥用之后，上述说法将显然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但在目前，我们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仅限于提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并甘冒犯错误的危险。
因为错误是不可能防止的。
我们拒绝与我们相矛盾的见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
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运用它，以改变我们的观点。
B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之一，就是指导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我们把这一学说付诸实践而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
其他各种具有客观性质的运用，则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我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为了理解人类心灵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次值得注意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领域中，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的道路①。长期以来，这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然而后来我们却发现，在病理学过程与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各
①指勃洛伊尔（Ｂｒｅｕｅｒ）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见《引论》第十八讲。——英译注。
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这样，精神分析就变成了深层心理学。
加之没有心理学的合作，人类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就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就主动地把精神分析运用于广阔的知识领域，特别是心灵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其他学说进行交流。然而，这些任务不幸遇到了各种植根于同一环境中的障碍，它们甚至迄今亦未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