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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
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
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
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
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
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①。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
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
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
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
不过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
从根本上说，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ｐｓｙｃｈｏｓｅｓ）的，但精神病与神经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关系密切，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
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在儿童的场合，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
在成人的场合，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
当然，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
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在某些场合，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某些变化看来已
①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几个月以后，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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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定形，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
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
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
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
就精神病而言，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很难动摇上述关系和成分。的确，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关于荷尔蒙①（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作用的知识，可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些疾病的数量因素的武器。
不过现在距离那一天还很远。
我知道，这一切问题中难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这样一种永恒的刺激。
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们在失败时无疑闹不清是应该责备病症的奇特呢，还是应该归咎于自己没有控制好治疗过程。但是，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辉煌。
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种情况指神经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法治疗的适用领域是各种移情神经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如恐惧症、歇斯底里、强迫观念
①荷尔蒙（ｈｏｒｍｏｎｅ），即激素，亦称“内分泌”。人和动物的内分泌腺器官直接分泌到血液中去的有特殊效应的物质。
各种激素的协调作用对维持身体健康是必要的。——中译注。
性神经病，此外还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了上述疾病的性格异常。
而别的一些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症状，则或多或少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小心地排除这类患者，从而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审慎将导致分析法统计资料工作的重大改进。不过这样做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我们的论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作出的。这些诊断颇像我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试验①。这个国王宣称他掌握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要鉴别的女人放在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其肉汤，这样他就能够说：“那个人是女巫”或“不，那个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况与此相同，不过我们却是受害者。
我们只有在用分析法考察了来求医的患者（包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来接受训练的考生）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才能对患者作出诊断。
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乎。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的精神失调，对此是不能孤立地作出诊断的。
可是经过试验之后，结果却很可能是患者不适于作分析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试是考生，我们就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就再试验一段时期，希望能够发现有利的因素。
患者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数额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写关于分析法的著作来进行报复。
到头来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谨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担心这些详细的讨论快要让你们感到乏味了。
不过，如
①这段轶事的出处已无法找到。弗洛伊德曾在一篇谈手淫的文章中利用过它。——英译注。
果你们认为我是要你们低估关于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我将不胜遗憾。看来这个问题的开头我确实没有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疗法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现在转向另一方面。
人们责备分析疗法用时过长。
应该说，精神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很慢的。
如果治疗变化迅速地突然地出现了，那倒反而是一个坏兆头。确实，对某种相当严重的神经病的治疗，很可能要延续数年之久。可是，如果治疗成功的话，我们则应考虑到，这种疾病若不治疗，延续时间则要更长。
每治疗一年，也许就缩短了十年患病期。换句话说，如果不作治疗，这种病是根本不会自行消除的。对于某些患者。我们有理由在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这时生命已经对新积淀起来的致病因素形成了新的病理反应；但是在同一时期，病人的自我感觉还是正常的。第一次分析事实上并没有发现病人的所有病理倾向，而当治疗取得成功时，停止分析当然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些病情非常严重的人，他们终生都要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接受分析治疗。
否则的话，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我们应当感到高兴的是，通过逐渐的反复的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
对性格失调的分析也需要长时期的疗程，但它常常是成功的。你们知道有其他什么疗法能够胜任这种任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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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这些疗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与狼疮的例子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应于疾病的特点时，这种疗法才可望成功①。
B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精神分析肇始于一种治疗方法。但是，我想使你们产生兴趣的却并不是治疗方法，而是精神分析所阐明的真理；尤其是在与人类有关的方面，即人类自身的本性方面为我们所提供的知识；是它所揭示的人类各种极其不同的活动之间的联系。
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无疑是最有效的一种。可以说，如果精神分析没有治疗价值，如果它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①请见弗洛伊德很晚写的一篇文章《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１９３７ｃ），该文充分论述了精神分析疗法的各种局限性。——英译注。
第三十五讲 宇宙观问题①
上次见面时，我们谈的是琐碎的日常事物，好比整理我们自己的简朴住宅一样。这次我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地跃进一步，回答以下这个别人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是否导致一种特殊的宇宙观？如果导致，又是哪一种宇宙观呢？
“Ｗｅｌｔｎｓｃｈａｕｎｇ（宇宙观）”是一个特殊的德国人的概念，把它翻译成外文恐怕会有种种困难。
如果我尝试给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们看来一定是很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一种理智的构造物，它以某种凌驾一切的假定为基础，统一地解决我们生存中的所有问题。所以，它没有留下任何未作解答的问题；在它之中，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都获得了自己的确定位置。
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信奉它，人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感到安全，就能够知道努力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怎样才能更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情感和利益。
①Ｗｅｌｔｎｓｃｈａｕｎｇ这个词可译作“宇宙观”，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在下面第二段中解释了它的含义。由于这个词在本讲演中出现了三十多次，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留它的德文形式；好在我们的语言也差不多已采用了这个德文词（为便于阅读，中译本均将该词译作“宇宙观”——中译注）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第１１章结尾的一段中，弗洛伊德已经探讨了本讲演的主题。——英译注。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精神分析的回答就不难作出。
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一种心理学的分支——深层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构造一种它自己的宇宙观是完全不适宜的。它应该接受科学的宇宙观。而科学的宇宙观很明显不符合我们的上述定义。
诚然，它也表现为对世界的一种统一的解释，然而它的解释仅仅是一个纲要，其完善要留待于将来。此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能认识到的东西，并严格拒绝某些异己成分。它主张，除了对受到仔细检查的观察资料所作的理智研究——换句话说，即我们称之为调查研究的东西——之外，关于宇宙的知识没有任何别的来源；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神的启示、直觉或本能的预知（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这种观点好像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才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
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却出现了一种傲慢的反对意见，它认为这种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同样令人不满；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灵的需要。
这种反对意见必须予以猛烈抨击。它显然毫无根据。因为像任何非人类物一样，人类理智和心灵同样也是科学加以研究的对象。
精神分析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它不可能被指责为在宇宙图景中忽视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扩大了心灵研究的领域。附带说一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理学，科学就会是很不完整的。
然而，即便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功能和情感功能的探究包括在科学中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的观点总体上仍然未变，不会出现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
直觉和本能的预知即便有的话，也不会是知识的源泉；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Ｗｉｓｈｆｕｌｉｍｐｕｌｓｅｓ）的满足。
此外，我们不难看到，对某种宇宙观的需要，仅仅依赖于情感。
科学注意到人类心灵制造了这些需要，并愿意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是，认为这些需要具有合理性则毫无根据。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告诫，从而小心地把每一种幻想和类似的情感需要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轻蔑地抛弃这些愿望，或者贬低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我们很愿意探讨这些愿望是如何满足的；在艺术作品中，在宗教和哲学的体系中，人们已经为他们自己创造了这些满足。
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如果允许这些愿望进入知识领域，那将是不合理的，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个体的或群体的神经病的道路，将会把人们的许多宝贵精力从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这些愿望和需要。
根据科学的观点，在宇宙观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运用批评的能力，继续作出各种否定和驳斥。有一种观点宣称，科学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则是其他领域，后者与科学至少具有同等价值；因此，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种领域：双方有相等的权利成为真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他将从自己的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念。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有人认为它极为优秀、宽容大度，摆脱了狭隘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它具有一切完全是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有害特点，而且实际上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科学的真理不可能是宽宏大量的，它不容许妥协和受到限制；它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属于它的，任何其他势力倘若企图接管它的任何部门，它都将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
B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提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我们真正视为敌人。
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幻想。除了产生一些据说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以外，艺术决不试图侵入现实领域。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
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它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没有缺陷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由于我们知识中的每一次新的进步，这种幻想都一定会破灭——从而与科学发生了冲突。它过高估价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并承认了诸如直觉这样的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就误入了歧途。
诗人在谈到哲学家时所发出的嘲弄性评论，常常显得不无道理：“他用睡帽和晨衣的破布条，把宇宙构造中的缝隙缝补了起来。”（海涅语）①然而哲学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没有直接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的最上层中，也只有少数人对哲学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却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各种情感。
众所周知，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