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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屁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
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操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操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
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操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
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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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叫你不长胡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操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淫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
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三国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
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
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阴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指鹿为马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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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肉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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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吕布
《三国志》评吕布说：“有狮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从历史的角度，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罗贯中笔下的吕布，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就不仅仅是个褒贬，也不必存在褒贬的问题了。因为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只有信与不信的两种选择。而对于文学人物，经读者的再创造，便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绝非简单的褒和贬可以概括的。每个读者眼中的文学人物，都盖有读者本人的印记。
所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以后，不大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读者自己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银幕屏幕上的编导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差距的缘故。
吕布在历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学中，在读者头脑中，却又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这也许是文学的力量吧？在所有吕布戏中，那白铠白袍的小生一出场，甚至成了后世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英武潇洒的明星。所以说，吕布是这部小说起首部分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
为什么吕布能得到读者的这份宽宥呢？
第一，他骁勇善战，几乎无人能打败他；第二，他和貂蝉，英雄美人，而且还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第三，无论如何，是他杀掉了恶贯满盈的董卓，为民除害；第四，辕门射戟，是吕布一生中的峰巅之作，救了刘备一命。包括他不杀刘备家小，包括他怜妻惜女，都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坏的一面。
加之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易上当，陈登几句话一说，主意就变了。甚至为曹操把他视作“饥则为用，饱则荡去”的鹰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国人害怕莫测高深，就比较喜欢这个单线条的吕布了。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述了他辕门射戟的过程，这是正史，而非演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毫无心术的人，也会用计的。而此计之荒诞，很带有吕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战，旷古未闻，而此儿戏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说明吕布是有把握为刘备解除厄难的。但想不到刘备在白门楼上，“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一句话，却断送了吕布的命。
按老百姓的看法，刘备就很不够意思的了。他临死前目视刘备曰：“是儿最无信者！”“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这番斥责在读者心里，便把两人的分量称出来了。
其实，从去除眼前的劲敌看，借刀杀人，提醒曹操记取丁原、董卓的教训，这句话够毒的，也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的战略目标看，让曹操养虎遗患，对刘备可能更有利些。可见这一时期的刘备，还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给吕布留一条命，将来倒霉麻烦的，必是曹而不是刘，何必劝曹杀吕呢？太短见了。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甘心居下的心态。说明刘备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与曹角力的一面。
同样，那个陈宫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捉放曹后，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便对曹操恨之入骨，毫无圆通的可能。若是能够从长计议，权且劝吕布献城，难保曹操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
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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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洽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