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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份记忆的确是已经离我远去，我已经忘掉太多事了。像现在，一边回忆一边写，就常会教我陷入一种不安的情绪。因为我担心自己也许会将最重要的记忆遗漏掉。说不定，这回忆早已在我体内的哪方阴暗的“记忆边疆”里化作春泥了呢！
但同无论如何，现在我所要写的，就是我所有的记忆了。我紧拥着这已然模糊，而且愈来愈模糊的不完整的记忆，敲骨吸髓，尽我所能地写这篇小说。为了信守对直子的承诺，除了这么做，我没有别的法子。
更早以前，在我还算年轻，记忆仍然鲜明的时候，我曾有几回试着想写直子。可是当时我却一行也写不下去。我当然明白，只要能写出冒头的一行文字，便能顺畅地将她写完，但不管怎么努力，第一行就是写不出来。一切是如此鲜明，教我不知从何为起。这就好比说，一张画得太详细的地图有时反而派不上用场一样。不过，现在我总算懂了。原来——我想——只有这些不完整的记忆、不完整的思念，才能装进小说这个不完整的容器里。而且，有关直子的记忆在我脑中愈是模糊，我便愈能了解她。我现在也想通了她叫我不要忘记她的道理了。直子当然也知道。她知道总有一天，我脑中的记忆会渐渐褪色。也因此，她非得一再叮咛不可。
“我希望你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我这个人。”
想到这儿，我就觉得非常难过。因为直子从来不曾爱过我。
第二章
很久以前，大约是二十年前，我曾在一幢学生宿舍里住过。当时我十八岁，才刚上大学而已。爸妈担心我一来在东京人生地不熟，二来又是头一次离家，所以帮我找了这个宿舍。这儿不但供应三餐，而且设备齐全，两老都觉得，即使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初出茅庐的少年，也应该能够适应才是。当然，钱也是个因素。住宿舍的花费要比一个人过活便宜得多了，因为你只要准备好棉被和台灯，其他的就都不必买了。如果可能，我自然希望一个人租个公寓，过得舒服自在一些，不过，一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金、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何况，只是找个地方栖身而已，并不需要太讲究。
这幢宿舍位在东京都内一个视野良好的高台上。占地很广，四周还围着高高的石墙。一进大门，迎面便是一棵高大的榉树耸立在那儿，树龄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底下仰头一看，天空都教绿叶给遮得无间无隙。
水泥道是绕着这棵巨树的，之后才成一直线穿过院子。院子的两侧分踞两栋三层楼高的水泥建物，平行并排。这种大型建有许多窗子，看上去总给人一种像是由公寓整修而成的监狱，或是由监狱整修而成的公寓的感觉。不过绝对不会有不洁或阴暗的印象。从敞开的窗子你可以听见收音机的声音。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窗都是乳白色，就算晒了太阳也看不出褪色的痕迹。
从水泥道上往前直走，迎面是一栋二层楼建，正是本都。一楼是餐厅和大型公共澡堂，二楼则有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也有贵宾室，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用来做啥的。本部旁边是第三栋宿舍，也是一栋三层楼建。院子很大，绿色的草皮上有台水车溜溜地转来转去，阳光在车子上闪闪发亮。而本部后面，则是一块棒球和足球兼用的场地和六个网球场。设备的确是尽善尽美。
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一个基本的疑点。它的经营者是一个以某极右派人士为中心的财团法人，而它的经营方针这自然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扭曲得相当蹊跷。你只要翻翻住宿手册和宿舍条规就能知道个大概了。“教育的基本方针在于为国家培育有用的人才”，这是宿舍的始创本意。许多财界人士表面上是出于赞同才捐出个人财产，但实际上的用意则暧昧模糊，和这社会上的其他团体没有两样。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有人说这只是单纯的避税对策，也有人说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更有人说他们是藉口盖宿舍，目的只是想把这块一等土地以类似诈欺的方式弄到手而已。还有人说，其实都错了，真正的用意要更复杂得多了。他说，经营者是打算以住宿生为班底，组成一个政经界的地下派系。不过，事实上宿舍里确实有个特权集团，专门吸收住宿生中的佼佼者为团员。详细的情形我虽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每个月都要召开好几次的研究会，经营者也参与其中。听说只要加入为团员，将来便不愁没有工作。众说纷云，我实在也无法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通点，即“反正这鬼地方是有些蹊跷的”。
尽管如此，从一九六八年春到七Ο年春的两年，我就都在这个“有些蹊跷”的宿舍度过。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在这种“蹊跷”的地方过了整整两年，我也答不上来。如果只是过过单纯的日常生活的话，管他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是伪善也好，伪恶也罢，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每天一早，庄严的升旗典礼便揭开一整天宿舍生活的序幕。当然也播放国歌。
就好比说进行曲离不开体育报导一样，国歌自然也离不开升旗典礼。升旗台就安置在院子的正中央，不管从那一栋的宿舍窗口都看得见。
主持升旗典礼的是东宿舍（我住的宿舍）的舍监。他长得高头大马，目光锐利，年纪约在六十岁左右。满头怒发混杂着几许白发，晒黑了的脖子上有道长长的伤痕。听说他是陆军中野学校出身，但不知是真是假。在他身边有个仿佛是升旗帮手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这个学生的来历。他理了个小平头，老是穿着学生制服，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住哪个房间。我从不曾在餐厅或澡堂里遇过他，是否真是学生也不知道。不过因为他总是穿着学生制服，想来大概是学生吧。否则实在也猜不出来会是什么人。和“中野学校”先生不同，他长得矮矮胖胖，肤色白皙。就是这么一对宝，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宿舍的院子里升旗。
刚搬进宿舍时，好奇起见，我常特地在六点钟起床参观这项爱国仪式。早上六点正，几乎是和收音机的报时分秒不差，这对宝便出现在院子里，“学生制服”不消说，自然是穿着学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学校”则一身运动服打扮，外加一双白色布鞋。“学生制服”提着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学校”则提着一台新力牌的手提录音机。“中野学校”将录音机放在升旗台边之后，“学生制服”便打开木箱。箱子里放着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国旗。这时，“学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将国旗递给“中野学校”，好让他为旗穿绳，然后“学生制服”便按下录音机的电源开关。
“我皇治世”（译注：日本国歌名）国旗攀着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时，国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暂且……”时，旗子已经升到顶端了。两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转睛地仰望国旗。如果这时天空晴朗，又吹着风的话，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礼和升旗典礼大致相同。只不过顺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时是让国旗冉冉下降，然后收进木箱子里。晚上不挂国旗。
为什么晚上不挂国旗？我不知道。晚上这段时间，国家还不是一样存在着，还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车、计程车的司机、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队、大楼的夜间警卫等。而这些人都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总觉得很不公平。但也许这其实并不挺严重罢！大概也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罢？会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这种人！再说，我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而已，也没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间，原则上是一、二年级学生两个人一间房，三、四年级学生则一人一间。住两个人的房间约六个榻榻米大，呈长方形，房间尽头的墙壁上镶着一面铝门窗，窗前则分别安上两组可以背向读书的书桌椅。在房门口的左手边还放了一张双层的铁床。家具看来都极简单牢固。除了书桌和床，另外还有两个柜子，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一个固定了的架子。再怎么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绝对没法说这是个诗情画意的环境。大部分的房间架子上都摆着电晶体收音机、吹风机、热水瓶、电热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面的锅子和简单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贴了些“平凡出击”里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从哪儿撕来的小电影的海报。也有人开玩笑地贴了两头猪交配的照片，不过这算是极少见的。大部分都是贴裸女或年轻女歌星、女演员的照片。而桌上的书架上则摆了一些教科书、字典、小说等。
由于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间都脏得不像话。垃圾筒底黏着些发了霉的橘子皮，被当作菸灰缸来用的空罐子，积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烟来，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来灭火，所以房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馊味。每一种餐具都脏兮兮的，到处更是都黏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地板上也尽是些泡面袋子、空啤酒瓶、盖子什么的。但就是没有人会想到要拿支扫把将这些废物扫进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风，地板上的灰尘便跟着飞扬起来，弄得房里灰蒙蒙的。而且，每个房间都飘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间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构成味道的“分子”几乎是一模一样。没别的，就是汗、体臭、还有垃圾。由于大伙儿把脏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没有人定期去晒晒棉被，棉被又吸进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闻。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没有致命的传染病发生，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和他们比起来，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像太平间一样。地板一尘不染，玻璃窗闪闪发亮，棉被一星期晒一次，铅笔好端端地收到铅笔盒里，连窗都一个月洗一次。我的室友爱干净爱到几近病态。我对其他人说：“这家伙连窗都拆下来冼。”居然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知道窗是必须经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挂上去就挂个大半辈子。“他神经病呀？”他们说道。于是，自此以后，大伙儿都管他叫“纳粹”或“突击队”。
我们的房间不贴暴露的照片，贴的是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我本来贴了张裸女，但他却说：“喂！渡边，我……我可不喜欢这玩意儿……”，然后就将它撕下，换上运河的照片。我倒也并不是非贴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没说话了。不过，到我房间来玩的人看了那张运河照片，都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答道：“『突击队』可是一边盯着，一边手淫哟！”我只是开玩笑地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伙儿全爽快地相信了。因为大伙儿实在太爽快了，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相信这是真的了呢！
而且，大伙儿对我和“突击队”住在一块儿的事，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我倒不怎么厌恶他。只要我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他倒是不怎么干涉我，我反而乐得清闲。扫地是他，晒棉被是他，倒垃圾还是他。我要是一忙起来就三天不洗澡的，等到发出臭味，他使会忠告我该洗澡了；或是忠告我该去理发、剃鼻毛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只要有一只虫出现，他就拿着杀虫剂绕着房里四处喷。这时，我便只好躲到隔壁房间的那一片混沌之中了。
“突击队”在某国立大学里攻读地理。
“我呀，正在背地……地图。”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道。
“你喜欢地图呀？”我问道。
“唔！大学毕业以后，我想进国土地理院去做地……地图。”
我深深体会出这世界上的人们果然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希望。不同的人生目标。
这还是我到东京之后第一次有所感的事情之一。在现今的社会里，对制作地图有兴趣、有热爱的人少之又少尽管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这的确教人很伤脑筋。
但是一个一说出“地图”两个字就开始口吃的人会想进国土地理院，实在有点诡异。“突击队”并不一定是一开口就会口吃的人，可是只要一说到“地图”这个字眼，便百分之百，立刻口吃了起来。
“你……你念什么？”他问道。
“戏剧。”我回答。
“戏剧？意思是演戏？”
“不！不是。是读剧本、研究戏剧。像拉席尔啦、伊友奈斯利啦、莎士比亚的。”
他表示他只听说过莎士比亚。其实连我自己也几乎可说是没听过。只是作笔记时曾写过罢了。
“你就喜欢这些？”他问道。
“谈不上特别喜欢。”我说。
这个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困惑起来，口吃便愈形严重，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很不应该。
“我什么都喜欢，”我解释道：“什么民族学呀、东洋史，我通通喜欢。只是有时会比较喜欢戏剧，如此而已。”不过，这段说明自然说服不了他。
“我还是不懂，”他确实是一副不解的表情。“我……我喜欢地……地图，所以才念地……地理，所以才专程到东京来上大学，要家人寄钱给我用。可是你又是不一样的动机……”
其实他的动机才是正确的。但我已经懒于解释了。之后，我们便将火柴棒折成两段来决定上下。结果他睡上，我睡下。
平日他总是穿着白衬衫、黑长裤，再套上一件蓝色毛衣。小平头、高个子、高颧骨。到学校上课时则穿学生制服。鞋子、书包一律全黑，看上去倒是一副十足的右派学生打扮。所以说，他对政冶是百分之百的没兴趣，尽管大伙儿给他起了个浑名叫“突击队”。他之所以老是穿同一套衣服，也是因为懒得挑衣服穿的关系。他只关心海岸线的变化啦、新铁路隧道完工等等这类的新闻事件。只要一谈起这方面的话题，他就会一面口吃、一面咿咿呀呀地谈上一、两个钟头，直到你想逃跑或打瞌睡为止。
而每天早上的“我皇治世”则是他的闹钟，只要一听见，他就起床。这么看来，那堂堂皇皇、煞有介事的升旗典礼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起床之后。他便穿上衣服，然后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一开始刷牙洗脸，总是非大半天不肯出来。教人忍不住要怀疑他会不会是把牙齿一颗颗拔下来洗。好不容易回到房里，“帮！帮！”几声扯平毛巾的皱褶，将它摊放在暖气孔上烘干，跟着又把牙刷和肥皂放回架子上，之后便扭开收音机开始做起收音机体操来。
由于我习惯熬夜读书，因此早上总得睡到八点左右。常常，他已经起床嗦嗦地开始忙，或是开始做体操，我还是好梦方酣的时候。可是，这时若是正好碰上体操中跳跃的那一节，我一定会醒过来。你非醒来不可。因为他每跳一次也确实是跳得很高就会震得我的床上下晃动、嘎嘎作响。我隐忍了三天。因为有人劝我说团体生活必须作某种程度的忍耐。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不起啦！你能不能到屋顶上去做收音机体操呀？”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在这里做会把我吵醒。”
“可是已经六点半了啊！”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知道是六点半啊！但是六点半对我来说还是睡觉的时间。没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样！”
“不行呀！到屋顶去做的话，三楼的人会说话。这房间下面是仓库，没有人会说。”
“那你到院子去做好了！在草坪上做！”
“那也不行呀！我……我的收音机不是电晶体的，没有电源就不能用，没有音乐我就不能做体操了呀！”
他的收音机确实是古董型的，而我的虽是电晶体的，但却只能接收FM的音乐，这下子可好了。
“彼此作一点让步吧！”我说。“你还是做你的体操，但跳跃那一节就省了吧！跳起来真吵死人了！这样可以了吧？”
“咦！跳跃？”他仿佛吃了一惊，又追问道：“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嘛！碰碰跳的那种呀！”
“没有啊！”
我的头开始痛了。心里是已经不想再计较了，但又觉得说出口的事不弄清楚又不行，我便真的哼起NHK电台体操节目的第一首旋律，然后在地板上“碰！碰！”地跳了起来。
“你看，就是这个呀！有没有？”
“哦！对了！是有呀！我忘……忘了。”
“所以说呀！”我坐回床上说道。“就这一节省了好吗？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省了这一节，让我好好睡觉，行吗？”
“不行！”他爽快地说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节省掉。十年来，我每天都做，只要一开做，就毫无意识地做到结束。省掉一节的话，我就完全做不起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到底还能说些什么？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把那台可恶的收音机扔到窗外去，但倘若真这么做了，势必会大大地引来一番革命。因为“突击队”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财产”的人。我一时语塞，呆呆地坐在床边。
这时，他倒笑嘻嘻地安慰起我来了。
“渡……渡边，一块儿起床做体操不就得了？”说罢，便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