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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补充几点。
1066年之前的英国统治权的变更或说混乱与中国在那之前或者同期的历史还是比较接近的。而1066年之后两国差别就比较大了,如文中所述。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常常称中国“野蛮”的原因之一,因为无论是刘邦、朱元璋之类通过战争,还是外族入侵,如元、清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残酷流血。也就是说英国人在1066年之前是和中国差不多一样“野蛮”的,但在1066年之后,人家就“文明”起来了。可以说,英国在1066年之后的国家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在1066年之后的国家一直到上个世纪依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这可能是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要发展就必须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当然,稳定不能成为万恶的借口,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种种因素的均衡。但我还是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能首先应该坚持做个改良主义者。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路易十四时代
常常看到一些意欲探讨中国为何在人类历史中落后的文章,多是从中国自身寻找原因。偶尔我也这样做,比如,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过科举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主要观点为:知识分子尽入皇家毂中,科举制实为一独木桥,从而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但是说心里话,那是我最不擅长、也不推崇的一种方式。所谓先进和落后的坐标是直接从西方横向过来的,所以能够直接“横向”比较一下最好。纵向在自身寻找原因只会最终如堕入五里雾中迷失方向,事倍功半。所以在探讨中国在历史上何以如此时,与其把精力放在中国内部,还不如放在西方的坐标上来得直接明了。
我在大学时本来是念英美文学,但发现所读文学著作最大一部分是法国作品,法国文学也确实比英国更“发达”一些,这是事实。对于法国文学的沉迷最后使我曾经有一个决定:自学法语。了解一种文学而不会这种语言,那会有很大的理解差距。有人说,语言会影响人的思维。由于法语的读音实在非同一般,在没有专业训练条件下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属于知难而退,至今遗憾。但是从那之后觉得与法国社会也不能说太陌生,并且我一般把法国看作是仅次于英国之外对我有着特别意义的西方国家。当然,另外一个应该是美国和日本了,我的二外是日语。而这几个国家恰好都是可以和中国居于相对的中西坐标地位上观察文化历史发展的国家,我很幸运在青年时代就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我喜欢芭蕾舞,而这个舞蹈最后兴盛、完善于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根据我的推测,一个崇尚文学和各种造型艺术的朝代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如,中国的盛唐就是这样。又加上看过两个版本的《铁面人》电影,富于传奇的路易十四就特别吸引我了。到书店竟然碰到一本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个我非常渴望了解的时代,同时可以欣赏一个伟大学者的文笔,真是一举两得。书柜里仅剩下两本被读者翻破的旧书,在确认了没有崭新的版本后我还是挑了一本买走。回到家就爱不释手,600页的书我愣是躺在床上一天半就给翻完了。当然,看得不仔细。我现在试着简述一下该书,但是我随意放了一些中国“坐标”进去,方便中国人做简单的对比参考。
插图《人类》217 伏尔泰像 让?安托万?乌东 大理石雕像 1781年
一
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死于1715年,在位于1643-1715年。
中国的清朝始于1644年,顺治统治到1661年结束,康熙同年上台,雍正元年始于1722年。
实际上路易十四上台和清朝开始只差一年。路易十四统治法国52年,基本覆盖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朝代。
伏尔泰生于1695年,也就是说,作者曾经做过路易十四的臣民20年。所以伏尔泰掌握的这段史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他酝酿写作的时候是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作者多次遭到被捕并且被不断地放逐和软禁。写作此书是伏尔泰反抗路易十五统治的一部分,对于自己所在的时代他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所以可能会无形中夸大了先王路易十四的某些功绩,有让路易十五反思先祖的意图。不过,大家公认伏尔泰的治史态度还是很严肃的。此书完成于伏尔泰40岁时。风华正茂的伏尔泰在这本书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现实也给了他公平的回报:“几乎每一本法国文学史都会提到这本书”。看来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历史名著。
很高兴看到伏尔泰的这一断言,因为证明了我说的艺术发达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世界史上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时代而成为后世的典范”。前三个分别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穆罕默德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最后一个是路易十四时代,并且它“可能是这四个时代中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
路易十四的功绩更是被伏尔泰称为“把他先世20代人的功绩加起来也不会超过路易十四一个人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是法国“真正光荣的永恒标志”,甚至这个有益的影响“扩展到了英国”,法国“把高雅的趣味传入德国,把科学传入俄国。它甚至使萎靡不振的意大利重新活跃起来。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而在此之前,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还把阿尔卑斯山背后的民族——法国称作野蛮民族呢。
“路易十三登位时法国还没有一艘大船,国库空空”,而到路易十四的年代,路易已经带领雄师百万称霸欧洲。要知道路易十四并不是顺利登基的,在他执政之前法国政局不稳,从小路易十四便跟随摄政的母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22岁才正式登基。当然,替他做主的不仅有他严肃的母亲,还有数个征战不止的亲王和主教兼首相,到处是阴谋和流血,还有巴黎最高法院周围一点即着的平民。总之他上台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困难重重,路易十四从来不缺少勇气,一俟摄政主教死后,大臣们惊惶失措地来问他,以后有问题找谁,他坚定地说:“找我!”插图《人类》192 太阳王的家族 让?诺克瑞特 油画 1669年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欧洲的王室婚姻
以前我知道欧洲的王室婚姻特别复杂,但是从来没有阅读这本书给我的印像这么深。彻底理清了封建时代欧洲的王室婚姻,大概对于欧洲历史也就能了如指掌了,起码是找到了读解西方封建政治的一把钥匙。
我说过,欧洲有贵族传统,当然每个国家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古代欧洲普遍比较看重贵族血统。其实普通的贵族在欧洲王室还不够规格,他们看重的是王室的贵族血
统。最开始王室之间的通婚肯定是为了各国间的和平,但后来就成为传统:王室的婚姻只在王室之间联通,一般的贵族都进不到这个圈子,除非是当政首相或者主教的亲人才有可能与王室攀亲。实际上,一般他们的高攀多会被看作冒失而被否定。比如,路易十四爱上了当时法国头号政治家马扎然的外甥女,但是皇后就当面给否定了。作为首相的马扎然之委婉小心足以说明了高攀的嫌疑,他谦卑地承认他们两家确实不相配。而路易十四只能最终与西班牙的王室结亲——据说那位年轻的王后漂亮迷人,但在《铁面人》中却是一位难看的秃子,令人不解。
不过国王通常会有许多情人,路易十四不仅有情人而且和情人生下了许多孩子,而且他们最终都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准了王室继承权,但通常他们只能娶一位妻子。
路易十四情人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曼特农夫人。她是位寡妇。在路易十四48岁时终于和52岁的曼特农夫人在教堂秘密结婚,想必那时候王后已经死了,据说王后只活了40多岁。而前面和路易十四一直生活在一起并生育过许多孩子的一位贵妇情人则饮恨终生,成为修女。
伏尔泰说:“长期以来,基督教欧洲(俄罗斯除外)可以视为一个与分为若干邦的大共和国相类似的国家。”尽管他们有一些分别,但是共同的宗教基础和一些国际公法和政治原则的相同使他们更容易走到一起。当时已经成形稳定的国家大致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德国、荷兰、瑞典、巴伐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这些国家之所以联系紧密,除了面积小、交通方便之外,就是因为有一个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这个传统特色——王室婚姻。
中国也有和亲的传统,但是通常只嫁不娶,以保持自我血统的纯净,充分显示了中华帝国惟我独尊的中心地位。欧洲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实际上由于他们认同娶进来的血统,甚至在联姻之前就考虑好之后的国家利益。最好的婚姻是可以预见到将来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继承另外一个国家的王位。比如,路易十四生前就可以根据血统和继承法来预见他的一个孙子可以将来继承荷兰、美洲和半个意大利。欧洲国际间联姻的最后结果是,几乎每个国家的王室之间都是亲戚。比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把长女嫁给了法国的路易十三,把次女嫁给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费迪南,而费迪南的儿子又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次女为媳,路易十四则娶菲利普四世的长女为妻……其实整个欧洲王室全是亲戚,最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一直都基本上是表亲一样的近亲关系。所以欧洲常常发生父亲带兵打儿女,要么就是打女婿,或者是表亲相战。中国就无法想像这样的事情出现。
从地理面积上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土基本上与欧洲大小差不多,甚至比欧洲还大些,这一现实限制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广泛联姻,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皇帝嫁出去一个女儿等于永远失去了一个亲人。或许这个特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也未可知,因为国家首脑的心态就此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我大学期间,听到外教的姑姑在瑞士,舅舅在法国,哥哥在德国,妈妈是西班牙人,而他自己又是美国人时,我大为惊诧这样一个“联合国”的形成。同时我也想到过,这样的西方家庭与所有的亲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传统中国人之间所可能形成的观念与思想差异。闭塞与开放的走向会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的地缘构成有很大的关系。
欧洲尽管长期“类似”一个国家,但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各种竞争异常激烈,竞争对于发展的催动作用很明显,无须赘言。大国对于古代中国可能有的另外一个负面是,在古代与周边国家交往相对较少的联系,国际关系和外交上的不成熟肯定也是明显的。所以从清朝开始,一旦需要国际关系修养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跟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鳖一样连连失策也就不奇怪了,这方面欧洲都发展几百甚至上千年了。
全球化不是这个口号喊出来的时候才存在,在人们意识到地球是圆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地“全球化发展”了。而善于国际关系的欧洲无疑在这一运动潜在开始的时候就跑到了世界的最前面,海道的开拓与探险精神使他们如虎添翼,经济政治的优势获得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个全球化比较保守地说在400年前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了。而中国可能是100年前才看到这些。
不过最古老的一次与中国有关的“全球化”运动可谓是近2000年前围绕丝绸之路的一些国际贸易与征战了。中国东汉的内乱导致丝绸之路的中断,尤其这是西方安息王朝(波斯)的主要财政来源,所以该王朝马上跟着垮台了,而向来与之争夺丝绸之路的罗马帝国也因之有了新的变数。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社会大变革
顺治与康熙在中国的历史中都是比较开明的圣帝,伏尔泰在这本书里也这样提到过他们。但是从现代社会结构来观察当时的社会状态给今天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现代化准备时,我们依然发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或者整个欧洲的状态即便在300年前就已经大大“优于”中国。中国积弱其实也不仅仅在清朝这一代,更不是上个世纪的短期牵连,要早得多。
中国历来封建君权大于一切。皇帝除非自己个性上的宽容愿意主动出让一部分权力,否则他就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权力像征,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手握大权。在清朝依然是这样,尤其是政局相对稳定的顺治和康熙时期,雍正是个更极端的例子。这是封建专制的一个典型表现。
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法国和欧洲是怎样的。英国这时正在经历一个社会大变革。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查理一世本来不会被杀头,但是他阴谋反攻倒算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活多少年,并且他儿子不屑于接替父亲的统治地位,所以几年后查理二世就在欧洲亲戚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英国的王位,只是这时英王权被英国国会限制得很清晰了,而这时教会更一如既往地牵制着英国统治者的一切。王室、教会、国会“三权”分立,而他们“国会”中的两党那时候已经存在。
法国也差不多,远在罗马的教会对每一个欧洲的王室都是一个牵制。教会潜在地降低了欧洲各个皇帝的权势,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约束了他们的统治不能像中国的皇帝那样无法无天。或许这批阴冷的穿黑袍的人们,以想不到的方式从另外一面有效地遏制了欧洲皇帝们本来可能有的对平民的大规模的残酷统治,所以总是在人民没有起来暴动之前,王室就被教皇以某种“规劝”扭转了局面。这只是我的猜测。事实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都可以很容易地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让另外一个王室的贵族寻求庇护以继续自己的研究或者生活,比如,笛卡儿、伏尔泰。也有某些人以战士的姿态加入敌人的队伍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历史上很多,比如,一直在西班牙跟路易十四作战的孔代就是法国亲王。这种现实可能使欧洲的国王比中国的国王更“自觉”、“自省”一些。居安思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口号。在中国就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的局面。
法国当时的枢密院具有很大的权力,而中国在明朝却取消了这一制度。巴黎最高法院更是很明显的一派不偏不倚的绅士风度,站立在国王和平民之间。国王经常会成为被告出现在法院的告示里,而国王在法院的败诉也很常见,这在中国的17世纪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还有教会的平衡力量。所以说,在欧洲即便是一个专制的皇帝,也与中国皇帝的专制级别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这个相对被动情形下的客观存在的“民主”传统在西方的17世纪已经基本确立。后来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种无本之木的突然口号,她可能是一个千年传统的渐进总结,是一种习俗,是一种习惯。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一系列文章中会继续谈到。不过我绝对排除人种差别因素在民主发展上的影响。在一定的制度下中国人也是可以“民主”的,连皇帝也可以“民主”,中国传统的极权转为集权在这里成为一个“特例”。比如,汉代曾经有过丞相制,个别皇帝就相当地尊重丞相们的意见。“丞相位尊权重,凡有所请,皇帝无不应允,丞相进见,皇帝要起坐致礼,且与之坐而论道”。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制度或者习惯时间很短。再往远里说,中国还有尧舜的禅让呢。
我觉得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潜在作用远远不是单纯精神层面所能概括的,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是东方人所不能体会和估量的。
以基督教为基础、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生发出来的宗教教派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仅在本书中提到过的就有: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派,耶稣会教士,长老会,冉森教派,胡格诺派,加尔文教派,胡斯教派等等。他们的存在既不像中国那样一旦暴乱就以取代皇帝为目的,如清朝末年的许多起义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他们有罗马教皇的统一管理,一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些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很可能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其他一些特色。比如,各种教士对于宗教的执着精神,对于探求科学真理人士的榜样和力量,对真理的认真严肃,对于世俗权力机关和皇权的一贯漠视,我想对整体社会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幅单调